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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与你一起 6月2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出席由美国军控协会举办的主题为“在危险时刻降低核威胁”年度会议，并发表主旨演讲。他系统介绍了拜登政府的核安全政策，包括对当前全球核形势的认知、防范核武器竞争的看法、促进核军控和加强防扩散的举措，以及降低核武器使用风险的构想。沙利文在演讲开篇引用了1963年7月26日肯尼迪总统关于达成《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PTBT）的电视讲话内容，演讲结束时则再次引用那个讲话中的“希望之光”提法，试图以跨越60年历史时空的方式说明当前应对全球核形势挑战的紧迫性。 
2022年11月4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右）访问基辅期间，会见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 沙利文表示，当年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是美国采取一系列“负责任的”军控与核威慑措施的“第一步”，此后各国将战略稳定问题与其他议题分割处理，在限制核风险方面开展合作，各国领导人还选择以更大核透明度缓解紧张局势，这些日积月累的举措构成当今世界核稳定、核安全的基石，然而这一基石正在被侵蚀。 沙利文说，国际社会正处于核稳定、核安全的“拐点”——在乌克兰危机中，俄罗斯占领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暂停执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并计划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同时研发新的核能力。沙利文指责中国“扩展核力量规模”，“拒绝核透明”，“不愿讨论战略稳定”。他还说，现存核扩散挑战不但近期无解，而且可能进一步升温，特别是“朝鲜加快核武器和导弹能力发展”，伊朗“加速进行铀浓缩”，都意味着全球核稳定、核安全基石出现“裂缝”。 沙利文声称，面对错综复杂的核形势，美国计划采取“更好”而不是“更多”的办法，包括推进核力量现代化，增强核工业基础韧性，加强高超声速导弹、网络和外空等非核能力建设，以提高威慑能力。美国还将在核问题上进一步强化与同盟的政策协调合作。为了扭转核形势“拐点”，沙利文提出双边和多边方案，包括美国希望与俄罗斯、中国开展“不附加条件的军控磋商”，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开展多边军控磋商，由美国主导制订新核时代规范，等等。 
2023年6月9日，从乌克兰尼科波尔市第聂伯河畔远眺扎波罗热核电站。乌克兰危机当中，该核电站的安全问题备受关注。
拜登政府的核政策已经明晰。尽管拜登曾被“宜居世界委员会”赞美为“终生的核军控旗手”，并在竞选期间就军控问题发表过豪言壮语，但美国政府在2022年底发布的《核态势评估》报告清晰展现了美国在军控问题上“雷声大雨点小”的特点。大国关系、国际核安全形势以及地区防扩散问题的急剧变化迫使拜登政府在相关问题上继续表态，沙利文此番演讲至少传递了三重关键信息。 第一，重申延伸威慑的有效性和可信性。大国关系的急剧变化势必牵动各国核政策，而大国核政策的调整又将冲击美国盟国对延伸威慑有效性和可信性的信心。无论是东北亚地区防扩散形势的升温、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僵局，还是乌克兰危机发生后欧亚大陆涉核事态的快速变化，美国在欧洲、亚太的盟国新增了诸多焦虑、躁动乃至拥核冲动。沙利文演讲的首要任务是安抚盟国：美国目前既没必要、也无打算扩展核武库规模，比任何国家都更担忧激进调整掀起大国核军备竞赛。因此，沙利文宣称美国要推进“三位一体”核力量、指挥控制系统、核工业基础的现代化，强调美国需要加强非核力量的发展。另一方面，为缓解盟国的焦虑，美国重申将就核问题同它们加强对话磋商。总之，美国既要稳定大国核关系，又要照顾盟国关切，试图实现多种动态的战略平衡。 第二，指责中俄挑战核秩序。沙利文将核稳定、核安全面临“拐点”的原因归咎于“俄罗斯、中国的政策行为”，再次展现出美国擅长批评他国却不愿进行自我反省的顽疾。国际核形势的急剧变化是客观事实，但造成变化的原因远非沙利文的话术这般简单。冷战结束以来，导弹防御问题一直是深深嵌入美俄核关系的“倒刺”，持续困扰两国核裁军进程。多年来，美国认定处于颓势的俄罗斯难作实质性反应，无视俄方关切，持续加强反导能力研发部署。