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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的木斋学堂，1937年被日军炸毁。
南开早年的化学实验室
严修张伯苓 知道中国的，便知道有个南开中学。天下人谁不知，南开有个严校董、有个张校长！这里的严校董和张校长分别是指严修、张伯苓，这两位都是天津著名教育家，两人不仅联手创办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并最终使南开成为名噪寰宇的学府，对天津、对南开的巨大贡献足以使后世“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天津《大公报》曾发表社评称赞严修“不愧为旧世纪的一代完人”；而张伯苓也因他那“清逸的风度，敏感的观察，永恒不息的热心与毫无污点的人格”而被人们称颂。 变法失败辞归故里 自家宅院兴办西学 严修字范孙，号梦扶，因为曾在清翰林院任职，人称严翰林。可正是这个翰林，最终勇敢地走出迂腐的封建堡垒，率先大声疾呼：中国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 严家世居天津，累世巨富，代代官绅。严修早年受过系统的封建科举教育，中进士、点翰林，终于攀上封建统治阶层，做过清朝翰林院编修、贵州学政、学部侍郎，掌管全国的教育。但是，严修不同于一般封建官吏，强烈的民族正义感和敏锐的洞察力使他较早地看到了世界潮流和国势渐危的严峻。 于是，他1897年向光绪皇帝上书———《奏请设经济科折》，建议开设经济特科，改革科举制度，被梁启超称作是“戊戌政变之源点”。虽然光绪批准了他的奏折，却惹恼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最终，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害，康有为、梁启超流亡国外，严修的处境也很险恶。悲愤中，他辞去官职，返回故里。 在隐居期间，他多次婉拒与他关系甚密的袁世凯要他进京为官的邀请，而致力于天津的教育事业，以自己的家宅为基地，进行改革旧式教育，兴办“西学”的试验地点。首先，他大力推进民间办学，使旧的私人办学格局成为一种新的教育模式。一方面，改造私塾，添设西学课程，使一向诵读“四书”、“五经”的场所逐步向新式学校过渡；另一方面，联合热心教育的人士兴办民主学校，带头改良严氏家塾，聘张伯苓教授英文、数理化等新知识，并以此为实验基地，示范和带动天津地区的教育。 弃武从文以求富强 创办新学名噪寰宇 张伯苓，名寿春，字伯苓，6岁时就入私塾读书，甲午海战中国的惨败使他走上废科举创办新式教育、变法维新以求富强的道路。 1891年，张伯苓考入北洋水师学堂。北洋水师学堂是洋务派代表人物、北洋大臣李鸿章为培植北洋海军人才而建立的，在那里上学的多半是留英学生，用的是洋文，念的是洋书。总之，到这里来上学，叫做上洋学。清政府为吸引学生，不但学费全免，还管吃管住，这对家境日趋贫困的张伯苓确有很大的吸引力。他在水师学堂如饥似渴地学习近代科学知识，大开眼界，不仅成为航海驾驶班最好的学生，每次考试更是名列前茅。 按《北洋海军章程》规定：“驾驶班学生在学堂习完四年毕业，派上练船学习船艺一年，送原学堂再习三月，然后拨人枪炮练船，再学三月。考核及格，派归兵船差遣补用。”1894年，张伯苓和十八名同学被派往北洋水师舰队实习，当时正值朝鲜东学党之变，清政府出兵平乱，日本也趁机出兵寻衅，引起中日甲午战争。战争爆发后，清政府的海陆军被击溃，于是急调北洋水师增援。张伯苓随北洋水师舰队参加了这一历史性战役，但最终抱恨而归，使其爱国热忱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甲午战败之后，满清政府国事日颓，1897年，英、德、法、俄、日等帝国主义列强，纷纷染指，妄图瓜分中国。日本强迫清政府订立关于结束中日甲午战争的《马关条约》。俄、法、德三国以迫使日本交还辽东半岛有功向中国索取报酬，德国租占胶州湾，俄国强租旅顺、大连，法国租占了广州湾，而英国强租九龙与威海卫。帝国主义强盗的协议既成，张伯苓随清廷大员乘船前往山东办理接收和转让手续。船到威海卫的头一天，降下日本的太阳旗，升起中国的青龙旗。第二天，又降下中国的青龙旗，升起英国的米字旗。张伯苓目睹“国帜三易”这一丧权辱国的场面，不禁义愤填膺、五内俱裂，认为海军报国无望，毅然退役，希望废科举，变法维新以求富强。 东渡扶桑考察教育 携手缔造名校南开 甲午海战大失败的教训，使张伯苓下决心创办新式教育。而此时严修也正在倡办新学，于是张伯苓在1898年进入严氏家塾。张伯苓在严馆执教时期除教授学生学习英文、数学和理化外，还提倡体育。那时没有体育设施，张伯苓就在院子里放两张木椅，上面架一个鸡毛掸子的长竹杆，作为跳高的横杆，让学生把长辫子盘在头上，撩起长袍的衣襟，学跳高，这在当时绝对是令人耳目一新的罕见之举。 为了学习日本对教育的重视及办学规模和教育方法，严修与张伯苓东渡扶桑，1904年，二人考察日本教育归来之后，在改革严氏家塾的基础上，在严宅设立正规的敬业中学堂，这就是南开学校的前身。1907年改名南开中学堂。最初，该校仅为一所中学，张伯苓任校长，严修作为校董，以后逐步发展壮大，为南开奠定巩固的始基。严修不仅以个人财力、物力资助学校发展，而且在教育思想和办学方向上对南开有很大影响。 