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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代散文与古文 整个唐代，散文创作的成就与数量，十分可观。清代嘉庆年间董诰等奉敕所编的《全唐文》收有作者3035人，文章共20025篇。但这个收录尚未完备，后来陆心源又编有《唐文拾遗》和《唐文续拾》，续收777位作者，文2871篇，两者合计，作者3516人（去重复296人），文22896篇。近代以来，随着地下文物的不断发现，新出土的唐文数量极大，故《全唐文》的补遗、补编在不断进行。据西北大学《新编全唐五代文》编委会统计，其所收集的全国新出土的墓志、碑刻等可新增清编《全唐文》未收文1100余篇。新近出版的陈尚君先生编纂的《全唐文补编》又辑得唐人文章约7000篇，涉及作家约2600多人。由此可见，唐代散文创作，作家之众多与创作之繁荣。 唐以前无所谓“古文”，古文概念的提出，始于韩愈。他把自己的奇句单行、上继三代两汉文体的散文称为古文，并使之与“俗下文字”（《与冯宿论文书》），即六朝以来流行已久的骈文对立。在唐德宗贞元时期，由于韩愈的努力提倡，古文发生了广泛的影响。许多人向韩愈请教。一时“韩门弟子”甚众。而李翱、皇甫湜等则都是著名的韩愈的追随者、拥护者。到了唐宪宗元和时期，又得到柳宗元的大力支持，古文的业绩更著，影响更大。从贞元到元和的二三十年间，古文逐渐压倒骈文，成为文坛的主要风尚，这就是文学史上所谓“古文运动”。 二、唐代古文运动的前奏 唐代古文运动，并非中唐韩柳之突如其来，而是有其前奏和发展过程的： （一）南北朝时期之诗文复古观念 散文的骈俪化，原是两汉以来散文和辞赋发展的结果。六朝时代，士族文人以骈辞俪句掩盖他们生活内容的空虚，骈文逐渐成为文坛的统治形式。但在骈文鼎盛的当时，也就萌发了对立的复古思想。 齐梁时刘勰著《文心雕龙》便提出了文学应该“宗经”、“征圣”和“明道”的主张。裴子野的《雕虫论》，也反对骈俪文的“摈落六艺”，“非止乎礼义”。 在北朝，西魏宇文泰提倡复古，苏绰仿《尚书》作《大诰》，成为无生气的拟古。北齐颜之推，也认为文章应“以古之制裁为一，今之辞调为末”(《颜氏家训·文章篇》)。 隋文帝杨坚统一北中国后，于开皇四年（584），“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当时李谔上书，同样主张复古(《隋书·李谔传》)。隋唐之际王通更以排斥异端，复兴儒家正统的继承者自居，他的《中说》在论文时就非常强调“道”的内容，已初具“文以载道”的观念。 （二）初盛唐诗文革新过程 初唐之文，沿袭南朝余风之迹尚显，然而要求改革文风浮华的呼声则更加突出。以李世民、魏徴为代表的一批政治家、史学家，从文学和政教得失的关系着眼，反对浮靡的文风。他们的创作实践，不尚虚浮之词，内容恳切充实，气势雄峻，具有一种刚健之风。由隋入唐的王绩，则以其愤世嫉俗之情和朴素清新、平淡自然的文风卓异于时。 初唐四杰的文章，虽未能尽脱六朝余习，但他们主观上要“思革其弊，用光志业”，明确反对“骨气都尽，刚健不闻”的形式主义文风（杨炯《王勃集序》）。而且在创作实践中，他们以抒写怀才不遇的牢骚不平之气为主，在内容情调上有新的开拓，同时在语言、用典等方面也能较好地为书法感情服务，显得意境清新。尤其是他们的那些艺术成就很高的鸿篇巨制，更显示出在改造六朝文体方面的发展变化。 继四杰之后，陈子昂进而以“汉魏风骨”相号召，虽然他主要针对诗歌而发，但对散文创作的影响也同样深刻。陈子昂的散文创作成就，突出地体现在章表疏奏方面。其直陈时弊、思深慨切而条理清晰，义壮词严而文势纵横，颇有豪侠之气。其对于扭转初唐文风，功不可没。 开元之世，张说与苏颋齐名，主张“崇雅黜浮”，朝廷制诰，多出其手，号为“燕许大手笔”。皇甫湜《谕业》论唐文，即首列二家。张说为文俊丽，骈散兼擅，运思精密，尤长于碑文墓志；苏颋之文古穆简括，造深微之境。二公之文宗经典重，渊懿朴茂，气象雄浑，扫荡浮华，堪为一代文宗。张九龄、李邕之文，亦具庙堂气象，闳放思密之中，往往流露出一种忧世之情，但不失为“盛世”健笔。 （三）盛中之际古文运动先驱 天宝以后，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人继起，复古的思潮进一步高涨起来。他们研习经典，以儒家思想为依归，真正成为韩、柳古文运动的先驱。 萧颖士以为“平生属文，格不近俗，凡所拟议，必希古文”；“魏晋以还，未尝留意。”(《赠韦司业书》)李华则认为“文章本乎作者，而哀乐系乎时。