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在本次推送中，于春洋教授系统性地梳理了民族国家初创、演进与全球扩展过程。民族国家的创始过程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大致可以概括为以西欧民族国家初创为主的“内生形态”，以北美洲、拉丁美洲与大洋洲为主的“衍生形态”，以及三大帝国解体、亚非民族解放运动和苏东剧变促生的“外生形态”民族国家三种模式。然而，作者也指出：“目前世界上有200余个民族国家，基于不同民族国家建构在历史前提、时代背景、民族构成、经济基础和文化传统等等方面客观存在着诸多现实差别。” 民族国家的初创、演进与全球扩展 于春洋 燕山大学文法学院教授 民族国家不会凭空产生，它是基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时代特征和现实需要而出现的特定国家形态，是人类社会国家形态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而当我们谈及民族国家，除了能够看到每个民族国家的具体创建过程带有相当程度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在某一特定时期，这一过程还会体现出较为显著的盲目性之外，我们还必须意识到，这一过程本身还是有章可循的，有其产生、发展和演进的一般规律——对于这一规律的认识、提炼和概括，会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民族国家。结合学界既有研究成果，我们主张根据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国家从初创到扩展的历时性和阶段性特征而将它区分为“内生形态”“衍生形态”与“外生形态”三种模式：把以民族国家在西欧的初创为代表的民族国家创建模式称之为“内生形态的民族国家建构”，该模式不仅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树立了可供效仿的榜样，也为民族国家的扩展提供了可以效仿的经典范式；把以欧洲移民为主要人口来源，创建于北美洲、拉丁美洲与大洋洲上的民族国家称之为“衍生形态的民族国家建构”，它们是在效仿西欧民族国家创建模式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些民族国家的创建普遍带有明显的西欧痕迹，但基于不同的自然环境、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而形成了有别于西欧的鲜明特色；把伴随三大帝国解体、亚非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和苏东剧变而形成的民族国家创建过程称之为“外生形态的民族国家建构”。比较而言，在这一阶段形成的民族国家多数为发展中国家，其民族国家的创建过程以及国内民族认同状况、民族构成情况等方面均和西欧民族国家具有很大的不同。经由三种模式，历经三个阶段，民族国家实现了自身的“全球化”，完成了民族国家的全球扩展进程。 （一）西欧内生形态民族国家的初创 可以把伴随西欧民族国家初创及其历史建构而出现的民族国家建构模式称之为“内生形态民族国家建构模式”。该模式得以形成的基本线索主要是资本主义萌芽在西欧的产生与发展，封建国王在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建立起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统一民族语言的形成及其在国内的普及，以及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普遍兴起。 1. 西欧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线索 从13世纪中叶及至15世纪下半叶，西欧民族国家得以兴起。而到了17世纪中叶，随着《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在欧洲主要国家的签订，国家主权原则得以正式确立，西欧至少在外观上初步形成了以民族国家作为分界的国际体系。在这接近四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之中，西欧社会产生了很多带有共性色彩的变化，也正是这些变化促成西欧民族国家的初创。  （1）资本主义萌芽在西欧的产生及其发展。尽管这一时期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还处在工场手工业的阶段，然而它的产生和发展却促成了封建市民等级向近代资产阶级的过渡。同时，与庄园的封建割据局面截然不同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在客观上要求形成一个国内统一市场与制度框架，这显然是一种催生国家独立与统一的力量。 （2）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得以建立。