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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的毛泽东是叛逆少年,父亲病逝未奔丧,多年后心中五味杂陈

 杰缘pbtq5ns0h9 2023-07-07 发布于辽宁

1920年1月23日,毛顺生因患急性伤寒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时年50岁。而此时儿子毛泽东却因率湖南“驱逐张敬尧”代表团赴京请愿,远在北京,无法回家奔丧。

这对性格迥异,思想观念大相径庭,曾一度争执不断的的父子,从此阴阳两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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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南的韶山冲,大多数人家都姓毛,这个大家族的历史可追溯到明朝,传到毛贻昌这一代时,生活还是一如既往的贫穷。

毛贻昌,字顺生,是毛氏家族的第十九代传人,生于1870年。

毛顺生十五岁与被人称为文七妹的文素勤完婚,但婚后头两个孩子都夭折了。

1893年12月26日,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出生,是个男孩。

夫妻二人又喜又忧,生怕这个孩子再遭厄运。于是文七妹抱着这个孩子拜了娘家附近的一座被称为“石观音”的巨石为干娘,并给孩子起了个小名叫石三伢子。

这个孩子的大名叫毛泽东,字咏芝(后改为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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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惊受怕的文七妹为了让儿子茁壮成长,便把他寄养在湘乡唐家圫的娘家,一直到八岁,毛泽东才被接回韶山冲。

在这期间,毛顺生为了还清家里的债务,曾外出当兵几年,并因此长了不少见识,而且积攒了一些钱。

退伍回乡后,勤劳、精明的毛顺生经营有道,不仅还清了债务,还陆陆续续赎回了父亲典出去的一些土地,后来,他又从事一些粮食和猪、牛的买卖生意,逐渐让家里宽裕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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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顺生17岁就开始当家主事,后来又有了当兵的经历,这也养成了他勤劳、节俭、能干而又专制、强悍、自私的性格。

相比于丈夫,文七妹的却淳朴善良、富有同情心,他继承了文家乐善好施的家风。

毛泽东自幼生活在文家,当时文家四世同堂,是一个书香门第的小康之家,有着和谐、勤劳、与人为善的良好家风。

文七妹和自幼长在文家的儿子毛泽东深受文氏家风的影响,所以在性格观念上,母子俩颇为相似。

后来毛泽东曾说过:“我家分成“两党”,一个是就是我父亲,是“执政党”,一个是“反对党”,由我、我母亲和弟弟组成……”

毛泽东在文家生活了七、八年,性格中颇受文家真诚自由、乐观和谐的环境浸染,加上他自幼聪明伶俐,有很受长辈的关爱,与表兄弟们相处得也很和谐。

他还是舅舅在家办的私塾的“旁听生”,但所受的教育可能比正式生还多,儒家一些积极上进的思想,对他的性格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文家优越的环境和优厚的待遇中,毛泽东的生活快乐无忧。

但回到韶山冲后,自己家中的生活状况与文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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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八岁时被接回韶山冲,此时家中的日子已被克勤克俭、精明能干的父亲过得越来越兴旺。

毛老爹过日子确实是一把好手。

但毛泽东回到自己家后,随着年岁的增长,对自己父亲的一些做法,或者说父亲对他的一些做法,产生了明显的分歧,甚至是相对的,这样,两人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对自己父亲的一些利己主义的举动,毛泽东更是很不以为然。

毛泽东回到家后,被父亲送进了私塾读书。毛老爹倒不是奢望儿子能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他的目的非常简单——继承家业,因为他从一场官司中明白,不读书就要遭人欺负。

原来,毛顺生曾经因为一片山林与人发生了纠纷,双方互不相让。于是占理的他便把对方告到了衙门,哪知一打起官司来,对方却是个有学问的人,能言善辩,在公堂上强词夺理,混淆是非。

毛顺生虽然早年读过几年私塾,但哪有对方的口才和文化,自己写的状子文不达意,讲理又讲不过对方,最后竟楜里糊涂地输掉了这场官司,眼睁睁地看着对方把本来属于自己的山林抢走了。