本乎作者，六经之志也；系乎时者，乐文武而哀幽厉也”(《赠礼部尚书清河孝公崔沔集序》)。他的文章“大抵以五经为泉源”，“非夫子之旨不书”，是“文章中兴”的开启者(独孤及《赵郡李公中集序》)。 元结则从创作实践上，力变俳偶为散体，多记叙山木园亭和表现愤世疾俗之作。独孤及强调“先道德而后文学”；特别推崇两汉文章，认为“荀、孟朴而少文，屈、宋华而无根，有以取正，其贾生、史迁、班孟坚云尔”(梁肃《毗陵集后序》)。梁肃文论思想受独孤及的影响，更提出“气能兼词”的论点(《李翰前集序》。柳冕以儒道为根本的文学思想，更系统，惟不善为文，自谓“意虽复古，而不逮古”；“言虽近道，辞则不文”（《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 总之，关于文章必须宗经、载道、取法三代两汉的思想，在韩柳之前已提得越来越明显，而且这些主张的基本精神是和韩柳一致的。只是他们在创作实践中，都还未能彻底摆脱骈文家的积习，卓然有所树立，从而改变一代的文风。但完全可以肯定，他们的文学主张，或创作中的努力，是为韩柳古文运动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的。 三、古文运动 （一）韩柳古文运动兴起的社会背景 古文运动在中唐的兴起和发展，是有着极其重要的社会原因的： 从政治上看，“安史之乱”后，唐王朝面临的社会矛盾步步加深。德宗初年，曾爆发了另一次波及大半年中国的“建中之乱”。贞元、元和时期，虽号称“太平”和“中兴”，但实际上藩镇割据的严重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韩愈《平淮西碑》曾说“河北悍骄，河南附起”。藩镇割据称雄，自行其事，不但搞得民不聊生，而且与唐中央政府抗衡，严重威胁着唐王朝的安全。德宗时就出现过“四王”、“二帝”，加上朝政腐败，宦官专权，官吏横征暴敛，人民因而频临破产。 从经济上看，安史之乱后，均田制遭到破坏。“富者兼地万亩，贫者无容足居”（陆贽《均田赋税恤百姓·第六》 ）。当时的土地侵吞者，除了皇帝、宦官、军阀、官僚、地主外，还有一批数目庞大的僧侣地主。产品分配也出现了“农之家一，而食粟者之家六；工之家一，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的畸形（韩愈《原道》）。 白居易在谈到当时社会形势时说：“洎天宝以降，政教濅微，寇既荐兴，兵亦继起。兵以遏寇，寇生于兵，兵寇相仍，迨五十载。财征由是而重，人力由是而罢。下无安心，虽日督农桑之课，而生业不固；上无定费，虽日峻管榷之法，而岁计不充。日削月朘，以至于耗竭其半矣。”（《对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问》）元稹后来也说那时的社会危机使他“心体悸震，若不可活”（《叙乐天书》）。 当时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的矛盾，引起了一些积极进取的士大夫的焦虑和忧心，因此，在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之外，改革势力也在继续发展，以王叔文、韦执谊等人为首的永贞革新派，利用皇帝换位之机，在太子李诵的支持下，发动了一场虽然很快失败但却发生了很大影响的永贞革新。以韩愈为代表的复古主义思潮，在贞元时期发展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思想运动，正是想从意识形态领域内来挽救这个严重的危机，促进“中兴”局面的出现，从而加强和巩固李唐王朝统一思想的封建帝国统治。 （二）韩柳古文运动的理论主张 韩、柳古文运动理论的理论主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内容：文与儒家之“道”；文与文人之“行”、“气”、“神志”；“不平则鸣”；新体古文的文体特征 1. 古文与儒家之“道” “志道”、“明道”是唐代古文运动的理论基石，也是号召作者的一面大旗。到了宋朝，人们把它发展为“文以载道”的口号，比起原来的“志道”“明道”更鲜明概括了。 韩愈早就说过，他做古文的目的，不单单是为了和“今文”（骈文）在形式上不同的缘故，而是为了有志于古道。“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又说“愈之所志于古者，不唯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答李秀才书》） 那么他所说的“古道”，指的是什么呢？