伴随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以近代资产阶级作为代表的市民阶层的出现，建构统一国内市场及保障这一市场正常运转的制度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于是封建国王们纷纷开始努力巩固自己的权力，终于，“代表民族的王权在形成中的近代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完成了国家的独立与统一”。回顾历史可以看到，13世纪中叶，葡萄牙在成功消除阿拉伯人在国内的势力之后，又在1640年前后成功脱离了西班牙的统治；1302年，随着等级君主制的确立，法国开始不断扩大王室的领地，到1453年，法国成功收复了除加莱港之外英国在国内的全部领地，及至1500年前后，统一的法兰西国家和法兰西民族基本形成；15世纪末期，西班牙在取得了收复失地运动的最后胜利之后，在封建王权的带领之下最终实现了民族的独立与国家的统一。 （3）民族共同语言的形成及其在国内的普及。作为西欧各国民族形成的重要条件，统一民族语言逐渐形成并最终取代了部族语言、方言（地方性语言）和外国语言，得以在国家范围之内普及。这一点在西欧各国的表现颇为相似，差别仅仅在于不同国家统一民族语言的确立时段是不同的。“在英国，这一变革完成于1500年；在法国，1539年的维莱尔—科特雷救令第110和111条规定从此必须用法语而不再是拉丁语来撰写各种司法文件，这就等于宣告了法语为国语。”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葡萄牙、丹麦、荷兰和西班牙等国。 （4）西欧各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广泛兴起。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在西欧建立为民族共同体的出现创造了条件，也促使了西欧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广泛兴起。在这些君主专制国家把原本分散在不同封建贵族割据领地之内的居民整合为民族共同体的进程之中，也随之形成了稳定的民族情感和共同的民族意识。例如，在摆脱西班牙统治和排除阿拉伯人在本地势力的过程之中，葡萄牙民族的民族意识获得普遍觉醒；百年战争（1337-1453）则让法兰西、英格兰这两个民族的民族意识被前所未有地激发出来。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一旦产生，就成为一种非常有效的精神力量，促使民族自身从自在状态向着自觉状态迈进，这一过程也加强了民族个体成员对自己民族身份的认同。 2. 内生形态民族国家创建的“西欧特色” （1）历史前提是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国家的存在。梳理西欧民族国家的创建历史容易发现，这些民族国家都是建立在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的基础之上。作为一种由封建王朝国家朝向民族国家过渡进程中的国家形态，在这些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内部已经孕育和萌生了很多民族国家的特征。包括“资本主义获得空前发展”“作为现代国家重要标志的国家主权原则得到确认”“基本形成了现代西方国家形态的框架”，以及“通过在全国设置各种专业官僚和公共机构，不断扩张和集中自己的权力”，等等。 （2）根本动力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在西欧民族国家创建以来的400多年时间里，作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商品经济开始出现并且逐渐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具有的强烈的渗透性和扩散性，使得自其产生以来就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分工的发展，加强了各类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的关联和相互依赖，进而在客观上要求建立统一的民族市场。为此，新兴资产阶级凭借王权的力量，实施驱除国外占领势力的影响、促进同质性民族语言文化的发展、打压地方割据势力等等一系列措施而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铺平道路，其导致的后果就是在西欧普遍确立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但是必须看到，“绝对主义国家仍然还是传统国家”，因为在这些国家里“仍然存在着此前封建秩序中的大多数要素”；在这些国家所实施的“政治统治其实只是在商品经济的发展阶段为确保封建统治及其剥削方式而形成的政治形式”而已。由此，经由资产阶级革命来颠覆绝对君主的统治、确立民族国家就成为新兴资产阶级必须要去完成的任务。 （3）思想武器是启蒙运动及其所倡导的理性主义。肇始于17世纪的启蒙运动，在此后不到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在西欧各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倡导启蒙运动的那些思想家普遍把理性看作为人的本质，用理性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并对以往一切国家形态、社会形式和传统观念都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进而，他们用人权作为武器来反对神权，揭露和批判专制君主“君权神授”的荒谬，主张建立“理性国家”。显然，启蒙运动及其所倡导的理性主义之于西欧民族国家创建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理性主义将民族的独立、生存与发展和国家的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将民族个体成员之于国家的认同建立在民族个体成员对于家庭、社区、宗教以及村落忠诚的基础之上，这就让民族对于国家的认同拥有了稳定的情感基础；另一方面，“在理性国家里，国家权威的合法性并不是建立在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上，而是来自公民的认可，来自于国家对民族意志的实现，因此这种合法性是基于对民族负责而建立起来的”。总之，“启蒙主义理性与国家之间这种密切的联系，使它为民族国家的建立提供了观念上的支持”。 （4）宗教改革运动发挥了重要影响。“宗教改革运动对近现代欧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创建。我们知道，宗教在黑暗漫长的中世纪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它既是政治信仰，也是社会伦理，并且担当着对于社会秩序进行整合的重要功能。在这一背景之下，政教合一的传统国家显然无法作为一个独立而完整的政治单位来行使自己的权力，也缺乏促成社会成员进行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整合的能力。为改变这种局面，通过宗教改革来谋求和实现国家的政治权力就成为必须完成的任务。由此我们看到，“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宗教改革运动成为一场公开的或隐蔽的、旷日持久的内战，但内战所造成的结果则各不相同”。比如，英国因其君主寻求独立主权的努力而让国家几次面对内战的威胁；法国为此爆发了接近半个世纪的战争，但在战后最终还是建成了强大的国家；德国与荷兰的宗教改革运动使得这两个国家也同样经历了数十年的战争，而且最终导致了国家的分裂；而西班牙的宗教改革运动则最终遭到了血腥而残酷的镇压。 （二）衍生形态的民族国家及其建构进程 可以将民族国家全球扩展的第二个阶段，即那些崛起于美洲和大洋洲上的以欧洲移民为主要构成人口的民族国家建构模式称之为“衍生形态民族国家建构模式”。该模式是在效仿“西欧模式”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使得这些民族国家的建构带有明显的西欧痕迹；同时，面对与西欧截然不同的自然环境、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该模式也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该模式的一般道路是：它们从宗主国那里移植和继承了相对成熟的社会文化体系，随后通过和平或战争的方式从宗主国的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进而获得了民族独立与国家主权，最终建立统一民族国家。 1. 民族国家在美洲和大洋洲的扩展 就像查尔斯·蒂利指出的那样，“一旦民族国家在欧洲和主要由欧洲人定居的世界上的部分地方占了优势，它就会为每个地方的国家形成起模板作用”。民族国家全球扩展的事实也的确如此：这种“模板作用”首先表现在“欧洲人定居的”、并且“占了优势”的北美、拉美和大洋洲——这些西欧殖民帝国的早期殖民地那里。 （1）民族国家在北美洲的建构。从英国殖民者1607年在北美洲的东海岸开拓了第一块殖民地，到大陆会议于1776年通过《独立宣言》，正式宣布北美洲13个殖民地真正脱离英国独立，美利坚民族国家的建立用了170年。可以把这一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607年到1689年。在1607年，弗吉尼亚——英属北美的第一个殖民地得以建立。此后，初建的几个英属北美殖民地基本属于自然经济状态，人口增长缓慢。但也孕育着有利于国家成长的因素：新英格兰利用自身丰富的自然资源而在毛纺织、皮革、造船等领域迅速发展起来，为后来美国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相继爆发弗吉尼亚的培根起义（1676-1677）和纽约长岛的莱斯勒起义（1689），这些起义都具有明显的反英倾向，美利坚的民族意识也因此形成。