在窝火了一段时间后,毛顺生下决心,一定让儿子去读书,也做一个知书达理的人,再不能吃这种没文化的哑巴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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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没想到,让儿子读书后,毛顺生的烦心事也不少——这个有文化儿子多数的想法和自己并不一样,甚至截然相反,对此他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来管教这个“叛逆”的儿子。

“棍棒之下出孝子”,自古以来就是一句“至理名言”。

耍老子威风很正常,就是现在,有些家长可能还会在“实践”中加以运用。

任何一位家长,都会认为自己管教子女没错,但实践证明,大人不见得都对。

毛老爹的一些做法就,妻子和儿子就都表示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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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学堂的毛泽东在学知识的同时,也是一盏不省油的“灯”,他有思想,有主见,敢抗争,甭管是对父亲还是老师。

少年毛泽东在生活中同情贫弱,与人为善,甚至还颇有些侠肝义胆,这有母亲文七妹的影响,也与受他喜欢读的《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书中行侠仗义的英雄好汉所感染有关系。

上学堂时,有一段时间毛泽东见一位贫穷的孩子没有午饭吃,便把自己带的饭分一半给他。文七妹知道后,就瞒着丈夫给儿子带上两人量的饭。

一次,天突然下雨,毛泽东置自家晾晒的谷子被淋湿于不顾,而去帮一家佃户去收,这让父亲非常生气,对他大加责骂。

小小年纪的毛泽东淡然地对父亲说,:“人家家里很穷,还要交租,损失一点就不得了,我们自己家里的,湿一点关系不大”。

他还告诉父亲:“如果有必要,自己可以从今天起每顿少吃一口,来补贴家里的损失。”

一个冬天,毛泽东放学路上看见一个孩子只穿着单衣,被冻的直打哆嗦,便把身上的夹衣脱下来送给了他。母亲知道后,与他共同瞒过了父亲。

还有一次,父亲与一农户讲好价钱订了一头猪,几天后毛泽东被父亲派去赶猪时,猪价已上涨了不少。这家农户唉声叹气,连说自己运气不好,猪卖早了。毛泽东见他家里非常穷,便自作主张退掉了这桩买卖。

回到家一说,毛顺生勃然大怒,如果不是母亲护着,毛泽东的一顿皮肉之苦怕是躲不掉了。

精明的毛顺生怎么也想不明白,识文断字、聪明过人的儿子为什么会时常“犯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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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来顺受可不是毛泽东的性格。

十岁的时候,因为在学堂里看不惯老师打同学,愤愤不平的他竟与老师争吵起来。

发生这样的事,按照正常的模式,应该是毛泽东被请家长,然后回家受一顿皮肉之苦。

但毛泽东往往不按套路来,虽然当时年纪小,但反抗精神却似乎与生俱来。

他跑了。

后来,毛泽东是这样回忆的:

我的国文教员是主张严格对待学生的,他态度粗暴严厉,常常打学生。因为这个缘故,我10岁的时候就与他吵架,因为怕回家挨打,我便朝县城的方向走去,以为县城就在一个山谷里。乱跑了三天之后,终于被我家里的人找到,我这才知道我只是来回兜了几个圈子,走了那么久,离家才八里路。

可是我回到家里以后,想不到情形有点改善。我父亲比以前稍微体谅一些了,老师的态度也比较温和一些。我的抗议行动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这次“罢课”胜利了……

毛泽东13岁那年,毛顺生在家招待做生意的朋友,他让儿子出来陪侍客人,但毛泽东很反感这种生意上的场合,很不情愿。于是被父亲当着众客人的面责骂。

自尊心极强的毛泽东一气之下与父亲争吵起来,并气冲冲地摔门而去,父亲气急败坏,追出来又要打他。

毛泽东站在家门口的水塘边,声称父亲再打他就跳下塘去,毛顺生虽然恨得牙痒痒,但他也不敢过分逼儿子。

僵持中,母亲和众人劝说儿子给父亲跪下认错,但毛泽东表示,错不全在他,要跪他只能跪一条腿。

毛顺生也不想在众目睽睽之下与儿子争吵,勉强同意了这个折中的办法,这样,一场父子之争好不容易才宣告平息。

毛泽东这次“抗议”行动后,毛顺生也认识到了,儿子正逐渐长大,已有了自己的主见,凡事再不能再像小时候那样呼来喝去,动辄打骂了。

从这以后,毛顺生对儿子不那么专制了,态度也比以前好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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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老爹继续着自己的艰苦奋斗,勤俭持家朝着自己“家兴人旺”的目标努力拼搏。