他在《原道》里做了解释：“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杨也，择焉不精，语焉而不详。”可见他宣扬的“道”，就是古圣贤之“道”，最主要的就是孔孟的仁义学说思想。他还明确提出，要用儒家的仁义之“道”来反对“虚位”的道家、佛家的“道”，要求古文作家摆脱佛教的纠缠，坚持儒家的立场。 同样，柳宗元也大力宣扬“道”在文章中的作用。他说“圣人之言，期以明道” 。 （《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又说“文者以明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指出做文章就是为了讲明圣人之道。但是，和韩愈不同的是，柳宗元“统合儒释”，用古文写出了一些宣扬佛教的作品，因而遭到了韩愈的批判。古文运动中韩柳并称，但在创作成就和影响力上，柳不及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韩愈比柳宗元更为彻底鲜明地提倡用古文弘扬儒家之“道”。 当然，他们所说的“道”还有另一方面的重要意义，那就是与形式相对应的内容，与艺术性相对的思想性，以及它们间的主次关系。韩愈论文，主张重道，也就是重视作品的思想内容，但是他也不忽视文的重要性。在《答陈生书》中，他说：“愈之志古道，又甚好其辞”。这样就比较好地解决了“文”和“道”的关系，这对齐梁以来特别注重形式美而相对忽视内容的骈文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2. 古文创作与作家心态之关系 韩、柳一致认为，文章是作家品德的反映，品德的高低和好坏，决定着文章的高低和好坏。柳宗元曾郑重指出：“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这就是说，真诚的作品只能出自真诚的作家。韩愈在这方面也有很多论述。在《答李翊书》中，他要求一个作家对待创作要“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煜，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这就是说，作家的德行最重要，立言是第二位的，只有加强品德的修养，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才能产生出充实优美的作品。在《答尉迟生书》中，他又说：“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掩；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厉，心醇而气和；昭晰者无疑，优游者有余。”这就是说作家有怎样的本质，文章就有怎样的表现，品德的恶劣与美好，在作品中是无法掩饰的。 韩柳还提出了作家进入创作阶段的精神状态——“气”和“神志”的问题。柳宗元说：“凡为文，以神志为主”（《与京兆杨凭书》），也就是说，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必须精神饱满，神志昏眊就无法进行创作，而饱满的精神状态则由完备的品德修养而来，如果作品表现出旺盛充沛的气势，作品自然就好了。韩愈在《答李翊书》中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韩柳二人提出的作家品德修养问题，对当时培养新的青年一代作家的道德品质，要求他们言行合一，具有高尚的行为和理想，扭转当时轻薄浮华的文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3. “不平则鸣” 在《送孟东野序》中，韩愈提出了 “不平则鸣”，作为古文运动向社会现实进行批判的理论根据。他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灸之。金石之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接着他列举了从古至今的许多著名思想家和文学家，指出他们的作品都是由于不得其平而鸣。