第二阶段从1689年到1763年。该阶段有两个事件预示北美殖民地由分散走向联合的可能。第一件是在1690年成立由马里兰、康涅狄格、罗得岛、马萨诸塞等州一同参与的，旨在防范法国人的“大陆联盟”；第二件是在1754年，马里兰、纽约、罗得岛、宾夕法尼亚等7个州在阿尔巴尼举行殖民地代表大会，旨在商议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倡导的增进殖民地政治联合的“阿尔巴尼联盟计划”。第三阶段从1763年到1776年。英国虽然在1763年获得“七年战争”的胜利，然而北美殖民地与英国的矛盾却在不断激化。英国在北美实施的高压政策遭到越来越多殖民地人民的反对，促使北美各殖民地人民团结起来，民族意识普遍觉醒。克里斯托弗·加兹顿（Christopher Gadsden）主张，“这个大陆不应该有人称为纽约人、新英格兰人，我们所有人都叫美利坚人（Americans）”。为化解由英国高压政策所带来的问题，北美殖民地于1774年9月召开“大陆会议”试图进行“有限反抗”，英王乔治三世将殖民地人民的这次请愿活动看成是“叛乱行为”，对北美实施更加严厉的政策。这一政策最终促使1775年4月19日北美独立战争在莱克星顿打响，而一年之后大陆议会发表《独立宣言》，这标志美利坚民族终于获得国家独立。  需要说明的是，《独立宣言》只是让美利坚具有民族国家的外部形态，其民族国家的统一是在1787年的事情。那一年，美国联邦宪法正式确认用联邦制的方式将13个州联合成统一国家，同时宣布这13个州将不再拥有主权。相比之下，加拿大的民族国家建构之路要平缓很多，但特殊历史过程和民族（族群）成份的高度异质性，也使加拿大的民族国家建构呈现非常复杂的面相。美利坚与加拿大两大民族国家的确立，标志民族国家在北美洲完成了自身的衍生。 （2）民族国家在拉丁美洲的建构。北美独立战争的胜利产生强烈示范效应，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处于拉丁美洲殖民地的人民也发起声势浩大的民族独立运动，开始民族国家建构的历程。1804年到1828年的20多年间，有19个国家相继摆脱法国、葡萄牙、西班牙等宗主国的统治，赢得了民族的独立。与北美洲相比而言，拉丁美洲的民族国家建构特点有：其一，产生以种族作为分界的社会等级制度，导致不同种族集团在经济社会地位上出现明显差异，这也使得建国后的拉美各国都面临着严重的两极分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动乱。但不同种族集团在宗教信仰、语言和文化方面是基本趋同的，这种文化上的同质性与民族意识上的同一性有助于拉美民族国家的建构，也为建国之后的拉美国家虽然历经磨难却鲜有分裂的事实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其二，出现以大庄园制作为基础的封建制度。大庄园不仅没有伴随拉美各国的独立而退出历史舞台，它还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就使得拉美各国在民族国家建构的进程之中，必须完成要在封建主义经济基础之上来建立现代民主共和政治体制的任务，这就让拉美各国不得不在民族国家建立之初就面临由两者之间的排斥所造成的动荡；其三，罗马教廷势力得到长足发展，天主教的影响渗透到拉美各国民族文化的深处。这一特点使得拉美各国的民族国家建构是在缺乏理性主义民族文化支撑的基础上，在浓郁的宗教氛围之下展开的，这一问题势必会导致拉美新建民族国家制度实践上的扭曲；其四，与北美国家不同的是，拉美各国在取得独立地位之后非但无法成为国际政治体系的平等一员，相反却要沦为西欧与北美新兴国家资源掠夺的对象和利益角逐的场所。 拉美各国民族国家建构历程步履维艰，建国之后还普遍面对着比西欧与北美更为棘手的现实困境。这种情况也在客观上造成目前的北美洲、大洋洲多是发达国家，但同样是由移民国家来构成的拉丁美洲却仍然还是由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大陆。 （3）民族国家在大洋洲的确立。与涌入北美和拉丁美洲的大量欧洲自由移民有所不同的是，最早进入澳大利亚的移民更多是被流放的犯人。只是到了19世纪中叶，这一状况才得到根本改观：其宗主国终于废除了向维多利亚和新南威尔士流放犯人的制度，自由移民的数量也首次超过了流犯的数量。而且，淘金热让澳大利亚的政治地位、人口结构、经济发展在此后的接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发生了深刻变化，黄金开采为澳大利亚带来巨额财富，也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和民族经济的发展，淘金热“促使澳大利亚从殖民地过渡为一个国家的时代”。民族国家的生产关系和物质基础已经在澳大利亚形成。最终促成澳大利亚独立和统一的因素主要有：宗主国为了确保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选择放弃了对于澳大利亚的防御责任。