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史话丨系列连载·第一期

　　引  言

　　提起“南开”，在海内外的知名度不次于天津。

　　南开指的是什么？是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南开女中，重庆南开中学？抑或是以南开命名的天津市辖区？

　　其实，人们说南开，通常是指在中国学校之林中，那个闻名遐迩的校名和品牌，就好像是在说北大，说清华，说复旦……

　　南开，20世纪初天津的一个普通地名——老百姓称呼的“城南的开洼地”，一旦与显赫的事业联系起来，它也获得了飘洋过海的张力。

　　南开，是系列学校的总称，像是一个教育大家庭。

　　它从中学起家，相继办起大学、女子中学、小学，构成完整的学校体系，人们称这个学校体系为“大南开”。

　　南开，起步于发祥地天津，抗日战争时期办到了西南大后方，南开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谱写高教传奇；重庆南开中学和自贡蜀光中学续写南开生命，再振普教雄风。

　　在旧中国，南开是由严修、张伯苓创办，由张伯苓长期主持的私立学校体系，多校一体，不足为奇。难得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当南开体系各校分别隶属于不同地域管理之后，它的品牌效应犹存，南开血脉仍在，不能不令人赞叹。

　　南开的名气，源自它的创办人和学子的业绩。

　　南开的历程，始终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相伴。

　　南开的精神，历尽燧石般磨砺愈发彰显光耀。

　　南开的桃李，遍布大江南北，远涉大洋彼岸。

　　南开的生命力，穿越时空，长盛不衰，绵延未来。

　　说起南开，人们通常能概括出它的鲜明特征，诸如：

　　——历史悠久。正式建校于20世纪初叶的1904年，如果算上孕育它的6年胚胎期，则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叶的1898年。

　　——素质教育。南开从一诞生即以培育人才报国为己任，注重人格锻造，倡导德、智、体三育并进，而后理出公能校训，创新教育规律，杜绝学生读死书，让学生在宽松的环境中全面发展。

　　——人才辈出。从南开校园走出新中国两位总理，走出60余位院士，走出担当国家重任的栋梁之材，走出奋斗在各条战线的合格公民。南开人在中华文明发育史上，留下了浓重的痕迹。

　　那么，南开系列学校是怎么诞生的，南开创办人秉持着什么办学理念，南开命运怎样与国家和民族紧密相连，南开教育有什么独到之处，南开学子有什么生命体征，南开校园有什么文化氛围，南开经验有什么现实意义……

　　社会对于南开，有着太多的关注。

　　南开之于社会，肩负不尽的责任。

　　介绍南开的文字虽然不少，但似有专业性较强，局域状明显，让读者难以获得整体感，进而影响传播效果的不足。本书编撰者试图在已有的南开研究和传播成果的基础上，以一种新的形态诠释南开，展示南开，传播南开。

　　本书既不是南开通史，也不是南开体系各校分史，而是以近乎于“史话”的写法，以南开教育的发祥地——天津南开中学为基干，以南开系列学校的生态圈——“大南开”为视角，以当代文化的创意点——“史籍性、叙事型、散点式、一体化”为考量，站在21世纪的时代高度，思考、梳理和感受南开的历史，选编在百余年南开校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和人物，试图将南开教育和南开文化的精华荟萃一体，并以通俗易懂的面貌呈现给读者。

　　这些事件和人物，分则独立成篇，合则连成一气，其目的是让南开文化资源和历史遗产古为今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精神动力。

　　我们的文化诉求可能理想化，是传播南开的责任感督促我们来做。

　　为了给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添砖加瓦，我们不揣冒昧，充当了敢于“吃螃蟹”的角色。我们是踏着前人的肩头继续登攀的。本书材料的来源大多是前人或已有的研究成果，我们所做的工作是披沙沥金，去粗取精，集腋成裘，让散落在各处的成果有机汇集，充分彰显其文化价值，实现资讯的再传播。

　　我们的追求当然是动机与效果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让关注南开的读者喜闻乐见，但这样的目的能否达到，敬请方家指正。

　　本书包含110篇南开史话，权且以此献给南开中学110周年校庆。

　　1.严修上奏

　　南开史话，要从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有名的先贤写起，他的名字叫严修。

　　严修（1860-1929），字范孙，祖籍浙江慈溪，后世以业盐北上移居天津。严修的一生可以说是与国难相伴的一生，他生前曾说自己“生逢多难”。

　　严修出生的1860年（清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陷了天津、北京，举家暂到附近的三河县避乱，他就生在那里。严修幼时就显露了聪颖的禀赋，他两岁时祖母抚其头说：“此儿满腹韬略”。此后，他受过系统的封建科举教育。1871年（清同治十年），严修11岁时，震惊全国的天津教案爆发。1882年（清光绪八年），22岁的严修中举人，转年中进士入京，授翰林院编修，补国史馆协修。

