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心目中，光绪皇帝一直是正面形象，我知道这样一个印象源于他领导的戊戌变法。光绪帝生于1871年8月，至颁布《明定国是诏》的
1898年6月11日，不过27岁。变革图存，维新救国，这是处于危机中的中国的必然选择。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早已亲政的这位年轻皇帝，不甘国势颓败，酝酿和发动了戊戌变法。虽然只是百日维新，其惊心动魄程度成为中国近代史重要的历史事件。《明定国是诏》是戊戌变法的的总纲领，全文照录：“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内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其入学肄业，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循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将此通谕知之。”老实说，此诏书虽已过一百多年，我们犹能感受到光绪皇帝变法图强的意志之坚定，情绪之高涨。不过，我觉得除去废科举开学堂措施具体外，其他多流于空泛，可操作性不强。
我一好信，就去查找日本明治天皇颁布的维新诏书。1868年4月6日，明治天皇发布了带有临时约法性质的《五条誓文》。内容是：“广兴会议，万事决于公论；上下一心，盛行经纶；官武一体，以至庶民，各遂其志，毋使人心倦怠；破除旧来之陋习，以本天地之公道；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国之基础。”《五条誓文》成为明治政府改革的基本纲领。
《五条警文》在前，《明定国是诏》在后，为了维新救国，光绪皇帝选择学习敌国日本，可是同样都是通过维新变法来摆脱国家危机、实现富国强兵，为什么明治天皇的诏书简洁致用而光绪皇帝的诏书显得繁琐空泛呢？相比较我们不难发现，《明定国是诏》因为注重说理而侧重于辨析性。《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光绪皇帝对洋务运动所寄于幻想彻底破灭，中国需要进一步维新变法，所以诏书要论述维新救国的主张和思想。而《五条警文》则侧重政体的彻底变革，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现代理念，它立足于维新变法的系统性、规范性、可操作性，观念虽新异却使人一目了然。而《明定国是诏》起草者为光绪皇帝老师翁同和，此人思想保守，不熟悉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行文夫子气十足。我觉得当然还有其深刻的背景，光绪帝维新变法前，我们向西方学习的兵器制造，以为更新武器就能摆脱中国的危机，对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考察学习不够，推行维新变法时显然准备不足，致于103天内颁布180余道新政上谕，不仅暴露出光绪皇帝对维新变法的谋略不够，也暴露出维新人物都是没有从政经验的热血文人，戊戌变法的智囊人物康有为虽也有为改革献身精神，但是除了有一腔变革豪情，不了解西方世界的民主政治、经济形态和意识形态，不了解管理国家的基本常识。而日本的明治维新时，以下层武士阶层和地方诸侯为主的意在幕府统治、恢复日本天皇实际统治权的“尊王攘夷”活动风起云涌连续几十年，不但在思想上、军事上，而且在人才上、经济实力上等都为明治维新做了充分的准备。其维新领导人西乡隆盛、太久保利通和木户考允都是久经政治风浪考验的具有坚定意志和卓越才干的政治精英。不过，我不想做更广泛深入的比较，只把其限定在纲领性文件的内容进行比较。通过上述比较，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明定国是诏》洋洋洒洒519字，虽可称之为纲领但不致用，而《五条警文》区区仅75字五条，字字珠玑，句句直逼要害，自然，从中日维新变法纲领性文件的内容上就可以得出最终的结果：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上强国之路，而中国的戊戌变法却以失败而告终。不过，说戊戌变法完全失败也不对，《明定国是诏》中最具有可操作性的那条——建立京师大学堂，却没有因戊戌变法失败而废止，京师大学堂，即今天的北京大学，成为戊戌变法仅存的硕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