这就逼迫各殖民地区的政府必须要组建统一的武装来开展共同防御；工人阶级的力量在澳大利亚不断壮大，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已经构成了对各殖民地区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的威胁。因此，建立统一中央集权的国家去镇压工人阶级的反抗，就成为现实的迫切需要；19世纪下半叶，统一的国内市场在澳大利亚形成，产生了民族独立与国家统一的客观需要。在这些因素的共同影响作用下，澳大利亚迎来了民族独立与国家统一，经由全民公决做出成立统一联邦国家的决定。1901年1月1日，澳大利亚联邦宣告成立，“标志着一个由英属移民殖民地转型而来的新生民族国家的诞生”。及至1931年，《威斯敏斯特法案》（Statute of Westminster）在英国议会获得通过，澳大利亚成为英联邦成员国之一，拥有了内政外交的独立主权。由此，作为民族国家的澳大利亚终于得以正式确立。 与澳大利亚民族国家建构的经历相类似，英国王室在1907年9月26日被迫同意新西兰独立，新西兰从此成为英国的自治领。及至《威斯敏斯特法案》在英国议会的通过，新西兰以主权国家的身份成为英联邦成员国之一，获得了完全的独立。 2. 衍生形态民族国家历史建构的共性评析 （1）西欧宗主国对民族国家建构产生重要影响。回顾历史，能够清晰看到这些国家民族国家建构历程中所带有的宗主国痕迹——从政治制度到经济基础，再到宗教文化，所有这些都深深烙上宗主国的明显印记。西欧宗主国在这些移民国家的殖民统治成为这些国家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背景。一方面，宗主国为了巩固自己的殖民统治地位，在这些殖民地进行一系列的政策输出与制度建构，以此来确保攫取殖民地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稳固性。这一过程本身也让宗主国的政治制度在当地得以正式确立；另一方面，伴随宗主国大量移民的涌入，宗主国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文化传统也在美洲和大洋洲站稳脚跟，并逐渐生长为这里的主流文化。 （2）殖民统治民族的文化体系成为新生国家的文化体系。由于这些移民国家从作为殖民地时开始就是由来自英格兰、西班牙的信仰基督教的不同教派的移民以及他们的后裔来把持着当地的文化，而那些来自于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移民以及他们的后裔也很快就认可了这种文化，由此，在这些移民国家实施殖民统治的民族的文化体系也就毫不奇怪地成为了这些殖民地新产生的民族自身的文化体系。如此一来，当这些移民国家新产生的民族获得民族独立、建构民族国家时，其主流文化体系业已形成，现在需要做的只是在政治上割裂同宗主国曾经的依附关系就可以了。这一特点无论是在美国和加拿大，还是在拉丁美洲，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有非常明显的表现。 （3）这些移民国家的建构之路基本一致。先从宗主国那里移植和继承了相对成熟完善的社会文化体系，随后通过和平或者战争的方式从自己宗主国的殖民统治之下解放出来，获得了民族的独立与国家的主权，最终建立了统一民族国家。与此同时，作为早期世界移民运动的经验总结和重要体现，这个时期“移民运动带有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性质，其重要趋势是由现代资本主义得以发轫的欧洲核心地区到美洲、澳大利亚等边缘地区的迁移，由旧大陆移往新大陆……这一时期的移民活动本身也是现代民族国家世界体系建构进程的一部分”。 （三）外生形态的民族国家及其建构 民族国家全球扩展的第三个阶段，其民族国家建构的开启更多是由于受到了外部力量的刺激。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国家的民族国家建构是作为对于这种外部刺激的回应而进行的——因此，我们把这类民族国家称之为“外生形态的民族国家”，将这一阶段民族国家的建构模式概括为“外生形态的民族国家建构模式”。比较而言，在这一阶段生成的民族国家，其民族国家构建的情况更为复杂，形式更为多样。 1. 三大帝国解体促生的民族国家 由13世纪及至16、17世纪，沙皇俄国、奥斯曼土耳其、奥匈三大帝国陆续在中欧、东欧与小亚细亚等地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奥斯曼土耳其与奥匈两大帝国伴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而土崩瓦解，沙皇俄国的专制统治则被“二月革命”所推翻。于是，伴随上述三大帝国的相继退出历史舞台，大约有30余个民族国家由此促生。这些国家的建构具有以下一些共性。  （1）相当一部分国家的民族形成要早于民族国家建立。在这些国家里，其民族形成的过程在16世纪初叶就已开始，受到西欧启蒙运动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在反对三大帝国专制统治与民族压迫的进程之中，这些国家的被压迫民族因由共同的利益诉求而携起手来，民族意识得以产生，为其民族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但是这些民族的形成过程也遭遇到了来自这三大帝国专制统治的严重阻挠。