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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任何书籍都不能带给你好运，但是它们能让你悄悄成为你自己。 —赫尔曼·黑塞 1919年，阿尔卑斯山南麓，春天的堤契诺山谷，如水墨画般铺展。尖顶小屋，静谧的湖水，幽深的森林，还有躲在浓荫深处的古朴教堂，构成这幅大地之画的主要元素。这样的画卷原本可以远离纷扰的视线，躲开由中心话语构建的世界图景的覆盖，安静地在时光之湖中沉潜，却因为一位异乡作家的到来，因为其钟情的叙述，改变了停靠姿势，回到水面之上，成为欧洲，乃至世界的诗情与梦想。这位作家叫黑塞，而他的柔情蜜语则化为一本名叫《堤契诺之歌》的集子。从此之后，这片山谷如泉水般浸透作家身心的每一寸细节，而村庄也轻舒臂弯，将疲惫受伤的他收留，成为诗人的第二故乡。 赫尔曼·黑塞，德国著名作家、诗人，曾被称为“德国浪漫派的最后一名骑士”。1877年7月，出生于德国南部靠近黑森林附近的卡尔夫镇，拿古鲁特河畔的一座古老宅院，是他童年时光的展开之所。孩童时期的黑塞聪明而且活力十足，自身身上那种强烈的个性后来甚至发展成攻击性，他的母亲曾经在给朋友的信中不止一次抱怨过：“赫尔曼使劲折磨保姆，所有的意志都能贯彻。”“这个孩子是一个奇怪的造物，很好斗。”活泼的他在家庭熏陶之下，学习《圣经》及拉丁文，之余，又对印度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幻想成为诗人和魔术师，5岁时曾写出像诗一样的东西，记在他母亲的日记本上，7岁入巴塞尔的密逊小学，13岁的时候，认为自己“如果不做诗人，就什么也当并不成”。然而，童年时代结束后，率性而为的曼妙很快因家庭而阻断。他的父亲是位虔诚的新教牧师，并固执地认为唯牧师这个职业是世界上最高尚和最纯洁的，因此，在其干预及强制规划之下，15岁的黑塞进入毛尔布隆神学院学习。一个身心健朗，耽于美妙幻想的自然之子，突然遭遇阴森严厉的神学岩壁，其间的落差与失望可想而知，半年之后，黑塞乘着黑夜翻墙逃离，可是身无分文的他很快又被警察抓住，并扭送到其父亲跟前。狂怒的父亲又将黑塞遣返至神学院，这令他彻底绝望了，于是诗人使出了终极的招术—自杀，幸运的是得到了及时的救治。这个时候，他的祖父站了出来，表示出对孙子的同情和理解，老黑塞被迫改变想法，同意儿子脱离神学院的请求。之后，黑塞进入康施塔特文科中学，未待毕业，又因为校方的歧视而辍学。1894年，17岁的黑塞携带着简单的行李，只身来到科隆一家钟表厂里当学徒，不久后又转移到德国西南部内卡河畔的蒂宾根城一家钟表厂里当学徒，从此他踏上了独立谋生的道路。在这里，他一边辛勤工作，一边饱览群书。与他的前辈卢梭相似，皆从事繁琐而机械的钟表制造工作，而且，两个人敏感而热情的心思，也都因沉浸于文学与思想而荡漾开来，他们后来也都很快离开自己的祖国，只不过卢梭去了启蒙运动的中心—法国，成为影响后世的思想巨子，而黑塞则去了卢梭的故乡—瑞士，并定居下来，写出了欧洲文学史上优美恬静的散文画卷。 22岁那年，黑塞在巴塞尔经营书店，同一年，自费出版了两部诗集《浪漫主义之歌》和《午夜后一小时》。从此之后，他开始向文学的巅峰跋涉。从1899到1919这二十年间，黑塞出版了多部诗集，同时发表了多部颇具影响的小说，其中《乡愁》、《在轮下》使其一跃成为当时德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步入文学之路，逐渐获取盛名，这并没有削平黑塞内心的挫败感，他注定是一位独特的作家，在回顾自己的生活经历时他说道：“任何一种把我培养成材的尝试，结果终归是失败，发生了一次次耻辱和丑闻，到头来不是逃走就是开除”。