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应该就是缎库胡同后身八号

缎库胡同后身八号。

这个八号不是现在的八号，而是它的老八号。1918年3月30日，胡适先生从竹竿巷搬入此号；1920年1月15日下午五点，毛泽东来此同胡适先生谈湖南问题；同年7月24日，毛泽东从湖南楚英源楚怡小学给胡适先生寄来明信片，收信人地址写的也是此处。1920年2月9日，陈独秀摆脱警察监视从家里出走，踏上建党征程，也是首先跑到这里来和胡适商议。

这次去京，我居然找到了这个老八号。

1997年4月底，去北京学习，突然冒出一个想法，利用不多的几个星期天，去把北京二环内名人故居跑一遍。回来后，还写了组北京名人故居游记在《合肥晚报》上连载。唯有一篇没有放入此连载中，那就是去看李大钊故居的经过。因为到了后，不仅没进去，相反还看到听到了不和谐的画面和不悦耳的声音。李大钊故居的标牌下，堆着一大堆垃圾，里面院子里竟然传出打麻将的声音。我单独把此“景”此“情”写成了随感。记得还在北京，我把这篇稿子送给了北京政协的《北京观察》。郑主编老人家亲自接待了我，还给了我鼓励，很快把它登了出来。据说引起了一定反响，对后来李大钊故居的整治开放都起到了推动作用。

此番去京，又冒出了相似的想法，能不能把1919年前后陈独秀和胡适以及刘文典等人的故居给走一下。

陈独秀故居在箭杆胡同，2021年整修一新后开放。作为《新青年》编辑部和后来人们赞誉的“'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部”，又加庆祝和《觉醒年代》热播，它都是主要“画面”，现在已是大名鼎鼎。陈独秀那天后来又躲到刘文典家里。电话问写《刘文典传》的好朋友章玉政，他说是在福建司胡同，现在已改为富建胡同。至于多少号，他说也查不到了。但我还是去走了一遍。居然那儿附近就是赵家楼遗址和北总布胡同。用手机算一下里程，离红楼3.7公里、箭杆胡同3.2公里、缎库胡同2.7公里、天安门广场3公里，李大钊家在文华胡同，离得远一些，6.3公里。这样一想，不仅陈独秀乘人力车赶来的时间似乎能够算出，就连他急匆匆赶来的形象，李大钊赶着骡车（根据蒋梦麟先生的回忆）前来和陈独秀巧扮演“戏”出城的画面，梁思成林徽因后来在这里走动的情景，“五四运动”大队人马从天安门广场赶来的浩荡汹涌似乎也能想见。

“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因散发由他起草的、由胡适翻译成英文的《北平市民宣言》，号召“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被捕入狱。经过社会各界的大力营救，虽然9月16日得到保释，但头上仍戴着“豫戒令”，不能随便行动更不能私自跑出京城。看胡适日记，1920年1月22日下午五点、七点两次跑到箭杆胡同去找陈独秀。当时武汉一些学校邀请胡适前往进行寒假演讲。恰巧胡适正给杜威访华做翻译，于是转荐陈独秀前往，当然武汉方面也大为欢迎。当演讲消息和内容有关报纸刊发后，京师警察厅看到陈独秀竟然跑出了京城，这还了得，立即前往箭杆胡同盘查。2月9日下午，刚刚回来的陈独秀正坐在家里写请帖，准备请胡适等一干朋友前来喝一顿。没想到警察敲门了。问他在不在家，并要走了他的一张名片，同时在他家门口还留下了监视。一看这阵式，一旦确认，轻的肯定还要来讯问，重的可能还要重新入监。那段时间，无论是蔡元培、蒋梦麟，还是陈独秀、李大钊等，但凡有什么事，都喜欢找胡适商议。同时，陈独秀出狱，胡适还是保人，此次出京，胡适也是当事人。陈独秀急忙招来人力车，开始往胡适家跑，看此事胡适怎么想、有什么建议。

据后来这位警察的报告：“查于2月9日下午一时余，见陈独秀乘人力车出门，声言至缎库后身胡适宅拜访，是日并未回。”

要不是说去胡适那儿，那位监视的警察此刻恐怕都不会再让他出门。

于是，在去了箭杆胡同之后，我接着去了缎库胡同。箭杆胡同西向出到北池子，北向不到一公里即红楼，南向，以东华门为界，南边叫南池子。箭杆胡同东西向，西头即连南池子。站在胡同口，用手机测一下距离，离箭杆胡同陈独秀故居830多米。步行不过一刻钟，看来那天陈独秀乘人力车跑来也就几分钟的时间。