对此有学者认为，“三大帝国的民族统治，严重地阻碍了这一地区民族的成长和民族国家的形成”。好在，及至三大帝国在20世纪初期纷纷走向瓦解的时候，这里有相当一部分民族已经成长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了。正因此如此，我们更愿意把这些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看作是上述业已形成的现代民族将维护本民族的利益诉诸于国家政治体系建构实践的努力。 （2）农奴制与封建土地制度成为民族国家建构的阻碍。这是在三大帝国长期处于主导地位的经济基础，这一经济基础既严重阻碍资本主义经济在这里的萌芽与发展，也使得这里普遍缺乏西欧启蒙运动及其所倡导的理性主义文化得以存在和普及的土壤。事实上，在封建经济制度形态与非理性文化氛围的层层阻隔之下，这些新生民族国家普遍面临着来自落后传统的严峻挑战。戴维逊（Basil Davidson）在将确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东欧民族国家与当代非洲民族国家的情况进行对比时指出，东欧国家的那些代表落后传统的“'掌权者’施展暴力和欺骗手段维持其手中的政权。革命者在狱中遭受折磨，改良派则枉费口舌。任何办法也无法使民族国家体制像先驱者预言的那样运转起来”。而与此同时，绵延不绝的民族冲突、铁腕独裁和内部动乱也让这些新建成的民族国家饱经风霜。 （3）西欧列强与三大帝国的利益角逐成为阻碍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因素。“没有欧洲大国的干涉和镇压，波兰、匈牙利、捷克等民族在19世纪中期就能够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同样地，如果没有英、法的瓜分与占领，在奥斯曼帝国解体之后，阿拉伯各民族建立民族国家的进程也要顺利得多。”在巴尔干半岛也发生了与此相类似的情况。由于巴尔干半岛处于三大帝国势力范围的交汇地带，势必成为三大帝国势力范围争夺的焦点。由于三大帝国在该半岛实施了各自不同的影响，直接导致生活在这里的居民在其民族文化方面显露出错综复杂的局面。以宗教信仰为例，当地的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信仰天主教，塞尔维亚人、马其顿人和黑山人信仰东正教，而波斯尼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则信仰伊斯兰教。复杂的宗教信仰状况和基于不同信仰而产生的不同宗教文化，严重妨碍了生活在这里的，拥有共同生活地域的民族连结成更大规模的现代民族共同体，这种状况自然也让巴尔干半岛的民族国家建构陷入困境。 2. 亚非民族解放运动促生民族国家的共性 （1）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仅仅使得这些国家拥有民族国家的外观，其民族国家内核的构建则还需要假以时日。比如，作为非洲面积最大的一个国家，苏丹在1956年通过民族解放运动而获得自身的独立，拥有民族国家的外观。但是，获得民族独立的苏丹各族人民无论在内心情感、文化传统、宗教信仰还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均存在巨大差异，而这些民族开始交往的时间还不到一个世纪，很难形成稳定的国族认同。因此，“独立后的苏丹尚不具备民族国家发展的一些基本条件，如：有效的国家制度、统一的国民经济体系、各族体经过长期共同生活与交流而形成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国族，以及各族体对国家的忠诚、对新国家合法性的认同，等等”。2011年的南北分立成为苏丹民族国家建构失败的主要标志。显然，要想让以苏丹为代表的这些亚非国家真正拥有民族国家的内核，还有很多艰巨的任务要去完成。 （2）在亚非很多国家里，民族的形成要晚于民族国家。我们知道，共同的民族意识是民族形成的重要环节，然而在亚非很多民族国家那里，往往最为缺乏的正是这种民族意识。这一点在非洲表现明显，“非洲民族国家建构整体上呈现为'先国家再民族’模式”。一般而言，民族意识是在共同文化传统、历史疆界、经济生活的基础之上得以产生的。但是，这些新兴亚非民族国家的疆界并不是对于历史疆界的继承（甚至一些非洲国家根本不存在历史的疆界），而是来自于西方列强不同势力范围的分割。这种隔断了历史文化联系的疆界势必会造成生活在同一国家之内的不同民族之间具有异质性的民族文化。而想要让这种异质性的国民文化转变成同质化程度较高的国民文化，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3）很多亚非民族国家面临着国内民族对于国家认同的缺失或淡漠。从这些亚非新兴民族国家的民族构成上来看，绝大多数都属于由多个民族组成的国家。其中，每个民族都有自身独特的利益诉求和权利要求，而一旦这些诉求和要求无法从国家那里得到满足，这个民族就有可能产生被剥夺感，进而对国家的权威及其政治合法性产生怀疑。