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范洪璋：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

昵称73531636 2023-07-09 发布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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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第204201】

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

文/范洪璋

19世纪，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纷纷完成工业革命，在蒸汽与机械的推动下，生产力突飞猛进，为争夺更大的原材料产地与商品倾销地，西方列强开始进一步向东方扩张。1840年，英国通过鸦片战争以武力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从此中国开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十余年后，美国佩里舰队的黑船驶入江户湾浦贺海面，以武力胁迫日本幕府政权签订《日美亲善条约》，打开了日本闭关自守的大门。

在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之下，两国的先进人士都开始了学习西方，探索救亡图存之道的历程，也都进行过自上而下的变法革新，然而两国的变法运动的结局却大不相同。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实现了富国强兵，从此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挤入了帝国主义的俱乐部，而戊戌变法却百日而亡，仅仅过了103天的时间，就以皇帝被囚、康梁外逃、六君子就义的结局告终。光绪与明治，一个是泱泱大国拥有“九五之尊”的皇帝，一个是狭小岛国“万世一系”的天皇。当明治天皇以“民族之父”的形象光芒四射、蜚声东瀛时，光绪皇帝却以“瀛台之囚”的身份独尝生命最后的悲凉时光。

一、性格决定命运

光绪17岁亲政，明治16岁亲政，同样是少年登基，本来都应大有作为。然而光绪在慈禧的控制驯化下成长，明治则在武士的拥戴下即位。光绪对慈禧敬之若神，又畏之如虎；明治则崇尚勇武，好勇斗狠，对身边的武士师傅佩服有加。光绪长年生活在慈禧的冷酷威压下，养成懦弱动摇、乖戾任性的矛盾性格；明治则在武士们的精心塑造下成为果敢勇武、具有强烈武士道精神的新型天皇。截然相反的性格，埋下了他们后来同途异运的人生伏笔。

中国的帝王，绝大多数都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光绪特殊的成长史，更是一部辛酸不幸的奴化史。当时的清王朝历经两次鸦片战争，已是“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然而面对艰难时局，慈禧却置国家社稷于不顾，首先考虑的仍是满足自己的政治欲望。她之所以将年仅4岁的光绪扶上皇位，完全出于一己之私，因为幼主即位，容易驾驭。天生孱弱的光绪在她的威权教育之下变得胆怯而懦弱。

反观明治天皇，可以说是在凶悍的群“狼”簇拥下长大的。日本天皇的权力是通过武士集团与幕府的长期斗争中得到加强的。最终，改革派武士通过武力从幕府手中夺取了权力，并全力拥戴天皇。拥有强大后盾的明治天皇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而光绪的身边只是一群手无寸铁、软弱无权的书生，这是他们之间的本质区别。

其实，明治天皇的童年遭遇并不比光绪好多少，其母亲中山庆子只是其父孝明天皇几十个宫妃之一。当时正逢倒幕派与幕府进行殊死血战，谁都想“挟天子以令诸侯”，势单力薄的孝明天皇夹在中间左右摇摆，处境艰难。

贫苦动荡的童年使明治天皇天性胆小，1864年倒幕的长州藩士兵与幕府军激战时，炮轰宫廷，竟把12岁的明治吓昏了过去。朝臣们十分担心，他们意识到对天皇“强健其体魄，野蛮其精神”的武士教育势在必行。著名的“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担任明治的老师以后，让他接受军事化训练，凡剑术、马术、角斗术，都教给了明治。到20岁时，年轻气盛的明治已由一个文弱书生变成了崇尚武功、争强好胜的武士。

中日甲午战争是明治尚武精神、杀伐野心的一次大展示。明治信心十足地主持了这场战争。1894年7月25日，他下令日军对停泊在朝鲜丰岛附近的清军北洋舰队发动海盗似的偷袭。同年11月，日军攻占旅顺，两万中国人被屠杀，欧美报刊报道了日军令人发指的暴行，《纽约世界报》谴责旅顺大屠杀时说：“日本是披着文明的皮而带有野蛮筋骨的怪兽。”而这又何尝不是明治本人的真实写照。

二、文化形态的差异

光绪比明治晚生19年，两人都接受了严格的宫廷教育。光绪6岁上学，慈禧经过慎重考虑，给他选了两位师傅，一位是内阁学士翁同龢，另一位是侍郎夏同善。翁同龢对光绪进行了封建伦理、帝王之学、经世时文和诗词典赋等多方面的教育。翁同龢记载光绪学习状况的日记中经常写道：“读极佳，一切皆顺利”，“读甚佳，膳前竟无片刻之停”，“读甚发奋，功课虽未照常，亦复八九矣”。连慈禧也承认：“（皇帝）实在好学，坐、立、卧皆诵书及诗。”