现在北京的胡同，在胡同口都挂有一张小标牌，介绍这个胡同的前世今生。当然这里也有，写明是因为清朝户部在这里设立缎匹库而得名，宽6米，长462米，西起南池子，东邻南河沿大街，北与普渡寺前巷相通，南与北湾子胡同相通。同时说明“胡适故居位于缎库胡同八号，胡适白话文诗集《尝试集》在此问世。北大教授高一涵曾住此胡同”。当然从标牌上也看出，由于中间部分平房建成了住宅楼，1973年对胡同进行了重新编排，2011年又进行了重修。

这个标牌，说明此胡同存在南北两条巷道；同时在胡适故居定位上不太精准。从胡适有关资料可知，那时他住在缎库胡同“后身八号”。而今天这个标牌说明，很容易让人联想认为这个八号（“胡适故居位于缎库胡同八号”）就是当年八号（“缎库胡同后身八号”）。我心里存着疑，问北京鲁迅纪念馆姜异新老师。她曾写过关于胡适在北京的故居的书。她回信息说，当年八号在哪，已无法确定。

我从与南池子相连的胡同口走起。新门牌号就从胡同口排起。

东向走过四五十米，然后直角左转北向。新八号就在这个转角处。在中国传统建筑和方位称呼上，房屋的最后一排叫“后进”或“后寝”（专指祠堂最后供奉祖宗牌位的一排房屋）。既然胡适住在缎库胡同后身，显然这里一上来的八号并不符合这个称谓。二三十米后，胡同再右转东向。这里坐落着社居委办公处。进去问工作人员：“胡适的八号在什么位置，你们知不知道？”都说早就改造了，原排号没人搞得清。再出来沿着胡同走。两百米左右，一道南北向围墙截断去处。但胡同并没有沿围墙拐弯，而是在与此平行的三十米处右转南向，延伸五六十米，最后与南边那条东西向“巷道”贯通。这条“巷道”最东头同样被那道围墙截断，与北边的“巷道”严格平行，不过西端并没有通往南池子或与南池子进来的那段相连，在伸展一百多米后于西端同样被一道大墙截断。在那条与围墙平行的胡同与围墙之间，又等距离东西向开辟了两条小胡同，由此形成了三个等面积均坐北朝南的院落。

如此一看，缎库胡同岂不像个提梁油桶？进来那段是提梁，南北两条长长的“巷道”是竖壁，围墙与与它平行的胡同构成了底座，南边那条“巷道”与提梁之间的缺口岂不是进倒的桶口。

与南池子相连的地方应该是前进，底座部分应该是后身。

我在胡同里走着。几乎没看见什么人。遇到一个准备从胡同开车走的人，问他怎么胡同里没人。他说这几天北京热，这大中午的，都缩在家里准备午休了。

2019年过年去李庄，在板栗坳，看过了傅斯年故居后，我总想找一个老人问问这里情况。有关资料说，在内陆恐怕已没有人见过傅斯年了。但我还是想找找。没想到转过故居的一个院落，一位老人正坐那儿晒太阳。我走过去问老人家，是不是一直住这儿，她说是。我问她见过抗战打日本时期住过那老屋的人吗，她问是不是那位姓傅的大胖子，我说是。她说见过，然后告诉我她小时为傅斯年摆渡的情形。老人叫涂仁珍。我总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只要你执着，上苍或者你要探寻的对象会保佑你的。这次我同样如此。

我从南池子这头走到北湾子那边，又从北湾子那边再走回南池子这头。

就在我走第三遍时，不知从哪儿走进来一个收废品的，他就站在后身北数第二条小胡同里，一位老大爷正从家里拿出废品给他。从小胡同口又走来一位老太太，她和老大爷打着招呼，说这疫情三年常常只能呆在家里，腿脚都走不利索了。终于见到住在这里的人了，忙过去询问他们住在这里多少年了，老大爷说他搬过来迟；老太太说她住在这里快七十年了。我忙问她，缎库胡同后身八号在什么地方？老太太立即说，知道啊，老八号，就这前面这个院子就是。

