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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17日，杨度在上海去世，葬于上海外国公墓。 尽管杨度做过很多事情，但是当时主流社会对他的评价并不高，他生前好友梁启超称他为“ 他背负着骂名去世，直到1976年重新修撰《辞海》时，病重的周恩来与王冶秋说：“他晚年参加了党，是我直接领导的，直到他死。”（出自王冶秋著《难忘的记忆》） 周恩来的这番话算是给杨度正了名，社会各界对杨度的评价也发生极大的转变，从拥护帝制的老封建变成进步的革命人士。 杨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他是如何成为革命人士的？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坚持君主立宪制的杨度 1895年，也就是光绪二十一年，这一年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听闻马关条约的签订，一时间群情激愤。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举人们联名发起了公车上书事件，我们本文的主人公杨度也参与了此次事件。 公车上书最终以失败而告终，杨度或许受公车上书的影响，开始潜心研习帝王之术。 三年学习造就一身的本领，曾任曾国藩幕僚的王闿运更是高度评价杨度：“余诚不足为帝王师，然有王者起，必来取法，道或然与？” 这期间杨度的真实内心想法不得而知，有人说杨度向封建妥协了，想要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也有人认为杨度是在沉淀自己，试图通过融入封建再改变封建。 我个人倾向于后者，因为杨度不止是学习帝王之术，他还研究新学（西方的舶来品），甚至还自费留学日本。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这句话就出自杨度。因为其爱国精神，所以他与梁启超（二人相与，天下之至好也）、孙中山（聚议三日夜不歇）、蔡锷（与杨度最善）等人关系很好。 尽管他们的私交很是不错，但是他们的政治主张却有所不同。 杨度主张君主立宪制，梁启超主张建立民主制度，孙中山主张民族革命，蔡锷主张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这些政治主张是有冲突的，而面对好友们提出的争议和疑问时，杨度曾舌战群儒，更是撰写十四万字的长文（《金铁主义》）来支持君主立宪制。 至于杨度的选择是不是错误的，很难定论。因为封建制度在中国的历史十分深远，既得利益体十分强大，如果要革命到底，那么很容易遭到封建势力的反哺和打压，取一个折中的方案，不仅是中国曾经考虑过的事，英国、日本也是这样做的。
而且杨度虽然支持君主立宪制，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否定其他政治主张，对于孙中山的政治主张，杨度不仅把黄兴介绍给他，还与孙中山定下约定：“吾主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 意思很明白，大家都在试图救国，但是大家选择的方式不同，不过无所谓，谁的方式取得成功，那么希望另一方能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选择帮助成功者。 所以我很难去否定杨度的行为，因为杨度的初衷是救国，他努力的方向也是救国，只不过选择了君主立宪制，而且君主立宪制还失败了。 1912年2月12日，基于当前的革命形势，隆裕皇太后以爱新觉罗·溥仪的名义颁布了退位诏书，清朝正式灭亡。而在清朝灭亡之后，杨度仍旧没有改变自己的政治主张，他认为中国应该走君主立宪制，而这一主张得到了袁世凯的支持。 1915年8月，杨度一手导演了所谓的“洪宪大戏”，搞出了乞丐、妓女以及车夫请愿团，拥护洪宪帝制。此举引起了各界的不满，汉奸、国贼、老封建等诸如此类的评价数不胜数，就连昔日的好友梁启超都痛骂他为“ 洪宪帝制是杨度最后一次尝试，洪宪帝制失败之后，杨度只口不提政治，直接踲入空门，在天津闭门修佛，就连张勋复辟之后也没有出山：“所可痛者，神圣之君宪主义，经此牺牲，永无再见之日。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 晚清时期，他试图搞君主立宪，结果失败了。他认为是缺少支持，于是在袁世凯的支持下搞洪宪帝制，结果也失败了。这一次的失败让他彻底意识到中国人民对封建的抵抗力，于是他逐渐放弃君主立宪制，开始转变。
