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探源工程2002年开始预备性研究，历经国家“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等四个阶段，目前进入第五阶段研究。回顾探源工程研究历程，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参与学科多，涉及考古、历史、物理、化学、天文、地质、生物等20个左右学科，也是迄今为止自然科学学科参与最多的一项大型综合研究项目。 二是参与人数多，直接参与的学者400位左右，其中多为教授、研究员、院士等。 三是重要发现多，探源工程立项以来，10余项相关考古成果列入“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心性遗址良渚、石峁、陶寺、石家河等先后入选“世界考古论坛·上海”世界重大田野考古发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入选世界重大研究成果。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距今5500—3500年为研究的时间范围，聚焦史前文化发展序列比较清晰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西辽河流域，重点关注以下问题： 一是中华文明何时形成，如何形成； 二是中华文明以黄河中游为引领的历史格局何时形成，如何形成； 三是探讨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是否存在具备普遍意义、世界各个文明都能够符合的标准； 四是中华文明有何特质，为何形成这些特质。 按照传统观点，冶金术、文字和城市被视作文明社会的标志（称之为文明“三要素”），这是从古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概括而来，对比玛雅文明和印加文明等世界其他原生文明可知，文明“三要素”并非普遍适用，各古老文明都有自己的特征。于是我们从中国实际出发，以良渚、陶寺、石峁、二里头等都邑性遗址为重点研究对象，同时选取二十多个中心性遗址开展深入研究，提出判断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 （1）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 （2）社会分工、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 （3）权力不断加强，出现王权和国家。其中国家出现是进入文明社会最主要的标志，并在考古遗存中得以反映，这就是：都城、宫殿、高等级大墓、礼器以及战争和暴力等，当考古遗存具备这些特征，就可以认定形成了国家，进入了文明社会。 区域文明化进程研究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点关注内容之一。以长江下游地区为例，距今10000年左右，开始栽培水稻，距今7000年左右，稻作农业进入初步发展阶段，距今5500年左右，稻作农业、手工业进一步发展，人口增加，社会分化日益严重。 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是距今5500—5300年间在农业发展基础上，社会分化出现阶级和礼制的例证。该遗址面积140万平方米，发现有宫殿区、墓葬区等多个功能分区，初步具备都邑性质。墓葬区位于人工堆筑的土台之上，高等级墓葬相对集中。2007年发掘的23号墓随葬品300余件，其中玉器200多件，包括大量象征军事权力的玉石钺以及玉璜、玉镯等器物，旁边小墓随葬品仅有数件，显示出较为严重的社会分化。 另有两座高等级墓葬各出土三件玉人，呈跪姿或站立状态，双手捧在前胸，似为向天祈福、向神祈福形象。祭祀坑是凌家滩遗址另一重要发现，其中60余件带有火烧痕迹的玉石钺，似与燎祭行为有关，另有一件龙首形玉器，暗示出龙信仰在当时社会已有较为重要地位。同时，宫殿区发现一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面积在3000平米左右。大型城址、宫殿建筑、高等级墓葬以及表明等级身份的钺等等，表明凌家滩遗址已经初步具备文明要素。 浙江余杭良渚遗址，代表长江下游地区文明达到高峰阶段。良渚古城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相当于四个北京故宫），外城面积达630万平方米。研究表明，城址修建于地势相对较低的沼泽地带，北部为山地丘陵，为防止山洪侵袭，先在城外北部修建大型水坝，之后修建城内夯土高台及贵族居住区，然后营建城墙。良渚遗址内城、外城加上大型水坝，总工程量初步估算为3600万个劳动日，如果动员一万劳动力，连续干需要十年时间，考虑到农忙时这些劳动力要去耕作、收割，因此估计至少需要20年时间。能够动员大量人力持续营建大型公共工程，应是王权和国家组织调配的结果，所以良渚古城和大型水利设施是良渚社会进入王权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 城内莫角山遗址，是人工堆砌的高约十几米的土台，高等级建筑修筑其上，面积最大的一处建筑基址接近300平方米，四周以围沟相隔，应为贵族居所。一般人员居住于城内其它高地，高地之间水面纵横，岸边发现靠船码头遗迹。稻作农业较为发达，城内莫角山南侧发现大量炭化稻谷，估算有20万公斤，锶含量检测分析表明，稻谷来自多个地域，应是广阔区域对王权的贡纳。统一的信仰体系支撑起良渚古城的区域统治，具有神徽性质的兽面纹在良渚文化各地高等级墓葬均有发现，反山贵族墓地出土有一件重约6.5公斤的玉琮，饰有精致的神人兽面纹，与玉璧、玉钺等共同构成良渚文化礼仪玉器。 2019年7月，良渚古城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入选理由是：良渚古城遗址展现了一个存在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并存在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系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由此可见，良渚社会已经进入文明社会得到了世界遗产理事会工作的认可。 距今4300年到4100年，中原地区集团强势崛起，黄河流域先后出现陶寺、石峁两个大型城址。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是由城墙、宫城、贵族墓葬区、手工业作坊区等构成的都邑性遗址，面积达280万平方米。墓葬之间分化严重，大型墓葬随葬上百件随葬品，包括玉石钺、鳄鱼皮鼓、彩绘陶器等象征等级身份的器物，中型墓葬有数十件随葬品，靠近高等级墓葬的小型墓葬可见少量随葬器物，远离大墓的小墓一无所有。遗址宫殿区存在8000平方米的夯土台基及其之上的高等级建筑，可见彩绘墙壁遗存，大型粮仓则位于宫殿区附近。遗址中出土一件陶器，两侧分别用红色颜料书写单个文字，其中一字与甲骨文和金文中的“文”字近似，另有一字被考证为“邑”，文字或许已被少数人掌握。城址南部发现一处夯土半圆形遗迹，可辨原建筑带有20条缝隙，指向同一圆心点，经与天文学家联合模拟测算，该处遗迹可能为4000多年前观测天象、判断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等时令节气的观象台。 陶寺遗址在某个时期突遭废弃，考古发现相关暴力行为痕迹，如宫殿附近大沟存在多层人骨、人头情况，部分大型墓葬遭受破坏，近年研究认为，可能是陕北高原石峁文化势力南下所致。陕西神木石峁遗址，是一处面积400万平方米的石砌城址，由外城、内城和皇城台三部分构成，年代比陶寺遗址略晚，与陶寺晚期并存过一段时间，之后进入夏代纪年。 皇城台遗址是石峁古城的权力中心，多重石墙围系、多层石阶护卫，外形近似金字塔，部分石墙发现石雕，上有动物或人面形象。城墙缝隙插放玉石钺是石峁古城特色习俗，有种推测认为，因为城墙具有防御性质，希望依靠玉所具有的神性来帮助他们抵御外敌。皇城台的顶部发现用兽骨制作的大量骨针，同时发现陶瓦，表明在夏王朝建立之前黄河中游部分区域高等级建筑是使用陶瓦的。 随后夏王朝建立，文化和社会快速发展，出现一系列的创新，比如青铜容器制作技术、系列玉礼器的形成等等，并向周围广大地区传播，形成前所未有的中原王朝文化引领局面，中华文明由原先的古国文明进入到王国文明阶段，再经过夏商周进入秦汉帝国文明阶段。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