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教育势在必行

国家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何新民

《家族教育》(美)艾米·M·舒曼//约翰·L·沃德。家族教育是家族核心。家庭教育的力量。家庭教育的发展。创建家族教育课程。做好统筹。满足家族的特殊需求。罗德尔家族第四代教育计划。施密特家族。设立家族教育总监。收尾工作。让家庭教育项目走向成功。

家族教育是关系到家族财富和智慧能否得到传承、家族企业能否持续繁荣发展的关键因素。不同家族根据自己的特殊需求设计适合的家族教育项目，从而帮助年轻一代掌握企业经营知识、强化家族成员间的联系、培养对自家企业的热爱，并为将来管理家族企业和家族做好准备。家族发展教育是指家庭成员在家庭环境中共同学习、成长、发展的过程。家族发展教育是一种全面的教育方式，它不仅包括知识的传授，还包括道德、文化、习惯等方面的培养。家族发展教育是一种长期的过程，需要家庭成员的共同努力和支持。家族发展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首先，家族发展教育可以帮助孩子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在家庭环境中，孩子可以接受到父母的教育，了解到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从而建立起正确的价值观。其次，家族发展教育可以帮助孩子培养良好的习惯。在家庭环境中，孩子可以学习到如何做事情、如何与人相处、如何处理问题等等，从而养成良好的习惯。最后，家族发展教育可以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心。在家庭环境中，孩子可以得到家庭成员的支持和鼓励，从而建立起自信心。家族发展教育的实施需要家庭成员的共同努力。首先，父母要成为孩子的榜样。父母的言行举止会对孩子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父母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做出正确的示范。其次，家庭成员要互相支持和鼓励。在家庭环境中，家庭成员要互相支持和鼓励，让孩子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爱。最后，家庭成员要共同学习和成长。在家庭环境中，家庭成员要共同学习和成长，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和能力，从而为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环境。家族发展教育是一种全面的教育方式，它可以帮助孩子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家族观。

近代社会风云变幻，在战争的刺激下，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风俗等各方面做出了反应，开始由传统向近现代转型。在“家国同构”古代社会，家族命运与社会变动一脉相通，家族作为一种基本组织单位和传统封建社会的基础，自然避免不了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代的冲击，这种冲击使家族呈现出一种“保守”和“进步”并存的特点。家族教育是我国传统教育重要组成部分，其作为私学形式的一种，起到了补充官学不足的作用。从家族视角出发，家族在社会转型和西学东渐的影响下开始了变革的历程，家族教育也产生了一系列变化。