　　然而，严修登上仕途的第二年，即1884年（清光绪十年），中法开战，翌年中国不败而败，向法国签约议和。就在这年，严修写下一首诗：

　　世事艰难少不更，悔从纨绔度生平。

　　宴安况味真无赖，剽窃工夫浪得名。

　　知耻方能成大器，有才便不畏虚声。

　　男儿胆气须磨练，要向风波险处行。

　　这首诗虽题为《口占留别陈奉周》，咏的却是自己的襟怀，尤其是后四句，表明他生活在国危家难之中立志磨练自己，为社会做出一番事业的追求与气概。时年严修25岁。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起。这年八月，35岁的严修以翰林院编修出任贵州学政，经光绪皇帝两次召见后只身赴任。严修辞京，奔走在入黔旅途中的时候，清王朝败绩议和、割地赔款的消息传来，让这位正届中年的读书人十分悲愤。此刻，他远离京城，无力回天，只能寄希望在贵州学政的任上，尽自己所能，为朝廷和社稷做些有利的实事。

　　到了贵州学政任上，严修有了与在翰林院仅有虚衔不同的感觉。他知道，学政要负责全省的教育工作，这是自己施展抱负的机会。当时的清代教育主要是书院制。在贵阳，有贵山、正习(此时巳改为学古)、正本三大书院，闻名全省。书院的教学，以八股文、试帖诗为主要课程，其造就的人才唯有科举应试一途，对近代新学绝少涉及。严修督学贵州后，对贵州各府的教育着手调查了解。他通过对贵阳、遵义、安顺、兴义、大定等五府和普安、仁怀两直隶厅的考察，发现文笔出色的学生不少，即使与天津相比，也所差无几。问题出在因山川阻隔，交通不便，此地学生与外界接触不多，因而见闻太少，志趣不广。

　　针对这种状况，严修运筹帷幄，有的放矢，当兴者兴，当革者革，办了两件震动当时贵州学界的大事，第一件是创立官书局，第二件是改革书院。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八月，严修向光绪皇帝请旨设立官书局，得到批准，并令各省书局选择经、史、子等部图书中最重要的各印10部作贵州翻刻书籍的底本。严修也将自己所带的十四箱阁书中的绝大部分赠给官书局。他还率先捐资购进中西图书八十余种，为书院订购了《时务报》和《申报》，用自己的薪金出资奖励优秀学生。在严修的带动下，贵阳城中的不少官员、士绅和教育界人士都纷纷捐款。

　　甲午战败，签订《马关条约》，给了中国人很大刺激，深知旧的教育制度和内容无益于实际，不足以育人。所以严修莅任之初，即针对时弊，要求全省生员“敦品励学，讲求实用”。他说，士生今日，不通中学则体不立，不兼西学则用不周；讲中学以通经致用，讲西学以强国富民。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严修着手改革贵阳三书院。他亲拟改革章程，把改革的重点放在学古书院。聘请绥阳宿儒雷廷珍(字玉峰)为改革后的学古书院山长(院长)，选调高材生48名入院肄业，课程设置中学、西学结合。由雷廷珍山长主持中学，严修主持西学。在西学中，开设天算、外语、格致(物理、化学)、地理、财务课程。严修亲自主持了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初一的开课仪式，即第一次的算学月课。严修亲自讲授算学，讲解算题能启发善诱，自己每日习算学与外语，以期教学相长。

　　作为较早接受新思想、新教育的封建官吏，严修有着自律、细致的工作作风，他经常反省自己的品行的不足，这就是“有轻心，有躁气，有矜心，有惰气”，决心以此为戒，逐日填写“功过格”。他每月至少六七次到书院巡查，抽看学生日记札记及考勤簿，了解学生学业优劣。他提倡师生之间、学生之间要自由讨论，互相切磋。他亲订《学古书院肄业条约》，共列十一条章程，是一个较为完备的学校规章制度，也是贵州第一个近代教育的学校章程。由于管理得当，要求严格，改革后的书院教学质量很高，48名学生经过10个月学习后参加了贵州乡试，其中有六人中举，一名解元，一名第四，一名第八，余则第十四、十七、二十。后肄业生中有熊继文、胡嗣瑗、邢端、姚华等先后举进士。

