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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亚洲也成为荷兰、葡萄牙进行扩张和东亚贸易的根据地。在17-18世纪“东西文明对话”的背景下，耶稣会是一个重要的桥梁，尤其以“科学”为媒介的传教，让当时世界最前沿的科学文化知识迅速传播到东亚，产生了深刻影响。 《西学东渐与东亚》是以编者川原秀城为首的东亚研究者们的近年来最新研究成果及相关论文，内容全面又硬核。全书整体围绕川原秀城的《西欧学术的东渐和中国、朝鲜、日本》为核心，讲述哲学传教的历程与西学的普及，之后按照时间线专题研究中心思想碰撞喜爱的新学术发展与创新。在学者们的不懈努力研究中，可以看到欧洲优秀的学术知识如何曲线传入亚洲的历史轨迹，而亚洲知识分子又是如何通过个人顽强的意志接纳选择进一步学习从而形成东亚新的学术世界。作者将双向作用的中西对话，称之为“对峙型的哲学范式”与“对话型的哲学范式”，去探讨挖掘对话结果下文化原理的变化转型。 在西学传入的过程中，利玛窦起到了关键作用。耶稣会因明朝的海禁政策先以澳门为前线基地，在范礼安适应主义和罗明坚合佛传教方针下，传教士逐渐认同传教对象，也就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学语言，剃发穿袈裟，直到在中国传教最成功的人——利玛窦的出现。他敏锐发现当时中国社会重视儒教而非佛教，因此选择了合儒传教、补儒易佛方针，传教目标先定位知识分子士大夫，把儒教文化礼仪哲学化习惯化，进而发行汉文著作“著书传教”，成果显著。最终嘉定会议决定利玛窦的方针——哲学传教被确定，即利玛窦规矩。 这一直接结果是徐光启、李之藻等人成功入教，大量西方科学翻译著作被接受学习，如世界地图、几何数学、天文历法等。清康熙年间也有诸多中西争论，这正是利玛窦型哲学传教在发展中双方都体现出各自思想意志或神学与儒学的思考。李之藻的《天学初函》是中国式的理学概念来分类，但以历法为例，清朝颁行西欧式历法意味着中国王朝层面正式承认西欧天文学。康熙皇帝本身就是一名物理学霸，这个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排除了对西方感情上的排斥，开始吸收东渐知识，如地圆说，浑天说等理论，达到“中西会通”。很多来源西欧科学知识成为清朝知识分子的基础书籍。 中西结合创作了新的学术世界，在中国就是清学，也就是考证学与科学。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论述了清学过程，尤其提出了清学西源说。乾嘉时期，清学偏向考证学，否定宋明理学。这一时期代表就是戴震与《四库全书》。清学考证涉及文字学与数学，严密的文献考证，西学为特征的演绎推论，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川原秀城抽丝剥茧细致入微分析了哲学传教的发展历程与中西结合的清学学术成果，同时也细描了朝鲜实学与日本兰学的创立。而这三者的相互关联影响又是一个另外可以延展的研究课题。而其他学者的专题论著都是在最新参考文献基础上的研究成果，对于戴震、历算学等方面都有详尽的论述，对于有志研究这段历史的中西文化比较的读者来说是重要的学习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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