神学院的经历也许是毁灭性的，如巨石般耸立在记忆里，使诗人内心的河水流向偏转，从而转折到一个相对纯粹的精神世界之中。现实在作家面前一次次打结，他开始选择退居，以躲避现实的缠绕。1904年，黑塞将经营的书店转让他人，移居到僻静之地盖恩豪夫乡间，过着一种隐居的生活，田园的安静使其能够专心于创作，在这里，他写出了长篇小说《盖尔特鲁特》(1910)、《罗斯哈尔德》(1914)和短篇小说集《克尔帕》(1915)。乡村生活使作家获得了暂时的灵魂安静，然而几年之后，随着自身神经衰弱症的持续发作，父亲的病故，小儿子马丁的重病缠身，以及妻子精神病的恶化。黑塞的内心渐渐失去平静，陷入孤独与绝望之境，重新步入异常纠结的现实苦痛之中。1912年，35岁的黑塞结束了8年的隐居生活，离开德国到印度旅行，以寻求东方的智慧，作为心灵的蕴藉，然而在东方的殖民地，他见识到了更加病态的西方文明的影子，甚至把本土的东方文化色彩也冲刷掉了。失望之余，返回欧洲，随即迁移到了瑞士首都伯尔尼。当然，这一次的迁居并非出于作家的心血来潮，产生了对都市的向往，而是迫不得已的一个结果，这是因为发生在欧洲大陆的一战也将作家拖拽进来。一战发生后，向往和平与宁静的诗人无法容忍极端残酷的现实，写出了著名的反战文章《啊，朋友，不要这般腔调》，这是席勒诗作《欢乐颂》里的名句，后来贝多芬将其用在交响乐中。黑塞借用席勒的名句来反对无原则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他呼吁各参战国的作家们不要用笔为战争摇旗呐喊。哪知这篇文章随即在德国掀起一阵轩然大波，除了两个朋友敢于站出来公开支持黑塞外，其他朋友都与他断了交。一时间“叛徒”的帽子漫天飞舞，自己祖国的二十多家报刊开始对他展开围剿，骂他为“卖国贼”，称他是“没有祖国的家伙”，出版商也随即中断了与他合作的关系。更可怕的是，黑塞的个人生活受到严密控制，置入被窃听，被监视，被侦查的境地。黑塞虽有幸躲开前线的枪林弹雨，却被文字织成的密集炮弹轰击得遍体鳞伤，真理有些时候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这一次也是如此，而手握真理的作家却不能见容于自己的祖国，他只好又一次选择逃避。也因为此次逃避，堤契诺越来越挨近诗人的身体与心灵了。 早在定居堤契诺之前，黑塞已多次与堤契诺结缘：堤契诺注定会成为黑塞的第二故乡，堤契诺的无华之美与作家的诗情向往曾数次碰撞，以至于最终结出两相钟情的果实。1905年，黑塞在孔默湖与卢加诺地区初识阿尔卑斯南麓风貌，深深地为之感动，他第一次呼吸到南方温润平和的空气，发觉了此地与他骨子里的诗性竟如此相投。1907年，黑塞第二次来到此地，并在一家自然疗养院工作，这一次，他发现了可以恢复他受伤的文学神经的良药：空气，岩石上的阳光，林中草地的花朵，湖畔以及山谷中的溪流。逃离工业和技术所“摧毁”的地方，回到自然的原野之中，安顿自我的生命与精神，这样的种子，结结实实地种植到诗人的精神想象之中。1916年，黑塞父亲病故。在这沉郁与灰暗的一年。他在瑞士南部待了十六天。同年9月，在一家专门款待艺术家的避暑庄园又逗留一段日子。堤契诺的风景使其眼睛一亮，如他所说：“千山万谷，亮绿的溪水汹涌湍急。” 1919年，因家庭破裂，作家的精神变得更加紧张、纷乱，由此被送进济桑附近的疗养院休养。就是在这里，他与著名的心理学家卡尔·荣格(1875-1961)遭遇，相识并结成挚友。荣格告诉他“中年危机的根源在于，利比多会伴随着人对外部世界兴趣的削减而折向内在，把人推进内心失落的巨大阴霾内”。荣格的教诲直接影响了他的后半生：人生之旅其实不是理性所能把握的，灵魂会指引着人向着深不可测的内心世界回归—而这归宿，这大写的“自我”，在作家眼里，只有超越时空存在的大自然能够提供舞台布景。