如果这一趋势得不到有效缓解，其最终结果就是过度强化的民族认同超越了国家能够容忍的范围，危及到国家的统一和地区的稳定。通过对于这些亚非民族国家建国之后历史的考察不难发现，这种状况似乎带有某种普遍性；从这些亚非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渊源上来看，由于很多亚非国家在历史上并未存在过，或者是存在时间较短，没有形成稳定而厚重的国家历史文化积淀，这种“先天不足”对于构建国家认同而言，自然是一个难以弥补的遗憾。 3. 苏东剧变促生的民族国家 20世纪90年代初期，伴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欧洲又一次成为孕育新兴民族国家的重要地区。由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的相继解体，一系列新兴民族国家纷纷建国。基于这些民族国家成立的时间还非常短暂，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之中的历时性特点尚未明确显现，而且就目前而言，这些新兴民族国家及“准民族国家”的数量仍处于变动之中，我们在这里仅就其“建国”这一现象的共性进行一般梳理。  （1）建国的本质是让渡主权的收回。从国家主权归属的转换来看，这些民族国家的身份在其所归属的联邦体制之内已经得到确认，只是在当时，这些民族国家把属于自己的国家主权以一定的法律程序让渡给了中央联邦政府，其结果是：联邦以主权国家的身份成为国际政治体系中的平等一员，而联邦之内的这些国家则变为“准民族国家”。由此，当联邦解体时，这些“准民族国家”只需收回曾经让渡给中央联邦政府的主权就可以成为民族国家了。 （2）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引入。从政治经济制度性质的转变来看，伴随着联邦的解体，曾被中央联邦政府普遍采取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也随之退出历史舞台。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些民族国家普遍引入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体制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且，这种政治、经济制度性质的转变给这些国家带来了诸如政局动荡、经济衰退、社会矛盾尖锐等等一系列问题。能否顺利地解决这些问题，直接关系着这些民族国家的民族政治发展走向。 （3）主流意识形态的转换需要假以时日。从主流意识形态的颠覆与重建来看，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在联邦解体之前曾经长期处于主流地位，其影响力已经广泛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随着联邦的解体，这一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随之消失，然而它在普通民众中的影响却不会在短期内消除。与此同时，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西方社会意识形态在这些国家普遍遭遇到了适应不良的尴尬。种种迹象表明，消除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实现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本土化，是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对于民族国家全球扩展历程的梳理，其实也是对于民族国家建构模式进行概括与总结，是将民族国家建构研究系统化、理论化的必然要求。对于不同类型民族国家建构规律和共性的把握，能够帮助我们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而探析问题的本质。但是也要看到，目前世界上有200余个民族国家，基于不同民族国家建构在历史前提、时代背景、民族构成、经济基础和文化传统等等方面客观存在着诸多现实差别，所以我们必须要承认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没有任何两个民族国家的建构道路会是完全相同的，更没有哪个民族国家能够通过全盘照搬照抄别国经验来实现自己的民族国家的建构。 本文节选自《政治通鉴》第二卷。北大政治学（微信号：PKURCCP）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  文字编辑：刘林涵 技术编辑：曹政杰 责任编辑：孙宏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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