一、国家政策的调整。近代社会政教体制的变化、改革以及国家政策的调整，直接推动了传统家族的教育转向新式教育，并带有近代化的特征。教育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与当时的国家政策有着很大关联，尤其是在 20 世纪以后，从中央到地方，都开始高度重视新式学堂的兴办，并对新型学制的建立也投入了极大的关注。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陷入极其被动的状态，西方文化在我国广泛传播，如破竹之势席卷全国。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教育日趋没落，曾统治中国文化长达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失去了昔日的光辉。长期接受中国传统教育的一些知识分子也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落后、不合时宜的一面，开始呼唤改革。在教育内容上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并且主张革新教育形式，创办新式学校。在外界形势的刺激和压力下，清政府于 1860 年建立了同文馆，相隔几年，又成立了京师大学堂，其带有现代意义的特征。1901 年，清末新政是初步奠定新式教育体制的关键时期，此时政府积极介入了家族教化。在教育方面，清政府采取废科举、兴学堂等改革措施，并颁布强制性法令，规定在全国建立各级各类学校，学校教育内容以西学为主。在清政府的主导下，近代学校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新式学校的创办直接冲击了传统族学等家族组织的发展并使其逐渐衰败，以经学为主导的传统学术地位受到动摇并最终解体。1907 年，清政府还颁布了有关女子教育的章程，使近代女子教育突破了传统教育的桎梏，并极具进步性。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被推翻，政治制度的变革必然带来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变化，封建家族在经济上已经无法适应和满足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在制度上更是无法适应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发展需求。此外，科举停废这一政策可以说是传统家族转变的最重要的原因。科举制度在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的同时逐渐显示出不合时宜的一面，并产生了极为严重的负面影响。有学者这样说到：“南宋以来，科举的僵化和弊病已经十分严重”。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说到：“以科举取士，必不能得人才也”。1905年，清政府批准了袁世凯、张之洞等人的奏请，将培养人才和选拔人才放置在学校之中。1906 年，科举制度被废。然而科举考试的废除阻断了家族科举入仕的道路，也导致科举取士和学校教育相分离。原来通过旧学而人仕的知识分子陷入茫然、困顿的境地。刘大鹏日记记载：“同人皆言科考一废，吾辈生路已绝。”这深刻的反映了科举废除这一历史巨变带给中国士阶层带来的压力、困顿与无所适从。确定无疑的是，科举制的废止也从根本上阻断了家族通过教育这一形式迈入社会上层和保障家族利益的通道。科举的废除以及新式教育的推行等举措使得一批思想较为开明、先进的知识分子怀着茫然、紧张的心情走进新式学校、接受新式教育。新式教育使得他们逐渐摆脱传统的“读书做官”的畸形价值观，在职业选择上也更加多样化，逐步弱化了农为本、商为末的封建思想。中国的知识分子朝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积极从事于农工商等各种近代职业。在新的教育价值观和职业观的推动下，近代新型知识分子这一群体也在逐渐形成并发展壮大，而这无疑进一步从整体上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以及中国近代化的发展。家族作为知识分子较为集聚的组织，自然而然的受到科举废除带来的影响和变化。查氏家族以科举起家，通过“科举入仕”的道路，家族中人才济济。时代剧变之下，查氏家族调整家族方向，通过文学这条道路家族依然屹立不倒，家族成员亦接受新思想的洗礼，学习新学。查氏子弟查人伟虽然通过科举考取了功名，但他认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对振兴中华无裨益。当杭州创办求是书院时，查人伟毅然前去求学，迈进了求是书院。在求是书院，其接受新学的熏陶和浸染，眼界拓宽，窥见了中国的封建旧俗对民众乃至社会的危害；看到了清政府的腐朽没落。于是，他抵制封建旧俗、积极参加革命。科举既废，家族成员或投身革命、或从事商业、或在文学领域熠熠生辉，家族中各行各业人才比比皆是，为家族的长盛不衰提供牢固的保障，查氏家族的精神在新时代下被继承和发扬。国家政策的调试促进近代家族做出一定的调整，在教育内容和方式上有所改变。在教育内容上，查氏家族对文学教育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并不一味追求科举功名，并不以培养科举人才为唯一目的。所以在科举制度被废、新学逐渐兴起的情况下，其家族能够顺时而变，从日益僵化的时文教育中成功身退，从而转向其他方向，以传承查氏家族。二、“西学东渐”的冲击。在客观因素的刺激下，家族和社会开始了“求变”的过程，西学东渐无疑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和日本惨无人道，其大肆发动侵略战争，掠夺我国资源，其种种恶行至今回想起来仍令人发指并胆战心惊。战争的炮火带来的是深重的灾难和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国人中的有识之士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一些家族中的家族成员面对日益复杂的形势提出了新的见解，家族在策略上也有所调整。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知识分子思想上的变化，战争所造成的伤害只是诱因，而最为关键和重要的是西方文化的传入带来的新思潮的兴起。西学的大肆传入带来了国人思想的碰撞和斗争，进而带动与实现了国人头脑中的知识更新。在中国，自基督教进入我国疆域时，“西学东渐”便开始登上了舞台。早在明清之前，基督教就已在我国传播过两次，分别在唐太宗贞观九年和元朝。明清之际，基督教又一次大规模传入我国。当西方葡萄牙等国积极向东方进行殖民扩张时，天主教也再次进入中国，天主教传教士亦积极主张向海外扩展，以扩大天主教的势力。因此，浙江成了主要的传教区。随着天主教在我国广泛传播西方文化，逐渐吸引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中国的文人学士对西方科学、哲学抱有极大的热情，并逐步学习西方文化。但令人惋惜的是，由于中国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将西学拒之千里，从而导致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的学习与交流不得已暂时中断，这一时期我国对西方文化的学习比较浅显，仅仅通过翻译西学各类书籍和了解西方科学技术等方式来进行学术交流。此时，西学对我国教育所产生的影响较小。直至战争的爆发，清政府在战败后被迫签订了一系列条约，西方列强在这些条约的庇佑下在我国广泛传播西方文化，西学开始以崭新的面貌再次东渐，且来的更为猛烈，由沿海而后深入内陆腹地，国人对西方文化也较之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西学对我国旧式教育带来了强有力的冲击，也迫使我国旧式教育逐渐崩溃并逐步走向近代化。

