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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张彭春与梅兰芳的合作及其影响,必须总结历史的经验

 顺其自然h 2023-07-08 发布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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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张彭春与梅兰芳的合作及其影响

马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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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译介了美籍华裔学人孟治博士关于梅兰芳剧团一九三〇年访美演出的论述,兼评齐如山先生著《梅兰芳游美记》的某些失实,及其对戏曲史研究和梅兰芳研究的影响。----《戏剧艺术》198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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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必须总结历史的经验

      如果我所提供的背景材料并无大谬,进而也许就有必要指出,由于齐著《梅兰芳游美记》完全忽略了兼通中西戏剧的张彭春博士当时作为梅剧团总导演和总顾问的作用,因此,此书对后来的戏曲史研究和梅兰芳研究产生的负面影响,也和它产生的正面影响一样,似乎都是必须正视的客观存在。

      从戏曲史研究的角度考察,在我看来,负面影响可能是多方面的。

      首先,既然齐如山忽略了张彭春与梅兰芳卓有成效的合作,是梅剧团访美能够旗开得胜的一个重要原因,后来的戏曲史家由于先入为主,或是由于没有机会知道张在与梅合作之前,不仅已是曾在中国和美国一些著名大学多次开设中西戏剧课程的学者,而且还是中国话剧史上第一个曾在国外学习导演技术的导演,当时已经导演了近二十个载誉京津的中外名剧。因此也就难以知道,当年他之所以欣然接受梅的邀请,其实还因为他是一位既重视话剧,却也热受戏曲,并且早就意识到中国戏曲“要想得到世界的地位,决不是闭户自诩可成的,必须注意到世界的需买'的话剧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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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京剧能够走向世界,力求以综合艺术和二度创作的观念,他对一些有影响的京剧剧目重新整理,在压缩纯交代性场次使之精练集中的基础上,要求演员按照导演构思塑造艺术典型,以及废除检场、饮场陈规等等为梅兰芳欣然接受的观念与方法。为古老的京剧艺术输送新鲜营养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位早就觉察到“在演作方法上,世界戏剧感到自己技术的死板,受写实主义的束缚,而中国戏剧在这方面,可给我们不少启发与刺激”,⑱⑲张彭春:《什么是现代化》,这是张于一九四五年九月在重庆南开中学所作的一次讲演。在讲演里,张谈到了当年他为什么和怎么与梅兰芳合作,并举了一些实例。可惜,由于担任记录的一位教师在整理成文,并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出版的《公能报》上发表前,认为这些内容与主题无关而全部删去。并且一直相信西方观众肯定能够欣赏京剧艺术的中国学者,为了验证自己的戏剧主张,有意识地向京剧艺术学习的一个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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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梅兰芳在夏威夷表演剑舞

      我想正是因此,曾受业于张彭春的孟治先生,才会认为梅剧团访美旗开得胜的意义,对张来说,就是证实了张一贯的戏剧主张的正确。同样何其遗憾的是,虽然台海两岸关于梅剧团访美的论述不可谓之不多,可是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似乎至今还没有哪一位戏曲史家,从一个京剧也是大行家的话剧名导演,与一位勇于接受导演制的京剧名演员,为了京剧艺术走向世界而共同促进的角度,分析或是总结梅剧团当年访美何以旗开得胜的历史经验。

      与此同理,既然忽略了或不知道当年张彭春与梅兰芳的合作及其意义,在研究梅兰芳的艺术道路以引导后来的戏曲演员借鉴前辈经验的时候,往往都只能是一般地着眼于名师、勤奋和天赋,很少甚至根本没有指出,除了上述任何著名的戏曲演员都要具备的共同条件之外,在民国初年京剧舞台人才辈出,逐渐形成了梅、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四大名旦”,长期开展互不相让的艺术竞赛的形势下,梅之所以始终名列首席,原因固然很多,但是其中一个带根本性的原因可能就是:当梅、程、荀、尚初露锋芒之后,他们为了能在艺术竞赛中领先或是能够迅速超过对方,虽然各自身边都有一两位既能编纂剧本,也能切磋演艺,并能传授中国文史与诗词书画知识的“忘年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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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齐如山、张彭春、梅兰芳等合影于美国檀香山

