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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主要内容：先生，一个称谓，一种修为，一卷隽永。
百年国史已有镜鉴：教育盛，虽战乱纷争仍人才辈出、民力丰沛、国体向上；教育衰，纵四海平定歌舞升平也社会浮躁、未来迷茫、振兴乏力。教育，国之命脉，而先生又为教育之魂魄。
《先生》以深圳越众影视公司十集大型纪录片《先生》为基础，结合《新周刊》的专题文章，聚焦民国国家讲坛上的十位先生身影，揭示百年中国教育的宏观走向和个性榜样。他们的性格性情、命运经历、学术作为，以及他们的睿智、善良、无奈、焦虑和欢喜，在点滴中渐次呈现。他们将苦难化作光明，用背影证明民族的正面，但为今日中国教育立镜一面，呼喊十声。
张伯苓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教育救国志
19岁那年，张伯苓以“最优等第一”的成绩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时值甲午战败，无船可开，张伯苓满怀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苦闷，在家闲居了一年。
当他终于有机会上船练习枪炮鱼雷射击和驾驶技术时，一个“国帜三易”的国耻现场，使他的报国志向从军事转向教育。
在那场降旗、升旗的过程中，张伯苓站在代表政府的“通济”轮甲板上，接收日本把其曾经盘踞的威海卫交还中国，再转移给英国。在同一个现场，日本国旗降下，中国国旗升起。隔一日，中国国旗降下，改悬英国国旗。张伯苓亲眼目睹国旗升降，痛切感受国家屈辱，内心受到极大刺激，遂立为国雪耻、育才强国之志。他说：“念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及苓终身从事教育之救国志愿，即肇始于此时。”
胡适把张伯苓的这个转变写进了《教育家张伯苓》。他说：“缘自中国败于日本之后，欧洲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竞相争夺势力范围，伯苓即于其时在威海卫亲身经历到中国所受耻辱的深刻。威海卫原为中国海军军港，中日之战失败后，即被日军占领，旋由三国干涉交还中国，转租于英。‘通济’号系奉命开往威海卫自日军方面接收，然后于翌日移交英军。伯苓目击心伤，喟然叹曰：‘我在那里亲眼目睹两日之间三次易帜，取下太阳旗，挂起黄龙旗；第二天，我又看见取下黄龙旗，挂起米字旗。当时说不出的悲愤交集，乃深深觉得，我国欲在现代世界求生存，全靠新式教育，创造一代新人。我乃决计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
20世纪前半叶的国家命运，把一个未来的舰长甚至将军，引向了一位伟大教育家之路；而从一开始，张伯苓办教育的一个基本的理念就是教育救国：“文以治国，商以富国，礼以强国。”
1905年，袁世凯以北洋军6个镇的兵力在直隶河间举办大规模演习，史称“河间秋操”，它意味着袁世凯小站新政初战告捷。作为北洋系的发祥地和中心，天津城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源头和中心。这一年秋天，袁世凯联名湖广总督张之洞又推动了另一桩大事。
张伯苓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教育救国志
19岁那年，张伯苓以“最优等第一”的成绩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时值甲午战败，无船可开，张伯苓满怀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苦闷，在家闲居了一年。
当他终于有机会上船练习枪炮鱼雷射击和驾驶技术时，一个“国帜三易”的国耻现场，使他的报国志向从军事转向教育。