中国的大门在残酷的战争之下被迫打开，西方科学技术以及思想文化纷沓而来，有关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观念和婚姻自由观念在中国广泛传播并深刻影响到了国人的思想。甲午战争的爆发乃至失败，触动了国民的意识的彻底觉醒，认识到传统文化的落后与弊端并开始传播西方的科学知识文化。先进的知识分子逐步接受西方科学文化，企图从西方文化中获得救国富强的真谛，其思想观念不断变化，与中国传统的“三纲五常”的宗法观念、伦理道德观产生了强烈的冲突，并且加快了封建家族制度的衰落速度。在学习西方文化和变革传统教育的过程中，新文化与新式学堂迅速崛起，逐渐占领文教阵地。在西学的影响下，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有了极大的转变和革新，例如传统的等级观念的淡化，儒学的教育内容的突破，取而代之的是民本主义观念的兴起，新知识、新思想的广泛传播。

彭氏的家族教育：开蒙授知方成一代才子，积德行善方获百年世家。纵观长洲彭氏的家族教育，一脉相承，历经时代与家族的不断变迁与发展，确实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方面，体现出了家族教育的个性的特点，创造了自身独特的价值，无论是从为家族自身，为朝廷及地方社会都产生了相应的影响，还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长洲彭氏家族教育的特点，一 家族教育的特点。在清一代，一个家族能否“代有闻人”、“累世簪缨”，这决定着一个家族的社会地位、家族文化、家族利益等问题能否延续。入朝为官的最重要途径就是参加科举考试，中第成功即可有为官的资格。一个家族中举及第的人数、为官人数以及为官者官位的大小，便是衡量一个家族社会地位高低的重要标志。族人入仕为官，参与朝廷与社会的发展建设，关系密切。因此家族需要通过教育培养更多的中举入仕子弟，以来延续家族的发展，不断维护并提高家族地位，稳固家族在社会当中势力。因此家族教育强调科名，重视科举入仕，以其为家族教育目的，成为显著的家族教育的特点。长洲彭氏家族也不例外，十分重视家族科考教育的家风发展。长洲彭氏本是军户家籍，彭学一身后无子，姐夫替补军役，迁徙苏州，定居于此。一方面受江南地区的文化氛围影响，重文兴教是流行趋势。另一方面，家族发展至第四世一代时，由于彭淳擅于治生，家族资财雄厚，已经有精力和条件支持家族的文化转型，同时为了摆脱军籍，提高家族的社会地位，家族易武从文势在必行。彭淳选择家族当以文显，至此家族开始了重文兴教，鼓励家族子孙读书应举。长洲彭氏家族由第五世彭昉开始，科举起家。例如彭氏谊庄，成熟的教育体系，给家族子孙解决了后顾之忧，使得大家可以安心学习；并且制定了很多积极的奖励规定，给家族子孙努力读书的道路上提供了很多帮助和很大动力；家族的义会制度是家族助科举举措中的创举，模拟考试对于考生来说很关键的锻炼。从长洲彭氏家族的科举世家发展过程、家族多样教育方式、家族文学为主的教育内容、家族人才培养情况等各方面不难发现，长洲彭氏家族教育的培养目标。二 家族教育转型多灵活。长洲彭氏家族重视科名，突出科考教育的家风建设，以科举教育为主的特点，确实提高了整个家族的文化水平，同时也切实培养出来一代又一代的科举精英以及优秀的仕宦人才，纷纷走入官场，参与社会建设。不仅给自身及家族带来的经济效益，也取得了相应的政治地位、政治权利等，提高了整个家族的在社会的地位，扩大了家族在地方的社会影响力，一个科举世家、文化望族的形象获得民众的认可，树立在苏州的民间地区。家族教育的转型同理，会接受多方面的影响，从而实现的是一种家族从内到外的根本性、整体性变换。长洲彭氏家族共经历了两次家族教育的转型。科举主导之下选择以科考内容为主，废科举兴新式教育之际发展理、工、商等各类教育，教育内容更加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延展性及多元化。家族教育组织结构积极进行与之适应的转型活动，例如从文教育教学形式不同于习武的管理模式，例如改庄塾为新式学堂，不仅仅是名称的变化，更代表了一系列的组织机构的变化：教育教学管理模式的改变、资费的投入情况的变化、师资力量更为多元、更新先进教学设施、教学规模扩大等。长洲彭氏家族懂得顺应世变，因地制宜，积极地进行教育转型，灵活地调整家族教育的方向，培养出一代又一代时代所需求的人才，此特点在长洲彭氏这一家族之上体现明显。