投身革命事业的杨度 1922年，杨度履行他与孙中山的约定，开始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我的君主立宪主张已经失败，今后再也不会有君主出现了。我认识到时代已经不同，目前只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革命运动，才是救国的唯一出路。” 当时孙中山正经历陈炯明叛变事件，革命事业也陷入了危机之中，为了解决此次危机，杨度加入了国民度，更是通过自己的人脉关系游说曹锟制止吴佩孚支持陈炯明。 杨度能够制止吴佩孚的行动，对孙中山来说是很有份量的。于是孙中山赞扬杨度“杨度可人，能履行政治家诺言”，而且公开为杨度站台，全党通报：“此次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见疑”。 孙中山在世时，杨度为孙中山提供了许多帮助，比如制止吴佩孚援陈、在张宗昌那里时策应北伐等等。但是随着孙中山的去世，蒋介石逐渐起势，国民党也开始慢慢的变质。这个时期，杨度结识了李大钊，接触到了共产主义。 李大钊曾语重心长地说：“海上的雾越浓，越需要灯塔指引。你望见那光，那就不会迷航了。”这番话点醒了杨度，杨度开始在李大钊的领导下为共产党做一些有益的工作。 1927年，张作霖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尽管杨度曾设法把消息传达给李大钊同志，但是李大钊因为转移不及时而被捕。为了营救李大钊同志，杨度毁家纾难，卖掉了自己的房子，拿着4500大洋四处疏通关系。
李大钊同志最终还是遇难了，无奈之下的杨度尽可能的保护李大钊的家人，同时更加坚定的拥护共产主义。1928年，杨度移居上海，在陈赓拜访他时，他向组织表示：“为了挽救中国，愿尽一切力量为共产党工作，愿以自己的社会地位、身份、关系，为党贡献情报。” 杨度这个人从来都是知行合一的，说到就会做到，他在之后的日子里给中国共产党提供了许多的帮助。 1928年，他与郭沫若发起了“中国革命互济会”，不仅动员社会人士捐款，更是把自己为人撰写墓志铭的酬金捐出来，帮助那些为革命牺牲的烈士家属。 1931年，顾顺章被捕后，上海地下党组织紧急转移，杨度不顾艰险，收留了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以及一些中共特科成员，帮助他们躲过抓捕。向忠发被捕时，杨度也曾试图营救，只不过碍于向忠发的身份，营救未果。 1932年，重病缠身的杨度在交完最后一笔党费后去世，走完了坎坷的一生。曾有人讥讽杨度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投机行为，杨度本人的回应是：“我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入党的，说我投机，我投的杀头灭族之机。” 是啊，他是在1929年白色恐怖时加入的中国共产党，潘汉年是介绍人，周恩来是批准人，他们是经过慎重考虑才批准杨度入党的，绝对不是什么所谓的投机。而且在白色恐怖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冒着杀头的风险干的，谈投机简直是可笑。
因为杨度是秘密入党，所以他的身份并没有公开，他带着世人的不理解走完了一生，以至于在之后一提到杨度，对他的评价都是“筹安六君子”之首、拥护“洪宪帝制”的汉奸国贼…… 但是历史不会忘记杨度对革命的贡献，周恩来在重病垂危之际嘱咐工作人员：“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我介绍并直接领导他的。请告诉上海《辞海》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杨度’辞目时，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 至此，杨度才被正名，在这里我要引用一段话，这句话是与杨度单线联系的地下联络员夏衍说的：“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可以不自觉地沉沦下去，也可以领悟而来一次飞跃，杨度同志的飞跃是可贵的，他心安理得地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工作，所以在他逝世半个多世纪以后，还有这么多人在怀念他，对他的一生作了公正的评说。” 是非曲直、功过毁誉自有后人评说，杨度此生太过坎坷，所行之事太过传奇，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否认杨度对革命事业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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