在那场降旗、升旗的过程中，张伯苓站在代表政府的“通济”轮甲板上，接收日本把其曾经盘踞的威海卫交还中国，再转移给英国。在同一个现场，日本国旗降下，中国国旗升起。隔一日，中国国旗降下，改悬英国国旗。张伯苓亲眼目睹国旗升降，痛切感受国家屈辱，内心受到极大刺激，遂立为国雪耻、育才强国之志。他说：“念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及苓终身从事教育之救国志愿，即肇始于此时。”
胡适把张伯苓的这个转变写进了《教育家张伯苓》。他说：“缘自中国败于日本之后，欧洲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竞相争夺势力范围，伯苓即于其时在威海卫亲身经历到中国所受耻辱的深刻。威海卫原为中国海军军港，中日之战失败后，即被日军占领，旋由三国干涉交还中国，转租于英。‘通济’号系奉命开往威海卫自日军方面接收，然后于翌日移交英军。伯苓目击心伤，喟然叹曰：‘我在那里亲眼目睹两日之间三次易帜，取下太阳旗，挂起黄龙旗；第二天，我又看见取下黄龙旗，挂起米字旗。当时说不出的悲愤交集，乃深深觉得，我国欲在现代世界求生存，全靠新式教育，创造一代新人。我乃决计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
20世纪前半叶的国家命运，把一个未来的舰长甚至将军，引向了一位伟大教育家之路；而从一开始，张伯苓办教育的一个基本的理念就是教育救国：“文以治国，商以富国，礼以强国。”
1905年，袁世凯以北洋军6个镇的兵力在直隶河间举办大规模演习，史称“河间秋操”，它意味着袁世凯小站新政初战告捷。作为北洋系的发祥地和中心，天津城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源头和中心。这一年秋天，袁世凯联名湖广总督张之洞又推动了另一桩大事。
1905年9月2日清政府谕令，从公元1906年起，停止所有乡试、会试和各省岁试。随着谕令颁布，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突然结束。据袁世凯的后人回忆，袁世凯平生最引以为自豪的一件事情就是废除科举。但其所呈上的主张废除科举制的奏折，实是根据其近侧的严修、卢靖（木斋）等人所持“科举不废学校不兴”的观点而形成。袁氏曾自述：“一生事功乃练兵、兴学二项，练兵，世凯自任之；兴学，则以范孙先生任之。”
严修（严范孙）出身天津盐商世家，因横贯商学两界，与南通张謇并称“南张北严”。严修最早上奏折建议科举考试里面增加经济特科；1904年，严修被袁世凯力荐成为学部左侍郎，统管全国学务。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年仅22岁的张伯苓开始在清朝学部左侍郎严修家里教书，两人在教育方面长达近30年的联手耕耘从此发端。胡适曾评价道，张伯苓和严修先生在教育上的合作是最圆满的一件事。但在当时，严范孙已是学部侍郎，二品大员，有很高社会地位；而张伯苓只是20岁出头的小伙子，默默无闻。
但严修认为他是块璞玉。他敏锐地捕捉到张伯苓对教育事业的热诚和决心。张伯苓对自己也如此评价：“我没有特殊的才干，我也没有学得什么特别方面的高深技能。我一生努力所得的一点成就，完全由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我对于教育具有信心和兴趣。”言辞虽朴实，分量却极重。
张伯苓曾向严修表态：“宁以身殉，不为利诱，终身从事教育，不为官。”严修1927年病逝，在南开学校他被尊称为“校父”。无论在他生前还是身后，张伯苓都严守对他的承诺，苦心经营南开系列学校。张伯苓也曾经谈起过坚守这份诺言的艰涩，他说每每雨中走在南开校园里，看到雨水滴打在树上，就感觉像自己在落泪。
办新学
1875年7月6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名为《令人恐怖的考试制度》的报道，其中描述了学生在私塾扯大嗓门叫喊着背诵课文的情境，并批评说“这种教育方式是填鸭式的”，“把人的知识来源限定在这些古代经典大师们的身上，是大清国教育制度最大的弊端”。
而张伯苓在严氏家塾讲授的却是数学、理化和英语。数学课上讲授的内容有几何、代数、三角，物理有力学、光学和电磁学，英语教材是《科学读者》（ScientificReaders）。一百多年前，在私塾教数理化是新闻，就像今天开培训班教《三字经》一样。