长洲彭氏家族教育的启示，一 教育方式呈多样。家族教育方式存在于家族教育活动当中，家族的教育活动存在于族人之间的交往之中，族人之间的交往有人为计划与自然发生的不同情况，因此家族的教育方式的特点即灵活且多样。在清一代，长洲彭氏的家族经济力已经达到一定的实力，足够为家族教育方式的发展革新提供充足保障，家族物质条件的升级必然要改变相应的文化需求，即长洲彭氏家族要求教育转型，与之相应的家族教育方式伴随着推陈出新，多样的家族教育方式便是家族经济发展情况之下的教育产物。家族经济长足发展，奠定物质基础，宗族组织较为稳定，重文兴教的社会风气，科举主导的选官制度，都是推动着长洲彭氏家族养正育才，提高族人文化素质，向着文化型、仕宦型家族努力。以此为育人基调，便决定了长洲彭氏家族教育方式的选择取向，整合各方面教育资源，承载“当以文显”的教育目标，形成着属于长洲彭氏独特的家族教育方式的特征。江南地区的重文兴教的社会风气蔚然成风，这为家族教育方式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同时长期的经验也为其发展与革新奠定了基础，一方面继承传统，例如家训传承、私塾设立等，另一方面推陈出新，例如长洲彭氏家族的定期义会、具有家族文化的祭祖等，不断变化的社会教育理念，随之伴有不断更新的家族教育方式。长洲彭氏家族的教育方式呈现出灵活且多样的特点。长洲彭氏家族鼓励家族子弟读书习礼，希望通过科考中举，进入仕途，走进官场，以光耀门楣。为了实现家族的教育目标，有意为之与无为而治都在渗透着不同的教育方式。长洲彭氏家族十分注重对子孙的蒙养教育，及早施教，开蒙授知，这是可塑性极强的时期，抓住关键时刻的教育，教授事理，传授家学，从小养成良好的品性与学习习惯，为日后的成长打下坚实的基础。二 慈善德育最名扬 长洲彭氏家族的教育慈善事业一方面是面向家族内部，帮助家族子弟，行助学、资科举，专项的家族教育经费，用于扶持家族困难子弟的读书学习，以及奖励家族科考优秀者。另一方面是面向社会的教育慈善活动，广刊善书，家族成员撰写众多劝善文章，同时设置众多善堂，促进社会的道德教育，另外家族内众多中举入仕的老者，归乡后会组织集会，定期聚众授徒讲学，会有学者慕名而来，有利于传授学习、应举、官场等各方面的经验，解答学徒带来的疑惑，促进社会的文化素养。长洲彭氏家族的教育对象扩大到整个社会，教育内容既关注文化教育，又十分注重道德培养，具有面向全社会全面教育的性质。长洲彭氏家族族人的共识，慈善教育的开展是造福社会，济世安民，更大程度上是为给族人及后世子孙积德行善，以保障家族的长盛不衰。其次，社会现实状况的推动作用。社会众多现象与问题严重违背着传统的伦理道德，许多儒生后代的教育得不到基本保障，很多方面的社会风气亟待需要改正，长洲彭氏家族是十分崇尚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如些不尽人意的现状，更是推动了族人纷纷采取各项举措，改善社会道德败坏的现象，不断宣传儒家传统的道德规范与观念，积极的道德教育，以求提高全社会人员的道德素养，进而改正与儒教不符之行为。最后，长洲彭氏家族成员主观能动性。长洲彭氏家族是著名科举世家，文人志士，人才济济，自身的经历、经验以及满腔的学识才富，更是激发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受自身文化结构的意识支配，积极主动投身社会教育，传递正确价值观念，传道授业解惑，为社会教育贡献自己的力量，也是自身对于文化追求一种方式，对于社会学徒充满美好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