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两汉和魏晋时期的艺术中国在古代后期(公元前2-公元5世纪），经历了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和东汉(25-220年）；魏(220-265年）、晋(265-420)和南北朝的初期(北魏386-534，宋与齐420-502)，艺术史上通常分为汉和魏晋两段。和世界各地艺术在古代后期既经历沧桑巨变的转折又起着承先启后作用那样，中国艺术经汉魏南北朝的发展也是一波三折，变化殊多，同时又为日后隋唐盛期中国艺术的辉煌作了准备。和西方文明的主要代表罗马相比，两汉的天下一统、国盛力强相当于罗马之成为西方霸主和罗马帝国初期的繁荣，而魏晋的相对薄弱特别是北方五胡十六国的大动乱则有类似罗马帝国后期的衰败与危机的爆发。但是，和罗马帝国后期古典文明与古典艺术从停滞、退化到完全灭亡的命运大相迳庭的是，中国艺术却历经波折而枝叶更见繁茂，风格更见清纯，水平更见提高。三国鼎立的群雄并出已为文艺开辟了百花争艳的局面，晋以后江南人文的昌盛更导致书画的繁荣；丝绸之路开通后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特别是随佛教东传而来的中国佛教艺术的兴起，更使整个时代的艺术舞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多彩的景象。因此，与世界古代后期末年西方古典艺术丧钟大鸣完全相反的是，中国艺术却是朝霞满天，正准备走上未来更为绚丽的路程。当然，罗马帝国后期也有基督教艺术的萌生和拜占庭艺术的发轫，它们也都在日后的中世纪大展其宏图，但它们是摒弃、断绝古典传统而彻底另起炉灶的，风格、水平皆大有区别，和中国魏晋之继承秦汉又开启隋唐不可同日而语。世界各地在古代晚期的文明与艺术，也有不少是延续到中世纪并在中世纪达于繁荣的，如波斯的萨珊、印度的笈多、朝鲜、日本乃至拉丁美洲各古代文化，但它们或者没有中国艺术那样深厚悠久的渊源与传统，或者进入中世纪一度光辉后即国亡族灭，变故多端，都不可能像中国艺术周秦汉魏唐宋元明一脉相传，愈烧愈旺。因此，在世界古代后期的艺术舞台上，从全球而看中国，便不得不对中国艺术的生命力及其博大精深的内蕴益感敬佩。
汉与魏、晋的建筑仍以木构为主，举凡宫殿、庙堂、楼阁、邸宅皆用木柱木梁，配以瓦顶砖墙，这些木构建筑当然早已无一留存，但从当时绘画反映的情况和考古发掘的资料，仍可看到中国建筑在这段时间已体制完备、风格奠定，代表着中国古代建筑的第一个高峰。在两汉之际，斗拱已成为大型建筑挑檐常用的构件，而中国传统建筑中常用的抬梁、穿斗、密梁平顶三大基本构架制式此时亦已定型。汉魏京城规模的宏伟在世界建筑中更是堪称独步，西汉的长安城接近方形的轮廓每边长达6公里，较罗马帝国最繁荣时期的罗马城还大了许多(罗马城依山丘起伏呈不规则性，南北最长可达6.2公里，东西最宽则仅3.5公里，较长安小略1／3)。但是，从古典城邦转化成为帝国首都的罗马仍以居民(公民）居住区为主要的或数量上占大多数的部份，故其人口较多，达100万，而长安则以帝王宫殿和官府衙署为主，仅未央宫、长乐宫两者即占全城面积1／2，加上桂宫、北宫则达2／3，市场、闾里与作坊等普通居民区则麕集于城北一带低窿之地，因此全城人口按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调查为24.6万左右，正好反映了东方帝国城市建筑与西方城邦建筑之区别。据史籍记述和考古实测所得，未央宫东西墙皆长达2.1公里，南北则达2.2公里，内分前殿、宣室殿、温室殿、清凉殿、麒麟殿、金华殿、承明殿、高门殿、白虎殿、玉堂殿、宣德殿、椒房殿、昭明殿、柏梁台、天禄阁、石渠阁等等，殿堂台阁之多更为西方宫室所莫及。不过，汉长安城因先建未央、长乐两宫后筑城池，整体布局缺乏以中轴线统辖各方的统一规划，这一点在曹魏都城邺城的建造中大有改进。邺城平面呈矩形，由一条东西干道分为南北两部。北部除东北一角为贵族区外，皆属皇宫苑囿，特别是主殿居南北中轴线上，城南之衙署居住区亦特辟中央一条南北干道循中轴线直抵宫门。由此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轮廓方正、分区明确并有中轴线统辖全局的都城规划，对日后影响很大。汉魏以来，由于佛教的流行，佛塔、佛寺、石窟的建造也为这时期的中国建筑添加许多新内容。东汉都城洛阳建立了最早的中国佛寺——白马寺，到北魏定都于此之后，佛寺多如牛毛，城内竟达1300座，最大的永宁寺占地达9万平方米，寺内木塔按《洛阳伽篮记》所述高达90丈，《水经注》则记为49丈，无论两说执是，塔高均在120米以上，足可称为历史上最高的木构建筑。