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感受愈是强烈，郁积愈是深厚，那么他的鸣声也就越高亢，愈畅愈勇，反之就“杂乱而无章”。他在这里指明了文学是从时代和社会生活的矛盾和斗争中产生出来的，作家的责任就在于反映这种矛盾和斗争。 与韩相同，柳宗元也主张人的气质“独要谨充之”，情感要“引笔行墨，快意累累”(《复杜温夫书》)地尽兴抒发，并认为：“君子遭世之理，则呻吟踊跃以求知于世。……于是感激愤悱，思奋其志略以效于当世，必形于文字，伸于歌咏。”(《娄二十四秀才花下对酒唱和诗序》)柳宗元这里所说的“感激愤悱”，与韩愈的“不平则鸣”有着内在的同一性，作为一种高度重视个人情感的文学主张，二者均具有不容忽视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四、韩愈散文创作概况 （一）韩愈散文的类别 韩愈文集中有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表现力极强，概括起来，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论说文 从内容与形式上大体又可分为三类： （1）明儒道反佛教的长篇、中篇之作。如《原道》、《原毁》、《论佛骨表》等。如其《论佛骨表》，提出佛乃“夷狄之一法”，“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指出自汉以来，佛教就传入，“其后乱之相继，运祚不长”，“事佛求福，乃更得祸”，说宪宗迎佛骨，令诸寺递迎供养，以致百姓“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是“伤风败欲，传笑四方”。又说“佛骨乃朽秽之物”要求将其“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并说“佛如有灵，能作祸崇，凡有咎秧，宜加臣身”。这类文章，论题明确，论证有力，言词锋利，说理深刻，很有气势，结构上往往具有格局严整、层次分明的特点。 （2）嘲讽社会现状的杂文，如《杂说》四首，《送穷文》、《进学解》等。 （3）论述文学思想的，如《答李翱书》、《与冯宿论文书》、《答尉迟生书》、《答案刘正夫书》、《送孟东野序》等。 二、叙事文 学习儒家经书的，如《平淮西碑》，用《尚书》和《雅》、《颂》体裁，文字古雅，句奇语重，大笔淋漓。 继承《史记》历史散文传统的，如《张中丞传后序》等，融叙事、议论、抒情于一炉，通过细节描写，生动传神地表现人物性格。 学《史记》而不用议论的，如《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纯用语言、行动刻画人物，不着议论。 为友情深厚的文学家而作，如《柳子厚墓志铭》、《贞曜先生墓志铭》等。 三、抒情文 多见于其祭文、书信、赠序。如《祭十二郎文》，突破四言押韵常规，用散文形式，叙写身世，如诉家常。在往常家庭琐事絮絮叨叨的回忆中，流露出对兄嫂和十二郎的怀念痛惜，读来感人肺腑，被誉为“千古悼文之绝唱”。还有叙朋友友谊，写患难生活的，如《祭河南张员外文》、《与孟东野书》等等 （二）韩愈散文的艺术风格 韩愈的散文，无论是议论、叙事或抒情，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专一能，怪怪奇奇”，无论文体、结构、语言风格，都多彩生姿，达到了前人所不曾达到的高度。在《进学解里》，他颇为自负地表白自己“沉浸醲郁，含英咀华”的文学素养。詰屈聱牙的《尚书》，微言大义的《春秋》，浮虚夸大的《左传》，奇奇怪怪的《易经》，词藻华丽的《诗经》，汪洋姿肆的《庄子》，寄托深远的《离骚》，以及司马迁、班固、杨雄、司马相如等人的著作，都是他“含”和“咀”的对象。他确实融会百家，自成风格，达到了“闳于中而肆其外”的程度。具体而言： 1. 气势充沛，豪逸奔放 韩愈以儒家正统自居，倍觉理直气壮；论文主养浩然之气：“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高下皆宜。” 。所以他为文多不平之鸣，情急气盛。由于他修养深厚，许多文章真正达到了“气盛言宜”。无论叙事、论辩或抒情，他都是发言直率，无所避畏，气势磅礴，恣肆壮浪，既奇崛诡怪，又明快流畅。 如《张中丞传后叙》里有关南霁云求救于贺兰及最后不屈牺牲的一段描写： 愈尝从事于汴、徐二府，屡道于两府间，亲祭于其所谓双庙者。其老人往往说巡、远时事，云：“南霁云之乞救于贺兰也，贺兰嫉巡、远之声威功绩出己上，不肯出师救。