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韩愈为代表的诗人，倡导“古文运动”，打破骈文统治文坛的局面

中唐散文领域的“古文运动”与诗歌领域的“新乐府运动”，是当时文学革新的两股洪流。“古文运动”的领导者是韩愈和柳宗元。所谓“古文”，在这一特定时期的文学运动中，是与骈文相对提出的概念。它指继先秦、两汉以来散文传统而创造的一种奇句单行、生动活泼的文体。它不仅指古代散文的语言形式，而且包含着更深刻的内容。

从南北朝始，就有人倡导文学复古和文体革新。西魏文帝时规定以《尚书》体式写奏章类，但因其文字古奥艰涩，故应者无几。隋文帝也一度下诏，文章均要“实录”。李愕上书批判时文：“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

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上隋高祖革文华书》），也没从根本上革除流弊，故成效甚微。但这些仍然是一种改革的趋势和力量。随着时代的发展，改革要求更为强烈。王勃提倡“蹦非圣之书，除不稽之论”，指出“周公孔氏之教，存之而不行于代，天下之文靡不坏矣”（《上吏部裴侍郎启》）。

陈子昂鲜明地举起复古大旗，针对“文章道弊五百年”的现象，提倡恢复风雅传统，继承汉魏风骨，向六朝形式主义文风发起了进攻。随后，肖颖士、李华、元结、柳冕等进一步把改革推向前进。李华认为“六经之志”为作者所本；韩会主张作文要“助教化”、“备劝戒”；柳冕称“君子之文，必有其道”，“六艺之不兴，教化之不明，此文之弊也”。他们在创作中积极实践，大胆探索，逐渐形成了一股社会力量。

两个多世纪来文人们的努力，使文学改革的思想逐步丰富成熟，为中唐“古文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贞元、元和年间，韩愈、柳宗元等一批有志于改革的古文家应运而生。向旧的骈文展开全面攻击的时机到了！韩、柳以其卓越的文学才华和组织能力，发动并领导了“古文运动”。

他们主张文道合一，文以“志道”、“明道”、“载道”。这个“道”，就是儒家的伦理思想和道德观念。韩愈明确表白：“己之道，乃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重寄张籍书》），“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原道》）；柳宗元说：“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

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答韦中立论师道书》）“道”是目的，“文”是手段；从文学角度而言，“道”即内容，“文”即形式，实际上主张形式为内容服务。他们要求作家注重道德修养。韩愈说：“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答李翊书》）；柳宗元强调“文以行为本”（《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有了好的思想、美的本质，才能写出优秀的文章。他们主张文学必须反映现实，反映作家的真情实感。“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概括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是古文运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他们提倡在学习、继承古文传统的基础上，敢于创造。要“师其意，不师其辞”（《答刘正夫书》），“惟陈言之务去”，这样才能创造出新的古文形式。同时，要做到“文从字顺各识职”，语法合乎规范，字句准确恰当，在文学语言上提出了要求。

这些就是“古文运动”的理论指南。可见，“古文运动”既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革命，又是文学思想、文学语言、文风和文体的深刻的改革运动。“古文运动”在当时就产生了重大影响。韩愈始终坚定不移，排除阻力，努力奋斗，领导了这场运动。他曾说：“仆为文久，每自测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与冯宿论文书》）

李汉对运动的发展作了简要概括；“时人始而惊，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坚。终而翕然随以定。鸣呼，先生于文，摧陷廓清之功比于武事，可谓雄伟不常者也。”（《昌黎先生集·序》）韩、柳颇能奖掖后学，耐心指导，培养和教育了一批青年古文家，使之成为运动的中坚。当时不少人拜他们为师。李翱曾说：“自贞元末以至于兹（指长庆末），后进之士，其有志于古文者，莫不视公以为法。”（《韩吏部行状》）张籍称日：“时文公为帅”（《祭退之》），确乎此言。

这场运动，不仅打破了近三百年骈文统治文坛的局面，而且影响了晚唐和北宋文学。皮日休、罗隐、陆龟蒙的杂文、讽刺小品文，是在晚唐骈文抬头时继承“古文运动”而卓有成绩者。“韩柳辟古文之一道，至北宋而盛”，（徐斐然《宋文偶见》）形成了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唐宋八大家”，确立了古代散文的优良传统。唐代“古文运动”并没取得完全的胜利。直到北宋，经过欧阳修、苏轼等诗文革新家的继续努力，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参考资料

《宋文偶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