1917年，南开中学学生已满千人，中学基础日臻巩固，教育设施逐渐完善。每看到各届毕业生依依不舍地离开学校，严修和张伯苓二人就觉得应该向大多数学生提供继续升学的机会，“普通教育仅为国民教育之初步，创办高等学校乃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大计”。于是，1919年严修又和张伯苓创办南开大学，在中学南端空地建大学教室，当年秋季落成。南开大学除开设文科外，还设理科和商科，后来改称文、理、商三个学院，以后又成立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到1928年，独具特色的南开系列学校(小学、中学、女中、大学)终于全部建成。。 最让人敬佩的是，两位先生在那时候就已经颇有远见的看到了人才应具备德、识、才、学诸多品质。他们认为，一个人的才干、见识、智谋和胆略应该是多方面的，智育不能单纯地被看做是传授知识，教育不能与社会脱节，求学应与实际生活相联系。张伯苓曾说：“吾国学生之最大缺点，即平日除获得书本知识外，鲜谙社会真正的状况，故一旦出校执业，常觉与社会隔开，诸事束手。”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们常常要求学生多接触社会实际，深入社会调查访问，进行社会考察，提倡学以致用。正是在严修、张伯苓的主持下，南开成了一所很有特色的新型学校，全国各地的青少年不远千里，慕名前来报考，并最终使南开成为名噪寰宇的学府。 父命之下改学医科 医学教育奉献毕生 朱宪彝，字良初，其高祖父、曾祖父都曾是在天津经营金银首饰的商人，虽然没有天津“八大家”那样声名显赫，倒也殷实富裕，有房产几处，都在老城厢一带。他们都遗憾自己远离翰墨，不近书香，于是只能寄厚望于子辈。朱宪彝没有辜负祖先的希望，从北平协和医学院毕业后不仅获得了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更创建了全国解放后第一所高等医学院校———天津医学院，并担任院长33年。 1922年，朱宪彝中学毕业，他不愿意谋求银行、铁路、海关等俸禄优厚的职位，而幻想着走“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道路。于是，他曾想报考南开大学哲学系专攻哲学，探求万物的奥秘；也想报考北洋大学数学系，觉得定能有所作为。而对于医学等应用科学，他自己毫无兴趣，认为中国经济落后，这些学科难以迅速发展。可是，父亲偏偏让他报考中国的最高医学学府———北平协和医学院，希望他将来独立开业，万事不求人。朱宪彝听从了父亲的意见，以几乎全优的成绩考入北平协和医学院，而且由于成绩名列前茅，第一年就获得了奖学金。学习中，他领会到医生是造福人类的崇高职业，最终立志献身医学事业。 创办天津医学院，是朱宪彝对我国医学教育事业的特殊贡献，也是他作为医学教育家的新的里程碑。解放前的天津曾经有过高等医学教育的记录，北洋医学堂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培养西医的高等教育机构，河北医学院在抗战后也曾一度迁来天津，但解放后又迁回保定。天津市中央医院于1946年正式开诊后，也曾想和南开大学合办医学院，但因时局动荡没能实施。而天津拥有大批的中西医学专家，全国知名人士也大有人在。能否在天津创办医学院校，一直为朱宪彝等有志之士所关切。1951年6月，朱宪彝被正式任命为天津医学院院长。对于这个任命，他是亦喜亦忧，喜的是如愿以偿，忧的是个人能力有限，恐有负重托。 可朱宪彝确实是一位精于筹谋的实干家。自任命后3个月，他就完成了筹建医学院的大部分工作：与南开大学谈妥了医预班教学事宜；购买了南开大学东院房舍(即甘肃路原天津医学院校址)；选派临床教师赴北京等地高等医学院校进修基础医学、筹建基础教研室；与正在国外工作的医学家联络，争取回国执教；选聘有才学的教师来院任教；设计基础课实验室，并着手订购仪器设备；物色精干的秘书、行政及工勤人员，建立行政机构。到9月份，第一批50名本科生就正式进南开大学生物系学习医预科了。又经过一年的紧张工作，新校舍基本安排停当，进修教师陆续返校工作。1952年10月15日，天津医学院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大会。朱宪彝激动得眼睛里噙着泪花。是成功的喜悦，也是感激的深情，他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终于流出了热泪。在朱宪彝的领导下，天津医学院逐步成为天津市医疗、教学和科学研究的核心力量。 1984年12月25日上午，朱宪彝教授正在家伏案工作时，心脏病猝发，没来得及抢救，就永辞人间了。其实，朱宪彝之前已经病了一个来月了，院领导和同事们都劝他早日住院治疗，可一次次的劝说却被他一次次推辞。就在他逝世前的20分钟，他仍然沉静地向秘书交待着一件又一件要做的工作。按照朱宪彝的遗嘱，他的两万元存款全部交给天津医学院作为奖学金；全部藏书和期刊交图书馆公用；他的一套私人住房交给学校使用；他自己的遗体献给医学事业。他什么也没有带走，什么遗产也没有给子孙们留下，而是把毕生所得都无私地奉献给医学院，奉献给了医学教育事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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