没错？

没错！

就是？

就是！我就住这隔壁这么多年。

门在哪？

向那大胡同开着呢。

老太太姓刘。她说是刘少奇的刘。

转过去一看，现在是五十号。门还开着。大胆走了进去。居然格局同箭杆胡同大致不差。靠街门紧挨后进主房倒座小房两间，主房五间，隔个院落与其相对应的前进坐南朝北，院落两边是各两间的偏房。总共大概有十七八间房屋。这个数字基本上符合当时胡适所说间数。只是现在院落已没有当年的疏朗，而是也像了一条七扭八拐的小胡同，四面的人家都在院子里搭盖了附房，以尽可能扩大自家的生活空间。就这样你想照一张上空比较单纯的照片也很难，因为还拉满各种绳索挂满各种晾晒的衣物。我抓紧时间拍了视频和有关照片，准备立即退出，这时从外边走回一位中年大姐，问她记不记得这院落整修的情况。她说，整修就是替换一些朽坏的，大的格局没变过。

出来后，真想立即跑去告诉社区居委会的同志们，请他们改一下标牌，胡适故居是当年缎库胡同后身八号，即现在的50号；还想告诉他们，胡适在这里产出的又岂止中国现代文学第一部新诗集《尝试集》，他回国后许多对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具有开创性范式性影响的文章在这里写成，对中国现代史影响深远的一些事也在这里促成。

今缎库胡同50号内景（本文作者摄）

“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在这里极力营救被捕学生；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来说，在这里，他第一次全面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且给予高度评价。他说：“马克思主义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唯物史观，一是阶级竞争说。（他的'赢余价值说’，是经济学的专门问题，此处不易讨论。）唯物的历史观，指出物质文明与经济组织在人类进化社会史上的重要，在史学上开一个新纪元，替社会学开无数门径，替政治学说开许多生路。”这段时间，胡适详尽阐述了“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的观点；郑重推介并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在湖南创办的《湘江评论》及毛泽东刊于其上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这是毛泽东的文章首次被这样推介和评价。

这里除了京城蔡元培陈独秀等新文化大咖们经常光顾，胡适的老师杜威来过，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两次来京（第一次是1918年8月19日至1919年3月12日；第二次是1919年12月至1920年4月）来过。毛泽东当时给胡适写过不少信，胡适后来说，抗战爆发后，这些信件由夫人携带至上海，交给好友竹垚生保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租界被日军占领，竹垚生怕信件被日本人发现，全部烧掉。毛泽东当时也很受胡适影响。他后来在接受斯诺采访时说他在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开始读《新青年》，“十分敬仰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胡适《非留学篇》观点，深得毛泽东赞许，使得他放弃了留法勤工俭学；胡适提出的多研究些问题的主张也得到了毛泽东的响应。1919年9月1日，距离胡适提出该主张40天后，毛泽东在湖南成立了问题研究会。在《问题研究会章程》中，囊括中外，提出71个大问题81个小问题需要研究。就在毛泽东于1920年1月15日来拜访胡适前三天，胡适和蔡元培、蒋梦麟等人开始讨论“自修学院”的事，之后，便开始拟订“自修学院”计划。1951年5月17日，胡适在阅读胡华所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中关于湖南自修大学的内容后，于当日日记中写道：“毛泽东依据了我在一九二〇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南去了。”

还是回到2月9日那天下午来。那天下午胡适还有课。一点多跑来的陈独秀正好把胡适堵在了家里。一听陈独秀所说，胡适也觉得事情重大且不容迟疑，于是放弃上课，在家和陈独秀商议如何去做。家回不去，京城也留不得了，只有离去。上次在警察眼皮子底下竟然跑到了武汉，这回必然加强戒备，实际上已经在监视，要想离去，必须想一个妥善的法子。也许就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在这里用胡适家的电话通知了朋友们前来共同商议。于是想出了这几种法子：既然警察知道陈独秀来了胡适这里，陈独秀不回，必然要找到这里来，陈独秀不能住这里。住哪里？还是老乡保险，不远处刘文典家合适；陈独秀出狱，胡适是保人，此番又说是到胡适家里来，警察必然要找胡适要人，必须变被动为主动，也算是给陈独秀离京打掩护，胡适在接下来的几天必须天天去箭杆胡同看望陈独秀，表明陈独秀还在京，但不在胡适那儿，也给高君曼和两个孩子以安慰；由李大钊赶车和陈独秀假扮年关下乡收租混出京城；到了上海后，陈独秀立即给警察总监吴炳湘来信，说明一切，以解脱所有人包括警察们的干系。

2月14日，陈独秀到达上海，迅速致信吴炳湘。

由此说明，陈独秀最迟得12日从天津离开，再推算，他最迟得11日从北平脱身。如此急促的时间，一切都得当机立断和迅速行动起来。

那天下午在这个院落居然发生了这样影响重要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