爱霁云之勇且壮，不听其语，强留之，具食与乐，延霁云坐。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云泣下。云知贺兰终无为云出师意，即驰去，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图，矢著其上砖半箭，曰：’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愈贞元中过泗州，船上人犹指以相语：“城陷，贼以刃胁降巡，巡不屈。即牵去，将斩之，又降霁云，云未应，巡呼云曰：’南八，男儿死耳，不可为不义屈！’云笑曰：’欲将以有为也，公有言，云敢不死！’即不屈。” 真可谓慷慨淋漓，威武雄壮，一个有智、有勇、有气节的生龙活虎的武将形象跃然于读者面前。有人评论其笔力不在司马迁《史记》之下，不为虚誉。 所以，皇甫湜称赞他的文章如“长江大注，千里一道，冲飙激浪，瀚流不滞”（《諭业》），苏洵也说韩愈文章“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上欧阳内翰第一书》）。 2. 曲折多姿，变幻莫测 韩愈论文主张脱落陈意陈言，力求翻新出奇，并有相应的艺术功力，巧于构思，善于腾挪变化。 哪怕是很短的一篇文章，韩愈也能写得波澜起伏，曲折有致，如《送董邵南序》不足一百五十字，就拐了几个弯： 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 夫以子之不遇时，苟慕义强仁者，皆爱惜焉，矧燕赵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尝闻风俗与化移易，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 吾因子有所感矣。为我吊望诸君之墓，而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为我谢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先是说潦倒不遇的文士董生要到河北去，有希望找到出路，接着突然一转，说古今社会风气不同了，董生到河北未必有可能找到出路，去试试看吧。接下来又抛开正题，陡然怀念起乐毅、高渐离这些古代名臣义士来，说如有这类人在，请他们赶紧出来做官，董生正因为不得仕，才到那里谋饭碗，又怎么劝别人“出而仕”呢？这里暗示董生到河北去是徒劳往返。但这样写来，曲折变化，更耐人寻味。 3. 逻辑严整，雄辩锐利 韩愈论说文有《孟子》之风，雄辩明快透辟。如《论佛骨表》《争臣论》、《原道》、《原毁》、《师说》、《争臣论》等说理文结构严谨，重视行文的气势和逻辑，过去很受一般古文家的称赏。如俞文豹《吹剑录》即云：“韩文公、荆公，皆好孟子，皆好辩。”林纾《韩柳文研究法·韩文研究法》也说： 读昌黎五原篇，语至平易，然而能必传者，有见道之能，复能以文述其所能者也。宋之道学家，如程、朱至矣，问有论道之文习诵于学者之口者邪？亦以质过于文。……昌黎生平好弄神通，独于五原篇，沉实朴老，使学者有途轨可寻。故《原道》一篇，反复申明，必大畅其所蓄而后止。……《原毁》则道人情之所以然，曲曲皆中时俗之弊。 另外一些议论性的短文，带着充沛的感情，也同样写得文气纡余，笔锋锐利。如《送孟东野序》为孟郊鸣不平，一波又一波地发泄着对时代与社会埋没人才现象的一腔怨气；《送董邵南序》则借安慰因“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而只好去燕赵谋事的董邵南，抒发对才士沉沦不遇、生不逢时的感慨； 而《送李愿归盘谷序》则借赞美退隐者的清高，斥责那些“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的小人的卑劣行径，蕴含了下层文人在社会压抑下一种急于宣泄的“不平之气”。 此外，还有一些近乎寓言的杂感，则锐利尖刻，逻辑性强，往往一针见血，而又不动声色。如《获麟解》与《杂说·说龙》、《杂说·说马》等篇，“皆退之自喻有为之言，非有所指实也。文仅一百八十余字，凡五转，如游龙，如辘轳，变化不穷，真奇文也。”（《古文观止》卷七） 4. 修辞造语，巧妙灵活 韩文的修辞手法，巧妙灵活，有通篇托物喻志寓理者，有博喻状物，穷形尽相者，有间用对偶排比，连类引发，一气贯注者。如宋人洪迈说：“韩、苏两公为文章用譬喻处，重复联贯，至有七八转者。