黑塞从荣格那里接受了精神分析的观点，并把这些写进小说中，这部叫《德米安》的长篇小说为作家赢取了更为广泛的声誉。小说出版后，黑塞很快离开了伯尔尼，真正而又彻底地投入堤契诺的怀抱，他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写道“宁愿当一个怪人、流浪者度过半生，也不愿牺牲心灵，当一个尽职责的绅士。“这一年，黑塞42岁，此后一直定居于此，直至老去。 在堤契诺之前，黑塞是位肉体与精神上的双重流浪者，成名后的他不仅热爱漫游，有一阵还不断变换笔名写作，可算是另一种方式的流浪。一战之前，他为自己的一本诗集取名即为《在路上》，后来他又在《堤契诺之歌》中提到：生命就在流浪与安定之间摇摆度过，能将异乡和家乡都留藏心中才是最高境界。流浪，是灵魂突围的存在形式，也总是出于某种寻找，一个人才开始上路，其实，所有的人都是在某种旅途之上，即使不是外在的，也肯定是在内在的旅途之上。其间当然是有分别的，有些人中途下车，放弃内在的旅途，转移到肉身的餍足之中；有些人一生都在路上，到最后也没有说出类似“真美啊，请停一停”的浮士德式的语句，82岁高龄依然选择出走的托尔斯泰是如此，客死安徽当涂的李太白也是如此，至于远离故土的索尔仁尼琴，以及89岁的罗素以静坐反对越战更是如此，热爱精神探索的人们总是生命不息，飘泊不止；只有极少数人，在特别机缘的眷顾之下，才找到一条安顿身心的宁静之路，而黑塞无疑是其中的幸运者。当然，他的找到是以不停的飘泊作为凭藉，那种独有的“在路上”的刻骨铭心体验，甚至使他产生了一种对流浪的眷念。“当我倾听树木在晚风中沙沙作响时，对流浪的眷恋撕扯着我痛苦的心。你若静静地伫立，久久地倾听，对流浪的眷恋也会显示出它的核心与含义——那不是表面上看似的一种逃离痛苦的渴望，那是对家乡、对母亲、对过去的思念。它领你回家，每一条路都是回家的路，每一步都是诞生，每一步都是死亡，每一座坟墓都是母亲。”（黑塞《堤契诺之歌》）如果说其他众多作家“在路上”的目的是为了无限靠近真理、爱或信仰的话，那么，黑塞“流浪”的目的则朝向美、自足与安宁，这是作为流浪者的黑塞与他们的不同，也是更艺术的一个黑塞之所在。堤契诺之后，黑塞的精神与肉体双重定格，并逐渐融汇，坚实地走在“回家”的路上，直到一个个星光垂落，一个个黎明重新醒来。 来到堤契诺蒙太格诺拉村的黑塞，孑然一身，只带来随身的衣服、书籍、写字桌，以及作家那颗孤独、敏感、易碎的心思。这里是他的避世处所，也是饱受苦痛折磨的心灵的一方休憩地。说到底，黑塞只是顺从内心选择了一种自己想过的生活—如果将文学创作放在第一位，那么他只能生活在文学之中。于是，甘愿家庭离散，甘愿把自己封闭于乡野斗室。是的，在堤契诺，黑塞穿着打过补丁的衣服，啜饮农人自酿的葡萄酒。在这里，世界的影像浓得化不开，时间静止，可以供观察者无限制的体会。一个个“瞬间”扑面而来，即是美丽的，也是永恒的，比如那飞逝而去的夏日“短暂而贪婪的金色羽翼”，那变幻无常的如“金光闪闪的大金鱼”般的云朵，以及雷雨夜被狂风刮倒的南欧紫荆，还有一束束颜色渐渐暗淡的百日草。堤契诺的生活也许是清苦的，他在堤契诺的林子与湖畔散步，也做些体力活；秋天的时候捡一些柴禾，以度过寒冷的冬天；他在温煦的阳光中畅意地居住，在南方夏日的暖风中聆听夜鸟，也在灾荒的年代为食物或一枚缝衣针发愁；他料理他的菜畦，观察山间的四时变化，并且在早晨时背上画架到野外作画；40岁的时候，黑塞开始学习绘画，而在堤契诺，有着川流般灿烂的素材，诗、画、心灵紧密地簇拥在一起，随手抚弄，便有一种春天般的情调，这里正如王维的辋川别业，到处流淌着天然的诗性。 最重要的是，在堤契诺，作家精神上从各个裂缝涌入的孤独感慢慢得以修复。