捻军传奇：纵横十八载，“中兴名臣”齐出马才“剿灭”

在太平天国风起云涌之际，还有一些其他势力也在掀起反清斗争，其中最强大的一支，其军事实力甚至可与太平军相媲美，这就是捻军。

捻军是个什么样的武装

“捻”是淮北方言，意思是“一股一伙”，捻军起源于“捻子”。“捻子”，是指淮北地区捏纸将油脂点燃用来作法，于节日时聚众表演，为人驱除疾病、灾难以牟利的游民组织。早期，“捻子”是向乡民募捐香油钱，后也有恐吓取财、勒索之现象；越是荒年欠收，入“捻”人数越多，所谓“居者为民，出者为捻”。清廷称之为“捻匪”。

1851年，“捻子”们在河南发起暴动，时间也与太平天国大致相当。1852年，安徽大旱，大量百姓流离失所，纷纷加入其中。1852年11月，各路“捻子”在安徽亳州雉河集歃血为盟，推张乐行（也称张洛行）为盟主，正式起义抗清，号称“捻军”。但捻军的组织方式很特殊，虽然有自己的盟主，但盟主并不能控制所有捻军，无法做到统一指挥。

从被保存下来的文献来看，捻军并不仇视满洲人，自视为“义军”，“救我残黎，除奸诛暴”；而且军纪规定得十分严格，禁止擅自掠夺村庄和强奸妇女，犯者处死；许多捻军首领宁死不愿出卖战友，甚至牺牲父母子女也在所不惜。当时在安徽指挥战争的清军将领袁甲三对此曾言：“每遇行刑，谈笑歌舞，既不畏朝廷之法，亦不恋骨肉之情。”

捻军发展迅猛，至1855年，捻军已成功地控制了安徽西北部众多乡村；1856-1859年间，捻军巩固了淮河支流浍河和沙河之间的大部地区，清军只能守住亳州、蒙城及太和三个主要城市。在捻军体系内，乡村领袖称为“堂主”，军事头目称为“旗主”，有时会在称号前冠以“大”或“小”字，来表示所掌握权力的大小。捻军“旗主”定期会召集“堂主”，令后者为征战提供人马。征战的全部缴获在事后进行分配，捻军头目得其中的大部分（有人说取其一半），剩下的分配给每人一份，每匹马得两份，也正因此，捻军骑兵较多。

捻军与太平军的关系

据记载，盟主张乐行极具战略眼光，他选择了与太平军结盟的发展道路。1857年3月1日，张乐行率部夺取了淮河要冲三河尖，此时正在为巩固长江以北地盘而征战的太平军将领李秀成、陈玉成立即拜访了他，此后张乐行为太平军守卫淮河以南约五十英里的六安达九个月之久。作为回报，1858年，张乐行及其盟军在太平军的帮助下，夺取了淮北大城怀远以及洪泽湖附近的一批大城镇。而且，张乐行还被太平天国封为“征北主将”，甚至在1861年获封“沃王”。之后，张乐行还曾占据淮河重镇定远，从皖北方向保护天京外围，贡献颇多。不过，李秀成在其被俘后的自述中也曾抱怨张乐行“听封而不能听调用”。

因捻军各部自行其是，有与太平军合作的势力，自然也有在清廷和太平天国之间“骑墙”的，比如苗沛霖。此人在1856年崭露头角，逐步发展成为一方势力，“连圩数十，拥众数千”；站稳脚跟之后，其不听盟主调遣，甚至一度受封为清廷四川“川北道道台”。1860年，当他得知太平军已占领江苏东南部后，立即向陈玉成示好，甚至受封为太平天国“奏王”；等到湘军在1861年夺取安庆后，眼见太平天国形势不妙，当陈玉成败退经过他的地盘时，他借欢迎之机旋即抓捕陈玉成，并将之解交清廷。

通过上述两个代表人物，我们就可看出捻军组织体系的混乱，以及与太平军、清军的关系复杂性。

僧格林沁之死成转折点

面对捻军以及淮河、运河沿岸众多势力纷纷起事反清，清廷任命僧格林沁为钦差大臣进行“征剿”。1862年，僧格林沁进军河南和安徽，先是在亳州取得一场大胜，迫使涡河两岸一些捻军势力投降。之后，他率部向南挺进，遭到张乐行的猛烈抵抗，然而张乐行并没有得到其他捻军各部的全力支援，结果导致张乐行在雉河集附近被俘。随后，僧格林沁回军平定山东和直隶的各路反清势力，接着经河南再往安徽，进攻苗沛霖所占领的蒙城，苗沛霖最终兵败战死。