张伯苓倡导的新式教育以及师生关系，也同样无法让老先生们接受。因张伯苓引入西方的话剧，并与学生同台出演，被人批评为败坏“士林传统”，有悖“师道尊严”，师生同台成何体统。南开大学教授梁吉生曾在书中写道，这些人“散布流言飞语，咒骂张伯苓‘数典忘祖’，蔑弃圣道，不得好死”。
而张伯苓顶住舆论压力，坚持实行自己的新式教育理念。当时的张伯苓和学生一起踢足球，一起玩惠斯特（桥牌的前身），带学生到城外骑自行车。他教照相术——摄人魂魄。他把一根长鸡毛掸子架在两张木椅之上，让学生跳过去，还不断往椅子脚下垫书本，让鸡毛掸子越来越高。他让学生撑膝弓背，其他学生轮流从其背上跨过去，让有些人觉得有伤大雅。但这还不算，他还“反对学生早婚”，在塾馆开展哑铃、足球、角力、跳高、拳术、自行车等体育活动，在体育活动时师生都改穿短裤。
胡适在论及这段历史时说：“这种师生间自由民主的共同教学和游戏，显露出年轻的张老师是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
张伯苓能当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与他成长的时代环境以及他自己亲身接受的教育密不可分。张伯苓出生于19世纪末，那是一个中国志士仁人为求强国之道而兴办新学、革新教育的年代。张伯苓出生当年，即1876年，福建巡抚丁日昌创设福州电报学堂，天津机器局开办电器和水雷学堂；他5岁始受庭训、从父读书那年，伦敦传教会马根济在天津创设医学馆，为北洋医学堂的前身。1880年，李鸿章奏准创办天津水师学堂开学；次年，上海设立电报学堂，山西巡抚张之洞在太原创办令德堂。
14岁时，张伯苓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北洋水师学堂是中国近代最早的海军军官学校。据张锡祚所著《张伯苓先生传略》记载，“这个水师学堂，请的是洋教授，教的是新学，用的是洋文，念的是洋书，开洋船，使洋枪、洋炮。……先生……在校五年，学习驾驶，每次考试，都是第一。”
1901年，号称“天津商业八大家”之一的王奎章羡慕严馆有张伯苓这样的教师，也礼聘他教授自家学塾。此后，半天严馆，半天王馆，张伯苓在继续塾馆教学的同时，开始计划建立真正的现代学堂。
为办新学，张伯苓和严修一同东渡日本，考察教育，购买教具和教科书，还请了日本教师。在回国途中，两人商定，先半中学，再图扩充。回到天津，立即开办新学。校舍用严宅偏院，学堂用具由严家捐助，教学仪器由王家捐助，筹办费用两家分摊。出榜招生后，首批录取了梅贻琦、张彭春、喻传鉴等73名学生，于1904年10月16日正式开学，附设师范班。校名初为“天津私立中学堂”，后改为“私立敬业中学堂”，张伯苓任校长。后来，他把郑菊如捐助的15亩坟地置换为天津城西南一块地广人稀、适合建校的洼地。因其地名为“南开洼”，校名遂改为“南开中学堂”，再改为“南开学校。“南开”之名由此确立。
从1904年10月16日这一天起，直到他生命的终点，张伯苓所思所虑、所为所愿，再也没有离开过南开，没有离开过中国现代教育事业。
后记 我看十大先生
蔡元培
大学教育的长者，小学课本的童心
先生所提倡的“兼容并包”、延揽人才的教育体系，奠定了中国大学的根基。在他看来，大学需要多元的思想碰撞，无论是革命派的陈独秀，还是留辫子的辜鸿铭，只要有专长都能到他的大学里教书。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曾想用美育来代替宗教，他还能“大学者编小课本”。
胡适
儒雅之河，静水流深
相比较鲁迅，我更喜欢胡适温文尔雅、待人和善，他甚至能说“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他曾写信劝说周氏兄弟：“我是一个爱自由的人，我最怕的是一个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会。我深深地感觉你们的笔战里双方都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所以不知不觉地影响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着少年朋友朝着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这是最令人惋惜的。”胡适对白话文和白话诗的坚持，无论遭多少人骂，他照样去做。他用理性的、温和的方式开出一条天地相通的大道。