一条直通湖畔长满欧洲越橘的小径独属于他，而不远处的圣母教堂，时刻能够满足灵魂的低诉，至于那虽小却纯真的石窖酒馆，可以收藏太多的笑语盈盈，而整个堤契诺明亮的秋天，也倒映进心里。而且，他和堤契诺的村民很快建立起深厚的友谊。比如老朋友妮娜，一个坚毅的老人，还有邻居马里奥，则是一位高贵而亲切的老一辈堤契诺人。他们如镜子般，照见了作家的本性，照见了他的温良与坚忍，使作家另一面人生颜色苏醒过来，并落地生根。 随着灵魂精神的渐趋安宁，以及在蒙太格诺拉的适当劳动，长期遭受病痛折磨的作家的身体也开始好转，并趋于健朗。堤契诺使黑塞得以重生，他在《冬日，寄自南方的一封信》中说：我就是有点儿自以为是，既不去柏林，也不去慕尼黑，因为对我而言，那里的黄昏山色不够艳红，因为我会怀念这儿的一切。身心的好转，吾乡的此心安处及秀美，使他时时感悟到生命的存在，生命力如泉水般滔滔汩汩充盈溢出，并最终诉诸与文字。1920年，他出版了一部诗画集《画家的诗》，这一年出版的《流浪》也是一部散文、诗歌和水彩画的合集。后来的童话作品《鸟》，以及黑塞一生中最重要的两部小说《荒原狼》、《玻璃球游戏》也是完成于斯地。 《堤契诺之歌》是诗性散文文字与画的结合，这本小册子并不像他的小说那样晦涩，暗藏作家对西方文明进程的忧虑与否定，而是明朗的，也是快乐的，有他的水彩钢笔画作证。每过几页，这样的画作就会贴紧读者的眼睛，他总是选择以鲜丽明亮的色彩填充，朱砂红、柠檬黄等等，这些印象主义的炽烈，近乎燃烧状的用色，几乎就是对荣格理论的一种有力实践。而他的文字如丝绸般光滑而富于质感，亦如画，被黑塞调和成秋日之晴空，这两方面的调色，他都是高手，文既是画，画也是诗。这让人不由想起苏轼对王维所下过的评语：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与东方诗人画家的恬静自如不同，黑塞所钟情的不是素雅，不是蓓蕾般的粉嫩，而是明艳，是姹紫嫣红的亮丽，当然，这皆是堤契诺自身的色彩，是那些屋顶、草叶、树林、金合欢和火烧云的颜色。以至于整本书，掩映的皆是堤契诺的美丽与辉煌，而且，又有谁能像黑塞一样用泥土来埋住自己，如此痴迷地信任并热爱自然呢？ 在欧洲散文史上，《堤契诺之歌》既不同于蒙田的炉边娓语，也不同于培根的激情之论，更不同于毛姆的幽默自适以及屠格涅夫笔下的宁静古朴，甚至，与鼎鼎大名的梭罗的《瓦尔登湖》，在某些相似之下，内蕴的却是根本之别。这是因为，梭罗所呈现的是朴素的记录，而黑塞所挥洒的却是自然与生命的奔放、变幻与绚丽，我们应该看到，这种饱满是生命本来的颜色，也是最高的颜色。 1946年，黑塞“由于他的富于灵感的作品具有遒劲的气势和洞察力，也为崇高的人道主义理想和高尚风格提供了一个范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62年，黑塞85岁，他所居住的蒙太格诺拉村给予黑塞最后一个肯定，将他命名为蒙太格诺拉荣誉村民。8月8日晚，黑塞还在细心地聆听他的第三位妻子在床边的朗读，第二天早上，黑塞因脑溢血溘然长逝。这一天，同他的出生一样，同样是静静的一天。 回到1935年，堤契诺山村的夏日草坪，诗人走过，9年后，他说：“我从来不晓得如何轻松、容易地过日子，但我总是坚持艺术的原则—居住的艺术。因为我可以选择居住的地方，多年来，我的居住环境一直是优美无比的，有时房子简陋、并不舒适，但在窗前一定有一片广阔、独一无二的景致。然而，所有的住处都比不上堤契诺小屋的美。” 堤契诺的春天周而复始，永不衰老的村庄，因为黑塞的文与画，被更多清脆的歌声濯洗，整个山谷也因此在雄浑的阿尔卑斯山脉中突围而出，成为别一处神圣之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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