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美国又动员欧洲各国一道对俄采取严厉制裁措施，试图彻底孤立俄，这进一步催化了双方相互敌意，俄暂停《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并决定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显然是应对美欧压力之举。 沙利文对中国核政策的指手画脚更毫无道理。过去数十年来，中国始终保持战略克制，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美国在中国核力量规划问题上“猜盲盒”多年，几无准确的时候，现在又将对中国发展核力量的某些推测当成既成事实，基于某种假设指责中国，却从不反省自己。长期以来，美国不仅维持超大规模核力量，而且持续发展反导能力，“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心态更加暴露无遗。 第三，自塑“负责任大国”形象。沙利文在演讲中为化解核挑战提出的种种政策构想，在其自己看来已是最大限度的退让和克制，甚至是最“负责任的”举措了。美国还声称要引领多边领域的规则、规范制订，为新域新质的能力发展建立符合美国偏好的“护栏”。美国自塑和自命的“负责任”形象恐怕得不到多少人认可。在长期关注核问题及美国核政策的专家学者看来，美国的这些动议既没有多少新意，也没有太大意义。 
美国是全球核问题的“利益攸关方”，这在各方眼中并不存在异议。美国处于战备值班状态的核弹头数量位居全球之首，其拥有的核弹头数量超过5000枚，只有俄罗斯能与之比肩。美国向盟国提供“核保护伞”，并通过各种方式维持延伸威慑的可信性和可靠性。美国还是诸多地区性核扩散问题的重要当事方，也是国际核秩序的核心参与者。因此，美国的政策调整不可避免地会对推进全球核裁军、防扩散、核安保、防范核恐怖主义、核能民用等产生重要影响。 问题是，美国还是“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吗？这个问号似乎越划越大。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在伊朗坚持履行《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情况下单方面退出核协议并恢复对伊制裁，加快研发并加强部署反导能力，拒绝与俄就《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续约问题进行谈判，“美国优先”成为指导美国核政策的执念。拜登执政后，立即与俄达成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共识，但现在这个条约因乌克兰危机而再次岌岌可危。美国宣称要与俄谈判《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到期后的“军控框架”，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则强调沙利文的所有倡议均没有真正回应俄方关切或者考虑俄方立场，只不过是“诱使俄按照美方开列的条件谈判新条约”而已，俄对“脱离政治背景探讨军控前景”的动议没有兴趣。可见，美国不愿约束自身反导能力发展，却希望与俄探讨减少核武器数量，这种在不断加强自身防御能力的同时刻意削弱对方进攻能力的霸道思维大概率要遭遇“骨感”现实。 为了推动盟国追随美国开展对华战略竞争，拜登政府在2021年与英国、澳大利亚建立三方安全联盟（AUKUS），协助澳建造核动力潜艇。有核国家向无核国家提供核技术、核材料，帮助其建造核潜艇，这是美国在防扩散问题上进行“创造性破坏”的恶例。十多年前，小布什政府曾大力推动核供应国集团“豁免”美国与印度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在当时，美国与一个拒绝加入任何裁军、军控和防扩散机制并研发出核武器的国家开展民用核能合作，不但完全背离了核供应国集团的创立初衷，而且破坏了防扩散机制的基本精神和实质。国际核秩序已经异常脆弱，AUKUS的不负责任行径使得防扩散形势更加雪上加霜。 目前看，美国为了强化延伸威慑的可靠性和可信性，可能采取如下措施：与盟国开展更频密的涉核磋商，在美国和盟国部署反导能力，将核力量部署到盟国，以及加强常规军事能力，等等。这其中任何一项举措都有极大可能扰动地区安全形势并冲击大国核关系，美国对盟国的“负责任”恰是对国际核形势的“不负责任”。 综观当前国际核形势、核秩序以及大国核关系，原有框架危在旦夕，所面临的挑战短期内难有解决办法。沙利文所谓核稳定与核安全处于“拐点”的说法虽非耸人听闻，但他提出的化解方案更多是“美国优先”的，远非一个重要“利益攸关方”的负责任之举。 （作者分别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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