韩公《送石洪序》云：’论人高下，事后当成败：若河决下流东注，若驷马驾轻车就熟路，而王良、造父为之先后也，若烛照数计而龟卜也。’”（《容斋三笔》卷六） 在语言和句式上，韩愈善用口语，翻新成语，自铸新词，多用虚字，间用生词。句式长短错落，用骈于散。形成其文章既排奡奇崛，又文从字顺的风格。 韩愈提倡“陈言务去”，但也不否定语言的继承性，而是反对陈陈相因的陈词滥调。纵观他的著作，可以看出，群经、诸子、《史记》、《汉书》、司马相如、杨雄等人的著作对其文学语言有很大的影响。如《平淮西碑》似《尚书》、《诗经》，《悯己赋》似《离骚》，议论文似《孟子》、《战国策》，《张中丞传后叙》似《史记》等等。他又善于融会当时的口语，《祭十二郎文》几乎全是不加修饰的家常话。对于骈文，他认为，作为一种僵死的文体是不可取的，但在作文时，他有时也用上点“骈句”，如“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冬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等等，这样就使文势富于变化，语句铿锵有力，产生一种韵律之美。他创造的一些词语，已经成为今天人们公认的成语。如“千钧一发”（《与孟尚书书》）、“垂头丧气”（《送穷文》）、“动辄得咎”（《进学解》）等等，韩愈不愧是一代语言大师。 五、柳宗元及其散文 （一）柳宗元的古文创作理论 和韩愈一样，柳宗元也十分强调“文”与“道”的关系。他在《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中指出：“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他更明确提出“文者以明道”的原则，在《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中，他又要求文章有“辅时及物”的作用，即能够针对现实，经世致用。 基于这样的认识，柳宗元也对骈文持批判态度。他讽刺骈文徒有表面的好看，并无实际的用处，甚至还会迷惑人心。他推崇的也是先秦两汉之文，认为“文之近古而尤壮丽，莫如汉之西京”（《柳宗直西汉文类序》），主张写文章要“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还要旁参《谷梁》、《孟》、《荀》、《庄》、《老》、《国语》、《离骚》、《史记》的气势、脉络、文采等（《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大体上说，柳宗元的散文理论与韩愈很相近。在评价骈文时不无偏激，在强调以道为根本时，难免忽视文学的独立价值，但同时却也很重视文辞气势等艺术性方面的考虑。至于他的文章，同样不完全受他的理论的限制。 在文章的具体表现方面，柳宗元的看法与韩愈有些不同。 如韩愈比较偏重于散文中情感的直接表露，所谓“不平则鸣”、“愁思之声要妙”等都是指作者情感不加掩饰的宣泄，而柳宗元则比较偏重于情感的含蓄表达方式。《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他自己作文：“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 （二）柳宗元的散文创作成就 柳宗元一生的文学创作极其丰富。但贞元时期，他在长安，努力施展政治抱负，而“不以是取名誉”，重要作品不多，成就不大。元和以后，长期的贬谪生活，使他有机会接近下层人民，受到了生动的社会教育。这对他的先进的世界观的形成和丰富、深刻的文学作品的产生，都是有着直接的作用和影响的。他的诗文，起初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许多重要方面，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而且在艺术上所表现的独创性，也非常突出。 柳宗元贬官永州以后的作品，有些是采取寓言的形式，讽刺当时腐败的社会和政治。文章短小警策，含意深远，表现了杰出的讽刺才能。《三戒》是著名的讽刺小品。《临江之麋》，写麋得主人的宠爱，“犬畏主人，与之俯仰甚善”，不敢吃它。三年以后，麋离开了主人外出，外犬“见而喜且怒，共杀食之”。它尖锐地讽刺了那些依仗权贵而得意忘形的小人物。《黔之驴》是外强中干的小人的写照，嘲讽他们“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而其实是无德无能。