　　严修在贵州学政任内还有一个惊世骇俗的举动：代派《时务报》。众所周知，《时务报》是戊戌变法时期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和举措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主笔就是当时舆论界的骄子、维新派思想家梁启超。《时务报》自1896年在上海创刊后，风靡海内，被人们称誉“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严修看到这份报纸后极为赞赏，乐见宣传维新的清风吹进贵州的城乡，就利用自己的职权，决定以贵州官书局作《时务报》的“代派处（总代理）”，并通知府、州各学，号召生员购买阅读。这一举措在当时的全国是绝无仅有的。严修还仿效各省设立学会之先例，在学古书院组织起黔学会。

　　严修不同于当时的一般封建官吏，他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业绩。随着主管教育工作的深入，强烈的民族正义感和敏锐的洞察力，使他愈发看清中国封建教育制度和方法的弊端，看到世界潮流和国势危弱的严峻。19世纪末，以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为起点，全国性的维新变法运动迅速展开，彼时举国上下群情激奋，要求清廷实行新政的呼声，日甚一日。在这种情势下，严修率先大声疾呼：中国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1896年秋天，严修察觉到“近来时局月异日新，泰西诸学俱为当务之急”。因此，特意找来了康有为的“公车上书”原文认真阅读；读后深受鼓舞，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严修认为，“天下事莫难于发难”。在贵州学政已届任满之时，他决心努最后一把力，建议清廷设经济专科，以挑战八股取士。严修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五易其稿，于1897年10月9日将《奏请设经济专科折》拜发，喊出了国人要求维新变法的第一声。严修在奏折中指出：“今人才凋乏，患伏无形，而科举既未能骤变”，因此“非有旷世非常之特举，不能奔走乎群才；非有家喻户晓之新章，不能作兴乎士气。”同时建议从全国甄拔内政、外交、律算、格致、游历、测绘六类人才，“统立经济之专名，以别旧时之科举”。

　　由于这个奏折是当时同类上奏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光绪皇帝阅后立即面谕军机大臣：“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同礼部妥议具奏”。旋经军机大臣公同商酌，最终议定了实施办法。光绪皇帝于1898年1月发布上谕：“著照所议准行”。严修的奏折得到光绪皇帝批准，在戊戌维新时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梁启超对此予以高度评价，说朝廷批准严修奏折，乃新政“最初之起点”。

　　严修举经济特科的建议虽获批准，却惹恼了他的座师、守旧派代表人物徐桐，徐桐竟在门房悬挂“严修非吾门生，嗣后来见，不得入报。”此时，严修已卸贵州学政之任，在翰林院除任一空头编修外，其他职务悉被免去。在京城既无事可作，他只好携眷返回天津。

　　有人作过统计，清代出任贵州学政的官员前后约九十人次，真正能够培育人才，转移一代学风的，仅有乾隆朝的洪亮吉、道光朝的程恩泽和光绪朝的严修三人。严修在贵州的开创性工作，被称为“二百年无此文宗”。

　　2.国帜三易

　　就在严修前往贵州赴任的时候，在甲午中日战争的前线——山东威海卫，也有一位爱国志士在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焦灼。他就是张伯苓，南开校史中另一位重要的人物。

　　张伯苓，名寿春，1876年（清光绪二年）4月5日生于天津。张伯苓的父亲张久庵（1834—1909），年轻时不重功名，教家馆，精乐器，人称“琵琶张”。张伯苓降生时，张久庵年届四十有三，人到中年的他，意识到人生苦短，应有作为，就坚决不让孩子再玩琵琶，说是玩琵琶会玩物丧志。他把希望全都寄托在孩子的身上，寄托在对孩子进行良好的教育上。

　　为此，张久庵凭借着在天津的名望，请津门耆宿于泽久先生按照自己的意思题诗一首，诗云：

　　功名蹭蹬老风尘，寄傲弦歌乐此身。

　　置散投闲殊自得，读书有子不嫌贫。

　　通过这首诗，人们不难看出张久庵对于张伯苓的要求与期望。张伯苓记住了这些教诲，成年后请书法家吕咸先生书写，装裱在镜框内，作为张家的家训传世。

　　张伯苓自幼聪颖，年龄稍长性情刚直，每逢路见不平，常为弱者辨析是非曲直。当时正值张久庵家道中落，每日为生计奔走操劳，无力为张伯苓延师教学。这时刚好有位同族家道殷实，请了家馆老师教子读书，张久庵征得该家同意，送张伯苓前去附读。但是，好景不长，张馆告停，张伯苓失学。不久，有位刘先生开办义塾，设馆招收贫寒子弟，张伯苓得以继续求学。

　　19世纪中后期，中国洋务运动日益发展。在推进洋务运动的过程中，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洋务派代表人物李鸿章，认为培养人才是当务之急，比较注重提倡创办与洋务事业配套的新式学堂， 1880年（清光绪六年）他奏请清廷在天津设立了北洋水师学堂。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不满14岁的张伯苓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这所培养北洋海军后备人才的军事学堂。