正当僧格林沁连战连捷之时，一支“新捻军”的出现改变了战局。1864年春，一支试图解南京之围而被阻的太平军参加了捻军。1864年3月，这些太平军和捻军的首领决定组成四支武装，每支由捻军和太平军将领联合指挥，其中最主要的一支由太平军“遵王”赖文光和已受封太平天国“梁王”的捻军将领张宗禹联合率领。正是太平军的加入让捻军势力大增，捻军以太平军军制重新整编，采用灵活机动的战术，易步为骑，奔驰豫、鲁、苏之间，声势复振。单是由张宗禹率领的部队据说已超过万人，其中骑兵就有数千人。

一路追杀捻军的僧格林沁对此却毫无所知，其目标一直就是捻军而非太平军。此时，僧格林沁尚有骑兵五千多人，但捻军的骑兵实力也不弱。1865年5月，僧格林沁在山东曹县附近遭遇赖文光、张宗禹指挥的多路捻军的伏击，力战身亡。

僧格林沁死后，1865年5月25日，清廷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镇压捻军。学界通常认为，清廷的这一任命就是捻军命运的转折点。

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齐出马

曾国藩上任后，首先制订政策笼络百姓，控制皖北村寨。他悬赏搜集捻军情报，并宽恕那些因贫困或受裹胁而参加捻军的人；实施坚壁清野战略，编制包括“自新”的原捻军追随者和“未从匪者”的“良民册”。其次就是实施军事封锁的战略，曾国藩认为，湘军不应去追击捻军，而应守住四个关键基地，即安徽的临淮、江苏的徐州、山东的济宁和河南的周家口，来限制捻军活动。曾国藩的这一战略计划迅速被清廷批准，但效果却并不好。

9月24日，捻军在张宗禹、赖文光率领下迅速东移，准备进入山东。10月1日，曾国藩提出李鸿章暂驻徐州，以便激励山东的淮军将领尽心尽力作战。他还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贼匪之日集日多，愈击愈悍。穷民圩破，从之如归，则流寇之祸殆不知其所终极。”曾国藩的改变取得成效。淮军将领刘铭传和潘鼎新兼用骑兵和大炮，将捻军拒于山东之外。捻军眼见局势不利，遂作出决定，赖文光部继续攻山东，张宗禹部向西经河南直奔陕西。就此，捻军分为了东、西两支，史称“东捻”“西捻”。

12月，赖文光部再次被逐出山东，并于1867年1月侵入湖北，意图转进四川。但在2月作战失利，无奈放弃计划后撤，于6月再次突入山东。此时，曾国藩因“围剿不力”（也说因健康不佳）被清廷撤免钦差大臣，李鸿章继其任。6月30日，赖文光抵达芝罘附近，北京为之震惊。李鸿章下令在运河设置外围封锁线，同时在山东巡抚丁宝桢的帮助下，在胶莱河上设置内层封锁线。捻军不断企图突破封锁，但都未能成功，赖文光被迫退入苏北，然而仍无法改变战局。12月，赖文光部再遭重创，被迫转战扬州，最后在1868年1月赖文光被俘而亡。

赖文光部覆灭时，张宗禹部却远在陕西。1867年1月，张宗禹击败陕西巡抚所部清军，准备会同西北回部武装一起进攻西安。新任陕甘总督左宗棠采取“先捻后回、先陕后甘”之策，分而化之，接连取胜。战局愈发对捻军不利，战至10月，捻军被迫向北撤往延安一带高原。12月，张宗禹率军渡过了黄河进入山西。1868年1月初，张宗禹进入河南北部；2月3日，逼近离北京约一百多公里的保定。清廷动员了京畿附近的所有精锐部队围追堵截，迫使捻军向南后撤。由于有被困在太行山和黄河之间的危险，张宗禹率全军向东北突围，在4月进入山东。

张宗禹的这一决定是致命性的，清军再一次利用黄河、运河和大海等天然屏障实施了封锁战略。5月16日，李鸿章奉命限期一个月消灭捻军，否则将受惩办。5月21日，他与追击捻军而来的左宗棠会面，商定“长围”战略，即在天津至黄河之间的运河沿线筑起“长墙”，至6月竣工，捻军完全陷入了包围圈。7月，张宗禹突围遭到惨败，大批捻军在李鸿章等劝降政策的影响下放下武器。8月16日，张宗禹跳入徒骇河失踪，之后也未再见史料记载。

至此，纵横黄淮大地十八载的捻军全部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