毛泽东14岁时,父亲让他辍学,开始成为一个劳动力,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记账。

但他仍然如饥似渴地找到一切可以找到的书阅读,

这期间,一本名叫《盛世危言》的书,对毛泽东的影响很大。

三十年后,他是这样回忆的:

《盛世危言》激起我想要恢复学业的愿望。我也逐渐讨厌田间劳动了。不消说,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为此我们又发生了争吵,最后我从家里跑了,我到一个失业的法科学生家里,在那里读了半年书。以后我又在一位老先生那里读了更多的经书,也读了许多时论和一些新书。

架不住儿子的软硬兼施。毛泽东16岁时终于又复学了,他先后就读于韶山的两个私塾。

多年以后,毛泽东对自己父亲的过于苛刻还记忆犹新:

当我刚认识几个字时,父亲就让我开始记家里的账,还让我学珠算。他是一个严厉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帐要记,就叫我去干农活,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而且让我们吃最次的饭菜。每月十五对雇工特别开恩,给他们鸡蛋下饭,可是从来不给肉吃。对于我,既不给肉,也不给蛋。

看得出,他对父亲的一些做法很不以为然。

也是14岁这一年,父亲包办给他娶了一个18岁的妻子罗氏,但毛泽东对这个婚姻却极为抗拒。

但这一次他没有和父亲发生正面冲突,因为在当时社会,这样的婚姻很正常,毛泽东没有理由堂而皇之地抗婚,所以他只是默默的让这个婚姻名存实亡——他不和妻子住在一起。

对此,毛老爹着实束手无策,无可奈何。

两年以后,罗氏病逝了,毛顺生能做的也只能是把“毛罗氏”作为毛泽东的原配妻子写进毛氏家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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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毛泽东与母亲文素勤、弟弟毛泽民、毛泽覃

1910年,湖南爆发灾荒,韶山冲的毛氏家族也处在饥饿之中,但见利忘义的族长却将族人存在祠堂的粮食倒卖了。

17岁的毛泽东眼里揉不下沙子,他在调查清楚后,当众揭露了族长的恶行,最后迫使族长追回粮食,分给族人。这让贫困的叔伯兄弟莫不对毛泽东的义举交口称赞。

但毛顺生却对儿子的举动有些恼火,这样做算是把族长彻底得罪了,但事情已出,他只能徒呼无奈。

以前爷俩发生矛盾时,毛顺生总爱以“不孝”和“懒惰”来责骂儿子。

但随着知识的增长,毛泽东已学会了据理力争:“父慈子孝,“父慈”在先,“子孝”在后,您慈了,我自然会孝的。”

而对于“懒惰”的骂名,他则会反驳:“长者应该比后辈多做些事,等我到您这么大年龄时,力气要比您大得多,做的事情自然也就多了。”

对于儿子的“强词夺理”,毛顺生往往张口结舌,无言以对,论口舌之争,他已经讲不过儿子了。

看着渐渐长大的毛泽东,毛顺生颇为头痛,他眼中这个桀骜不驯的儿子,已不仅仅只是在家闹事了,小时候闹学堂,现在闹祠堂,得想想办法了,否则将来还不知会闹出什么大乱子来。

多年以后,毛泽东在回忆与父亲的抗争时说:“那时候我悟出了一个直观的道理:在压力下如果温顺示弱,反会遭受更多的打骂,只有用坚决反抗的办法,才能保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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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顺生决定把儿子送到湘潭一家与他有来往的米店去当学徒,开始时毛泽东也同意了,可就在去之前,他从表兄那里知道了湘乡有一座新式学堂,教学方式很先进,于是他又改变了主意,决定到新学堂去学习。