　　为了延揽人才，吸引学生，北洋水师学堂招生时提出了优渥的就学条件，规定凡来学堂读书的学生，不仅免交食宿费，而且每月发放赡银四两的补贴。这样的条件，对于立志求学却苦于家境不佳的贫寒子弟确实有吸引力。当时中华民族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许多热血青年以反对列强侵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希望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科学知识和技能来寻求强国的路径。

　　张伯苓自幼家境贫寒，生活坎坷，对国家危难更有一番深刻的体验，自然心存报国壮志。天津作为北京的门户，历来是北方陆路海航的重要码头，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海军又是现代化程度较高的新兴兵种，因此，在北洋水师学堂学习，将来比较容易为保家卫国尽一份力量；加上北洋水师学堂优厚的学习条件，这都成为他报考这所学堂的直接原因。

　　张伯苓入学后学习驾驶，每次考试都名列第一。其时的北洋水师学堂总办（校长），是从英国留学归来的严复。严复（1854—1921），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人，是清末很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严复出生在一个医生家庭里。1866年，他考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英文及近代自然科学知识。1877年到1879年，严复等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普茨茅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留学期间，严复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并且尤为赞赏达尔文的进化论的观点。1879年毕业回国，先到福州船政学堂任教习，1880年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1990年升任总办（校长）。

　　严复主张改革中国的传统教育，引进西学，开启民智，以教育为强国之本。他提倡西学，反对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曾多次将中学与西学作比较，认为就是尧、舜、孔子生在今天的话，也要向西方学习的。他认为，要救中国必须学西学和西洋的“格致”：“益非西学，洋文无以为耳目，而舍格之事，则仅得其皮毛。”“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止”。他还向学生传播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强调在激烈竞争的时代，通过教育提高国民的素质。受严复教育主张的影响，张伯苓较早地接受了西方教育思想，接触了西方近代体育。

　　1894年，十八岁的张伯苓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在北洋水师学堂第五期驾驶班毕业。正当他壮怀激烈地投身军旅生活，憧憬着驾驶战舰、抵御列强、报效国家的前景的时候，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了。

　　张伯苓来到山东威海卫刘公岛北洋水师驻地，听到的是北洋水师惨败、几乎全军覆没的消息，而整个北洋水师竟然没有一艘可供水师学堂毕业生实习用的舰艇，让张伯苓无比悲愤，受到极大的刺激。随后，他在刘公岛目睹了一个英国兵和一个中国兵站岗的情景：那英国兵，身体魁伟，穿戴得很庄严，面上露着轻蔑中国人的眼神；而中国兵，面色憔悴，两肩高耸，身穿一件破旧的衣服，胸前有个“勇”字……

　　在张伯苓的眼里，这两个兵真有天地的分别，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感到一种难言的苦涩。他站在刘公岛的海岸，眼望苍茫的大海，耳听着海浪拍岸，心潮澎湃。他逐渐意识到，自己苦苦思索并寻求的海军救国之路却救不了中国！看来，国家的强弱固然与国防武备有重要关系，而更重要的是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体魄健康状况，在现代世界中欲求生存，必须有强健的国民。因为无船实习和操练，张伯苓与他的同学们不得不回家待命。

　　1895年春天，张伯苓重返威海卫，进入通济号实习舰做见习军官。其间，他遭遇了终生难忘的国耻：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土地上争夺势力范围，先由日军将占领的中国威海卫军港交还中国，然后再由中国转租于英国。为着表述这种主权转移的含义，要举行降、升国旗的仪式，即先降下日本国旗、升起清朝国旗，再降下清朝国旗、升起英国国旗。张伯苓随舰奉命前去办理交接手续。

　　对于年轻的爱国军人张伯苓来说，这是一次终生难忘的“耻辱之旅”。两天的时间里，在本来属于中国领土的威海卫军港，他目睹了“国帜三易”的耻辱。事后，他无数次地向人们讲述：“我在那里亲眼目睹两日之间三次易帜，取下太阳旗，挂起黄龙旗；第二次，我又看见取下黄龙旗，挂起米字旗。当时说不出的悲愤交集，乃深深觉得，我国欲在现代世界求生存，全靠新式教育，创造一代新人。”张伯苓痛感，中国虽大，历史虽久，但人落伍了，他表达了自己矢志不移的心声：“我乃决计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

　　1898年11月，张伯苓怀着上述信念，愤然离开海军，返回天津，决心弃武从文，寻觅教育救国的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