《永某氏之鼠》比喻那此自以为“饱食而无祸”的人作老鼠，指出他们“为态如故”，以“饱食无祸为可恒”，那他们一定会遭到被彻底消灭的惨祸。这三篇寓言，深刻有力地讽刺了封建社会剥削阶段丑恶的人情世态。他的《蝜蝂传》，也以寓言笔调生动地刻划了那些得无餍的人物形象。他这样描写蝜蝂： 得遇物，辄持取，仰其首负之，背愈重，虽困剧不止也。其背甚涩，物积因不散。卒踬仆不能起。人或怜之，为去其负。苟能行，以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极其力不已，至隧地死。 这是一个具有社会意义的典型事件，短短一百来字，写得既平常，又深刻。柳宗元的寓言讽刺小品是极其成功的。语言锋利简洁，风格严峻沉郁。他能够体情察物，抓住平凡事物的特征，加以想象和夸张，创造生动的形象。在他以前，如先秦寓言，往往只是某种文章的一部分，而不是以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出现的。柳宗元创造性地继承前人的成就，大量地创作寓言，使寓言成为一种独立的、完整的文学作品，在寓言文学发展史上是有其一定地位的。 柳宗元的传记散文，大都取材于封建社会中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下层人物，这是《史记》人物传记之后的一个重要发展。 他的传记散文，和一般史传文不同，往往借题发挥，通过某些下层人物的描写，反映中唐时代人民的悲惨生活，揭露尖锐的阶级矛盾，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在《捕蛇者说》中，柳宗元刻划了被饱受压榨之苦的蒋氏形象，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社会的剥削的残酷。蒋氏祖孙三代受毒蛇之害，但因捕蛇可以抵偿租税，仍甘冒生命危险而不愿改业。它反映了农村的荒凉景象和悍吏逼租的狰狞面貌，使我们认识到唐代赋税对人民的摧残程度！柳宗元这种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是可以和白居易在新乐府中所表现的思想比美的。《种树郭橐驼传》借郭橐驼养树“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的道理，讽刺了统治者政令烦苛对人民所造成的无穷干扰和奴役。《童区寄传》写一个十一岁的牧童杀死两个抢劫人口的“豪贼”。作品塑造了勇敢机智的少年区寄的形象，同时也揭露了当时社会人口买卖的罪恶。 柳宗元还为当时士大夫中少数开明人物作传，反映出真实的历史面貌。如《段太尉逸事状》，题材近似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叙》，只写人物的片段故事，而风格不同，直叙事实，不涉抒情议论，语言简劲有力。他具体描写了段秀实的沉着机智、不畏强暴、爱护人民的优秀品质和英雄形象，从而揭露了安史之乱以后那些拥兵自重的新军阀们对人民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柳宗元象其他许多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一样，在他的深刻的艺术描写里，都是大胆而真实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阶段的腐朽、黑暗和罪恶，渗透着其忧心如焚和对美好生活的愿望。 柳宗元的传记散文，不仅大多具有较强的思想性，而且艺术上也富有创造性。他首先是从暴露现实、批判现实的角度选取人物，从而选择其重要的事件，加以适发的剪裁和必要的具体描写。他的作品往往能突出人物的重要方面，反映出复杂的丰富的历史内容。 柳宗元散文中更著名的是他的山水游记。他描写山水之乐，一方面借以得到精神安慰，同时也曲折地表现了他对丑恶的现实的抗议。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文笔清新秀美，富有诗情画意。《永州八记》是他的代表作品。在《钴鉧潭记》中，作者以生动而简洁的语言，描绘了钴鉧潭的位置和形状，潭水来源和流动的状态，以及悬泉的声音，周围的景物等等。他叙述了购得这一胜景的由来，同时出反映了“官租私券”对于人民严重的剥削，以及他在贬谪生活中不能忘怀“故土”的抑郁心情。整个作品，把写景和抒情融合为一。