汉代雕刻艺术继秦兵马俑显示的博大与辉煌，已发展为独立的造型艺术，和商周青铜雕饰不可同日而语。汉武帝在上林苑昆明池立牵牛、织女二像，分别高2.58米和2.28米，可谓雕刻巨像之始，也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大型石刻。继之便有霍去病墓的石刻杰作，著名的《马踏匈奴》(高1.68米，长1.9米）以轩昂雄健的战马脚踏匈奴之像显示了汉朝国力的强盛和气势的开阔，马的造型简朴粗壮，尤具庄重浑厚的汉朝艺术风格。与此同时，汉代将领王侯墓葬陶俑中特别突出了骑兵俑一类，是秦兵马俑创作之后的新发展。例如近年在陕西咸阳杨家湾汉墓所得骑兵俑达583件，虽尺寸较小(两尺左右），却姿态灵活，战马尤具精神。这些雕刻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时将士兵卒千军万马远赴边疆绝域的英雄气概，是以石雕陶塑纪录了汉代中国人从力拒匈奴到开拓西域、打通丝绸之路的历史功绩。到北魏之时，石窟造像又为中国雕刻艺术增添异彩。在460-465年间山西大同云冈由僧人昙耀指导开凿的"昙耀五窟"，是中国大型石窟造像之始。《魏书》称其"雕饰奇伟，冠于一世"，确为好评。它有直指巴米扬巨佛造像的气概，在中国土地上开凿出可和天竺佛国媲美的雄伟浩大的佛像。五窟内主尊巨佛皆高达13-17米，或坐或立，深目高鼻配以印度袈裟，不失犍陀罗的风范，但雍容大方、浑厚凝重又有中国石雕的气派，可以想像以它为表率，中国石窟雕刻日后发展必会更为辉煌壮丽。 汉代绘画由于近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帛画的出土，已为我们展示了远较以前想像的更为光辉精彩的景象，何况按常理而言，中央首都皇宫内苑中的最高水平之作当较之更为出色。与此同时，现已出土的众多汉墓壁画、漆画和画像石、画像砖的线刻画，也同样反映出汉代绘画丰富多彩的盛况。它们的内容无所不包，从人物形象到历史故事，从宴饮劳作到兵马战斗，从天地神灵到奇禽异兽，无不纳入画幅，而风格的多姿多采，手法的自由大胆也是前所未见的。因此，汉代绘画一如其雕刻那样显示了中华民族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展现出汉朝开朗自信的神洲大国风貌。此后，佛教绘画(主要是壁画）又使中国绘画添新篇章，从新疆的克孜尔、库木吐喇到敦煌莫高窟的早期壁画，皆与其新题材、新形象和鲜艳的彩色、飞扬的人体为中国绘画开启另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汉代绘画与西域壁画的结合，便孕育了隋唐敦煌壁画的硕果。
但是，魏晋和南北朝初期中国绘画的最大突破还在于士大夫阶层的专业画家的出现上，他们开启了日后成为中国绘画主轴的文人画的传统，讲究笔精墨妙，追求润气传神，从三国的曹不兴开其端，东晋的顾恺之(约348-409）和南朝宋、齐间的陆探微(约5世纪中叶）为台柱，合称"顾陆"，举起了中国水墨画独立高扬于世界艺坛的大旗。尽管他们的作品已无真迹传世，却可从后世摹本和记述中知道他们如何开启了一个绘画艺术的新时代。 顾恺之用笔如春蚕吐丝，紧动连绵，又如春云流水，格调高逸，他强调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之中，深得中国绘画传神点睛之三昧；陆探微则穷理尽性，以秀骨清像自成一格。这两位站在古代世界边缘的画家，在世界艺坛上已为中世纪的隋唐宋元绘画播下了生命力最为旺盛的种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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