      如比梅年长十九岁的齐如山(1875~1962),比程年长二十四岁的罗瘿公(1872~1924),比荀年长十六岁的陈墨香(1884~1943),都是他们早年在艺术上和文化上受益最多的“忘年交”们。但是,罗瘿公和陈墨香都是旧式文人出身的戏曲作家,艺术视野始终限于京剧一隅。而齐如山,由于出身于清廷为培养“洋务”人才而设的“同文馆”,青年时期又被清廷派往德国,对于西方戏剧即使并不精通,毕竟也曾耳闻目睹,艺术视野比罗,比陈,都要开阔得多,所以齐对京剧艺术,就不仅能入乎其内——不愧行家里手,也能入乎其外——促进京剧革新。唯其如此,齐在为梅编写了一些在艺术上富有新意的剧目的同时,还能发展一些如《中国剧之组织》之类的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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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看来,梅在十八岁时与齐结交,是梅艺术生涯中的最大幸运,也是梅在四大名旦长期相互竞争之中,能够始终名列首席的重要原因之一。何况,当梅进入而立之年,能够经常切磋演艺的师友又增加了比梅只年长两岁的张彭春。须知,梅不仅在访美之前与张已经往还六七年了,访美期间更是与张共处半年之久,在这半年之间,张除了作为总导演和总顾问随时与梅交换意见,与梅一起接受各界访问同时担任翻译,也还以比较戏剧学者的身份,与梅和齐“相当广泛地观摩了西方戏剧',使梅见识了“外剧舞台上所能显示的新形式和风格,但又一刻没有被它们所迷惑”。斯达克·杨:《艺术使节》,转引自梅绍武所著<五十年前京剧艺术风靡美国>。可能这也正是一位燕京大学毕业,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遍观梅在不同阶段的代表作,与梅经常接触并曾向梅学艺,具有工程专家和梅派票友双重身份的旅美学人,七零年代在台北出版的长达二十万字的专著《谈梅兰芳》里宣称:'依我个人的审美观点,游美归来之后,(是梅)充分发挥了天才,创造了他舞台上的典型,举手投足恰到好处,已经到了梅老板平生艺术巅峰”的一个原因。齐嵌:《谈梅兰芳》,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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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前右)张彭春(后中)齐如山(后右)与美国著名戏剧家大卫·贝拉斯科(前左)在纽约合影

      同样何其遗憾的是,由于齐如山已经忽略了张彭春于先,随着齐如山在晚年移居台湾,大陆的戏曲史家又曾长期对齐如山视而不见于后,加上戏曲演员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的情况还没有根本改变。而一些戏曲教育主管部门在具体措施上,长期以来又往往是偏重于戏曲演员转业的教师,对学生一招一式,一板一眼地技术传授,相对地说,不是戏曲演员出身的学者或学者型教师,除了极少数特殊情况,在戏曲院校往往不如前者真正受到重视,以致在五星红旗下成长的中青年戏曲演员,也就很难知道在天赋、名师、勤奋三个方面,本来条件基本相同的“四大名旦”之中,梅兰芳之所以成为其中唯一的世界级表演艺术大师,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在于:从梅掌握了旦角艺术基本功青少年时期开始,他一直是“谈笑有鸿儒”,能经常与象齐如山这样称得上一时无两的京剧理论家,象张彭春这样不愧是当时第一流的导演艺术家切磋演艺,从而不断提高文化水平,不断扩大艺术视野,在艺术上不断提出“更上一层楼”的要求。非常可能,没有真正认识到“谈笑有鸿儒”与“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对于培养戏曲演员的重要性与迫切性,或者虽然有所认识却还没有为此提供必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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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起:齐如山、许伯明、梅兰芳、李释勘、姚玉芙、姜妙香、舒石父等。

      虽然早在开国初期,一些文化主管部门曾经作出许诺:“旧社会培养出一个梅兰芳,新社会要培养出更多的梅兰芳”。但是至今似乎仍然没有出现一个能与当年的梅兰芳相提并论,得到世界公认的世界级表演艺术大师。

      然而,遗憾可能不仅于此。这是因为,只要读者对张彭春其人其事略有所知,并且认为我的如下说法言之成理,即:虽然在西方戏剧研究的学术领域,可能是“西方的月亮先出山”。身在中国而要研究西方戏剧的学者,包括张彭春,都必须首先借鉴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但是在研究中国戏剧和比较中西戏剧约学术领域里,却未必是“远方的和尚会念经”,而很可能是,甚至必然是“中国的月亮比西方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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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当我们一旦发现一向认为“内容翔实”的名著《梅兰芳游美记》,一方面对张彭春当时以介绍“京剧传统与技巧”为主题发表的讲演、谈话和回答美国各界关于“梅剧之意义”的提问,竟然完全略而不谈;另一方面对美国剧评人关于京剧及梅兰芳的评论,又是一再誉为“独具慧眼”,似乎只有到了美国,中国京剧才第一次遇到真正知音。并且为此深感造作的同时,如果进而还考虑到,既然在齐著《梅兰芳游美记》里,找不到张彭春当时发表前戏剧主张,并且张的戏剧主张当时即使留下记录,现在也已荡然无存。张彭春先生逝世已三十周年,其夫人也已三年前逝世,生前所藏图书文稿,现已星散。甚至一九三O年和一九五二年在华美协进社发表的学术讲演:《梅兰芳》、《中国戏剧的技巧》,现在也是只存题目而找不到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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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彭春日记

      那么,也许就会发现一个更值得深思的问题:本来很可能是中国学者在中国戏剧研究和中西戏剧比较研究领域首先发表的学术成果,可不可能就是因此而拱手让给了当时只是在纽约至多只看过四五个京剧折子戏美国戏剧家了呢?

      是我危言耸听吗?不是。只是这个问题不说则已,一说必长。为了不致离题太远,现在只是作为一个“大胆的假设”备忘。关于“小心的求证”,留待另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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