在《钴鉧潭西小丘记》里，他把一个普通的小丘，描绘得非常生动： 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嵚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之登于山。 那些无知的奇石，一经作者这样的勾画，仿佛各各都具有了血肉灵魂。他生动地写出了小丘优美的景色，同时也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即小丘的被弃，感叹自己的不幸遭遇。他对小丘之美的被发现表示欣慰，是寄寓了他的难言之隐的，正如清人何焯所说：“兹丘犹有遭，逐客所以羡而贺也，言表殊不自得耳”(《义门读书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纯以写景取胜：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他写水、写树木、写岩石、写游渔，无论写动态或静态，都生动细致，精美异常。而对潭水和游鱼的描写，尤为精彩，使作品更增加了神韵色泽。柳宗元山水游记的语言，恰如他在《愚溪诗序》所说：“清莹秀澈，铿鸣金石”。他描绘山水，能写出山水的特征，文笔简练而又生动。他的山水游记继承《水经注》的成就，而又有所发展，为游记散文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六、唐代古文运动的影响 唐代古文运动的胜利，是我国散文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打垮了骈文的长期统治，开创了散文的新传统。韩愈、柳宗元是司马迁以后最大的散文作家。他们不仅在理论上奠定了散文创作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在创作实践上作出了典范。他们开创了一种摆脱陈言俗套、随着语言自然音节、自由抒写的文风。他们不仅恢复了散文的历史地位，而且把散文的应用范围扩大了，使散文在传统的著书立说之外，在日常生活中找到了写景、抒情、言志的广阔天地。 韩愈由于不流浴的訾议，抗颜而为人师，在当时就发生了广泛的影响。同时知名古文家如樊宗师、李翱、皇甫湜、李汉、沈亚之等，或为朋友，或为受业弟子。诗人张籍、元稹、白居易等在文章方面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受韩愈和古文运动的影响。晚唐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的讽刺小品，文学价值较高，则显然是在韩柳古文影响下的一个发展。 中唐时代，传奇小说和古文并兴，二者是互为影响的。古文运动解放了文体，使着意好奇的传奇家，得到更自由的表现形式，因而促进了传奇小说的发展；传奇小说的题材和表现方法，也给古文家以借鉴，因而也有利于古交运动的推广和成功。韩愈、沈亚之都是把二者统一起来的。他们既提倡古文，也写作传奇小说。 但是，从晚唐五代到北宋初，古文运动实际趋向衰落，骈文恢复了统治地位。古文运动，就形式说，是对骈文的革新运动。但是骈散文之间并不绝对严格分界线。韩柳古文并未废除骈词俪句固不必说；在韩愈提倡古文，反对“俗下文字”的当时，裴度就持反对的意见，以为“文之异在气体之高下，思致之深浅，不在磔裂章句，隳废声韵”(《寄李翱书》)，就是说，文章重在思想内容，不在骈散的形式。完全从形式着眼来反对骈文，意义是不大的。裴度还批评韩愈“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同上)。就是从韩愈古文的内容来批评的。古文运动当时所以发生广泛的影响，与韩柳文内容的深广有密切的关系。韩柳以后，社会矛盾进一步发展，不仅藩镇割据的分裂局面无法挽回，而且爆发了农民大起义，道统的宣传既无补于唐王朝的没落、崩溃，士大夫们的中兴希望，也渐趋破灭，后起的古文家乃不得不把古文引上狭小、琐细的道路，古文便成为少数隐者之流抒写生活情趣的工具。这些古文虽然也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内容，但毕竟不够深广，不足以振奋人心，因而也就自然不为人所注意了。于是，形式精美的骈文就轻易地在晚唐五代恢复了统治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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