在日本，拥护明治天皇登基的维新派也特别重视加强对他进行思想文化的哺育，但与饱受儒学熏陶的光绪相比，明治天皇充其量只能算是个“小学生”。有学者说：“日本人既是保守的，又是欢迎新东西的。”这种心理传统，为近代日本吸收西方文化奠定了思想基础。明治维新主要摄取西方的科学技术，但也未忽视法律和制度等方面的建设，包括欧美的近代思想和文学艺术。这种“全面摄取”方式，是日本文化能够后来居上，迅速跳出封建囚笼跨入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

光绪学习的课程和内容，都是严格按照培养一个封建皇帝的要求设计的。他的老师如翁同龢、夏同善都是通过科举正途而博取功名的文职官员，具备很深的封建思想文化修养，却对世界大势、近代文明知之甚少。明治的老师大多有过留洋经历，文武兼备，不但有像平田铁胤这样的国学大师，还有加腾弘之、西村茂树这样学贯中西的启蒙大师，使明治不但学习了封建传统政治伦理，而且对西方近代思想包括科学技术、思想文化都多有涉猎，具有雄阔的视野和开放的精神。

明治对西方文明的领悟和接受速度是惊人的。从他倡导对日本旧生活方式进行天翻地覆的改造运动上，足见其思想之先进开明。他颁布《断发脱刀令》，废除了日本人剃眉染齿的千年旧俗，还把西式礼服确定为官员的正式礼服。明治率先垂范，从衣食住行入手，通过一系列社会改革在日本建立起适应世界潮流的文明体系。

三、领导集团的主导力量

光绪阵营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党人，是缺少实际政治经验的书生，既“迂”且“狂”；而明治阵营以伊藤博文为先锋的改革人士，既“深”且“博”。光绪集团闭门造车，进行的是一场纸上的变革，明治政府则大张旗鼓地除旧布新，以摧枯拉朽的气势推动了一场革命。

光绪变法的精神教主是大名鼎鼎的康有为。他博通经史，但其理论近于空想。他有书生的激情，却没有为政的沉稳。他急功近利、虚荣自负、遇事偏激，既敢于挺身国难又难以驾驭大局，既自命孤高又幼稚天真。在风起云涌的大变革中，他不善权变通融，做事往往过于理想化，当时代需要他担起扭转乾坤的大任时，他却不是勉为其难，就是自不量力。这些都注定了他不能从善如流，把握时机，领导维新变法绕过重重险礁走向胜利。

明治倚重的“维新三杰”都是极具胆略和具备丰富实践经验的政治家，他们目光远大、学识广博、知行合一，远非光绪集团那些来自书斋、边学边干的改良派们可比。如1885年12月组成的首届伊藤内阁，文相森有礼曾留学英美，是日本著名启蒙思想家，上相井上馨是“欧化政策”的首倡者，藏相松方正义是日本新产业政策的制定人。

而清政府即使在整个洋务运动期间，也没有一位实授尚书和督抚以上官员跨出国门一步，也就无法给大清国的政治带来现代气息。大清国派驻国外的公使们到了国外后，对西方世界的思维方法和行为准则的认识也不过是一些肤浅的表面知识，却对西方世界奢侈浮华的生活方式大加推崇，回到国内并获得官职后，其奢侈倾向几乎是毫无例外地诱使他们做出更具欺诈性的劣行。

四、瀛台之囚与民族之父

明治天皇井井有条地推动国家变革，而光绪的戊戌变法在操作上则显得紊乱和操之过急。

光绪在变法中分不清轻重缓急，措施失当。103天的新政，颁发上谕达100多道，改革的内容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以至修理街道等琐事也涉及了，新政上谕纷至沓来，每一措施都重要，结果究竟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连改革者也弄不清楚了。仅从改革机构这一新政内容来看，康有为曾主张不必裁减旧衙门，只需添置新衙门，并主张官爵分离，给年事已高的冗员爵位及优厚物质待遇，这是较稳妥之措施。而光绪却一次就下令裁撤了十多个衙门，这样就触犯了大批官员的特权和地位，必然会使矛盾激化，使他们群起而反对变法。

明治政府则通过倒幕运动夺取了实权，实行君主立宪制政体，君臣协力，上下齐心，这使他的改革结束了江户幕府的封建专制统治，摆脱了西方列强的殖民枷锁，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使日本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近代化发展道路。明治维新因其在日本史上具有的进步意义而彪炳史册，明治也以“民族之父”的形象光芒四射。而百日维新失败以后，各项变法措施被废除，光绪被囚禁于瀛台，变成“欲飞无羽翼，欲渡无舟楫”的囚徒，独尝生命最后的悲凉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