八年后,毛泽东也是在准备赴法留学即将出国时,临时改变主意,继续留在了国内探寻革命真理。

这两次临时改变主意的抉择,对毛泽东的人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当然,要去新式学堂读书,还必须要过父亲这一关。

17岁的毛泽东,这时已不是一个鲁莽的少年了,他在与父亲的抗争中,已经积累了一些“斗争”经验。

这一次,他采取“迂回”的战术,请来了舅舅等几个读书人来作“说客”。

一开始,毛顺生当然不同意毛泽东继续上学,他认为儿子现在所学的知识已经足够用于继承家业。

但毛泽东请来的“说客”很好地完成了“任务”,他们的一句“进这种新式学堂,接受先进的教育,可以增加毛泽东赚钱的本领”,触到了毛顺生的痛点。

毛老爹做出了一生中最正确、最重要的一个决定,17岁的毛泽东离开韶山进入湘乡东山小学堂。

毛泽东走后,毛顺生在账本中发现了儿子留给他的一首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在东山小学堂学习半年后,毛泽东在该校一位老师的带领下,来到长沙,顺利考入湘乡驻省中学。

从此,一代伟人走出乡关,登上了更大的舞台。

父子俩的“战争”也从此偃旗息鼓了。

在多年的抗争中,毛泽东对父亲的缺点坚决地进行了抵制和斗争,虽然还不能克服父亲薄弱的一面,但对其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他自己则得到了难得的磨砺。

毛老爹以司徒见惯的家庭教育,为儿子建立丰功伟业,做出了意想不到的贡献。

如果毛泽东一直在外婆文家长大,他的身上可能就缺欠父亲奋发进取、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也可能会少了坚强、刚毅、敢于斗争的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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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毛顺生也许是受到了儿子进步思想的影响,也许是年岁大了想得开了。到后来,他对家乡慈善、公益活动也变得热心起来,做了捐资修桥、投身家族管理事宜、参加捐谷协会帮助穷苦的本族亲戚等许多好事。

从1910年走出乡关,到1918年湖南第一师范毕业,毛顺生供养儿子又读了八年书,虽然他心中一定不会理解儿子的远大抱负,但作为父亲,他为儿子的成长也尽到了责任。

1919年母亲去世后,已走入社会的毛泽东把父亲接到了长沙住了一段时间,尽心侍奉。这时的毛顺生已不再干涉儿子的事情了,并且还给予了一定的经济资助。

他明白,儿子已走出了贫穷、闭塞的韶山冲,回家乡继承家产是不可能的事了。

他也知道,现在自己所能做的,就是在经济上对儿子作些支持。

毛顺生终于享受到了“父慈子孝”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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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毛泽东与父亲(左二)、伯父、弟弟毛泽覃

但仅仅几个月后,毛顺生在家乡因患伤寒病,没几天便离开了人世。而远在北京的毛泽东无法回乡为父亲料理丧事,这对于身为长子的他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遗憾。

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了阔别三十多年的家乡韶山冲。第二天一大早,他便来到父母的坟前拜祭。

他把陪同人员临时扎好的松枝花环轻轻放在父母的坟上,然后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嘴里念叨着:“前人辛苦,后人幸福。”

有当地领导向他请示要不要把坟修一下,毛泽东想了想说:“不要了,过去乡亲们保护了这个地方,敌人要来挖坟也没有找到,保持这个原样就行了。”

接着,他叹了口气,露出不无遗憾的神情说:“父亲去世时我正在北京,没能够赶回来,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我下次回来,还要来看望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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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毛泽东在父母坟前

毛泽东的身上集中了父亲、母亲的优点,既有父亲坚强、勇敢、奋发进取的精神,也有母亲善良、无私、扶弱济贫的品性。虽然年少时期与父亲因观念不同而抗争不断,但父母在他的心中永远是挥之不去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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