马相伯
为叫醒中国，自称是“叫了一百年的狗”
在他百岁时，上海时尚杂志《良友》登出他的肖像，国共领袖同声道贺，而他梦里不知身是客，喊着杀敌，客死异乡。他的百年人生与中国的百年屈辱抗争平行，寿高则多辱，而他倾囊于一个复旦，抬升着东方的希望。如果我们今天还能听到老人嘶唳的吠叫，一是后辈敏感的心，二是国情使然。
张伯苓
津门一户南开，进出多少荣辱
先生影像憨态可掬，却是行走江湖的侠士。当年左翼愤青指责他建校募集的是官僚乡绅的臭钱，老先生讷讷地说：我就是个挑粪工，用粪土培育你们鲜花啊。先生一生只做南开一件事。蒋介石敬重他，抗战最艰难时依然资助办学，败退台湾时留下飞机待他南渡。蒋介石临终前还向儿子蒋经国询问伯苓先生百年纪念会的筹备情况。后来，先生最后连南开的校门都进不了。那些愤青开始把粪桶泼向一生向善兴学的老人。
梅贻琦
联大八年寒梅，清华一径新竹
先生瘦得风骨/默得儒雅，至今回望西南联大的旗帜犹显妖娆。赴美后，他一直紧攥着“庚子赔款”的钱袋子，甘于自我拮据。实际上，即便当年执掌西南联大，太太为了补贴家用也要做饼去卖。1955年，梅贻琦回到台湾新竹筹措清华大学复校，上面催着要快要大，但他坚持先从研究所一步步办起，蒋介石也只能认同。许多年后，印证了先生是对的。今天的台湾清华，规模不及台大的一半，排名却在台大之前，更无须比照对岸硕大无比的胞校。
竺可桢
时事风云难测，守拙浙大气象
先生是气象学者，1936年危难之际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是一次意外拐弯，却拐出一片风景。他身材瘦削、举止优雅，戴着一副圆圆的眼镜，貌似苦行僧，眼镜后面的光泽“温厚光辉”。1949年后他对来访的新政权代表有过一番肺腑的赞许和提醒。他谨言慎行，行政职位一路上行，却终究无法挽回当过远征军的儿子死于非命，他能预测天上的风云却弄不懂天下的政治风云。
晏阳初
平民教育，用花的念想培土
先生早年到欧洲办报欲教育知识贫瘠的华工，却在收到一位华工的书信后发现被华工教育了。他把一家人搬到很土、没有咖啡时就把包谷面弄糊了替代的地方。抗战初他辅政湖南，先把冗官裁了一多半，民主选举出一些有担当的知识分子，使湖南成为抗日中坚。即使最后大陆没有了他的平民教育空间，去非洲、东南亚一样守护花的念想，让联合国也为这个几无国籍的人致以人类的敬礼。
陶行知
知行，春风走过，大地知道
先生做事就是4个字：身体力行。他不畏官、不怕穷、不惧难，他喜欢孩子、喜欢顺口溜、喜欢学校，他知道学校能消灭监狱，知识能抗衡独裁，行动能打破专制。而他还能用知和行造字，再把这个字身体力行地用到自己身上。而今遍及全国的行知学校和育才学校究竟怎样，先生可知否？后生如何行？
梁漱溟
人生辩论会，诤言独高远
100年前的北平，4位志趣相投的少年，把盏理想后立意：以后不互称大哥二哥，各以短处总结一字相呼，以资警惕。梁姓同学得名“傲”，演绎了独具风格的一生，尤其因他与最高领袖毛泽东的一次公开辩论，更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先生很早就做乡村建设实验，发动农民成立自己的组织争取自身的利益，倡导“伦理本分，职业分途”，没有势不两立的阶级，融汇西方现代社会和中国文化的优点。时光是终裁法官，以细节和大节，印证了他傲得正。
陈寅恪
学问是命的另一面，撑着独立自由
先生治学如暗夜秉烛，他也是暗夜一烛。喧嚣白昼之后的盲者，午夜抚史，端坐旧藤椅，目光如炬，洞彻史实和现实。好友王国维自杀时，陈寅恪仿佛也死过一回，“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直活下来。他以德式研究的缜密穷究东方文化的
博大沉雄，纸中夹着故国百万雄兵。先生远去，却在《柳如是别传》中留下影子，那个反清复明的风尘女子便是风云女子。彪炳千秋的不是威权，是威权下弱弱的不屈、默默的抗争。
（口述/邓康延 采访/丁晓洁）
《先生》，“先生”编写组著，中信出版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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