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想象

​审美想象的

政治局限

略论崇高美学的

两种模式及其

对中国的影响

作为美学的

核心概念

崇高的历史

几乎

与美学史

同样漫长

虽然公元

1世纪时

朗吉努斯

已经提出

这个概念

但彼时仍属

修辞学范畴

崇高作为一个

美学概念的出现

是18世纪的事情

众所周知

美学话语

恰恰

也诞生于

这个属于

整合期的

18世纪

按照

伊格尔顿

的话来说

美学话语并非

学科话语

也非赤裸裸

的政治对抗

而是一种

意识形态的

“迂回”策略

这一策略中

政治力量

把自己的

势力范围

从理性王国

拓殖到了

感性领域

从而

在每一个人的

身体上建立起

牢固的统治

因此缺少了

政治维度的

思考也就

无法真正

理解崇高

而对崇高的理解

又必然牵涉到

对美的理解

本文尝试

从思想史角度

重新考察崇高

的政治内涵

并由此反观其对

中国近现代政治

的影响

一　崇高美学的政治内涵

从审美上来去

思考政治问题

通过

把情感

划分为

自我保存的

与社会性的

伯克认为：

崇高产生于

对自我保存的

情感之威胁

当我们

有痛苦

和危险

的概念

但不实际处于

这种境遇之时

所产生的欣喜

就是崇高

而美则产生于

有关性与爱的

社会性的

情感需要

尤其是后者

提供了美的

直接来源

伯克若说

崇高仅仅是出于

自我保存的需要

那么

美则就是

社会性的

他写道：

我把美

称为一种

社会素质

这是由于：

只要

是妇女

和男子

而且不仅是人

还有其他动物

当见了他们

而产生一种

欢欣和快乐

的感觉时

（这类事情经常发生）

心中就会

激起一种

对他们的

温柔和

喜爱的

情感

喜欢接近他们

如果没有其他的

强烈相反的理由

愿意与他们

建立一种关系

英国经验主义

哲学传统当中

情感与感觉

并非拘囿于

审美

它同样也

涉足知识论与

道德哲学领域

洛克

最先质疑了

知识的来源

他认为

知识可通过

感觉和反省

来去作把握

同样

哈奇森

也认为

美德

源于人的

内在感官：

我们并不认为

这个道德感比起别的感觉

更需要假定的任何天赋的

观念、知识或实践命题

我们所谓的道德感

只不过是我们心灵

在观察行为时

在我们判断该行为

对自己的得失之前

先具有的一种对行为采取

可爱与不可爱意见的作用

正如

我们并无

数学知识

或

不知道一个

整齐的形式

与和谐构图

在当下快感之外

还有着任何利益

但是

一见一个整齐的形式

或者一个和谐的构图

即会感到

愉快一样

哈奇森这里

道德与审美

并无不同

它们共享了

同样的发生机制

由此，对美的研究

也就是对秩序的研究

洛克和哈奇森的基础上

休谟的“道德情感”概念

将情感提高至

道德的高度

道德不在事物

的抽象性之中

而是完全与

每一特定存在的

情感或内心情趣

相关

其方式与

甜和苦、热和冷的

区分由各个感官的

感觉中产出来一样

因此

道德知觉

不应归类于

理智的活动

而应归类于

趣味或情感

在此意义

伯克依据

情感类型

来划分崇

高与美的

做法自然引出了

背后的政治内涵

崇高与美

不仅关乎

生命存续

而且

关乎人在

社会中的

交往能力

同情、模仿与抱负

之所以在美的产生中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是因为它们同样是

产生美德的动机与

维系社会之爱的能力

在社会性方面

美比崇高重要

但离开了

个体生命

社会根本

无从谈起

在此意义上

崇高又

构成了美的

前提与边界

康德从伯克

那里引入了

崇高与美

这对概念

在前批判时期的

《论优美感

和崇高感》

康德就认为：

“崇高的性质

激发人们的尊敬

优美的性质

激发人们的爱慕”

这仍在延续

伯克的思路

然而到了写作

《判断力批判》

这对概念已被

纳入他自己的

形而上学体系：

美

存在于

感性与

知性的

领域

而崇高

只与理性

打交道

由此与伯克的

情感主义思路

分道扬镳

在《判断力批判》

康德批判伯克的论述

仅停留于心理学层面

“因为

内心自身

单独就是

整个生命

（就是生命原则本身）

而阻碍或促进

都必须到它之外、

但又在人自身中、

因而到

与他的身体的

结合中去寻找”

所以康德要为

审美的判断力

提供先验基础

这就引出了

共通感问题

可见

崇高即在

第三批判

中的位置

非常特殊

朱光潜

曾指出：

“康德

的崇高说

缺点很多

例如崇高与美

在他的心目中

始终是对立的

他没有

看到二者

如何统一

使得崇高

成为一种

审美范畴”

这一个看法

虽堪称卓见

但多少误解

康德的意图

因为康德本来

就没有把崇高

视作单纯的

审美概念

伊格尔顿

敏锐发现：

崇高在康德这里

恰恰是反审美的

崇高与美的

背后深藏着

康德的

政治设计：

人

既是为自己

立法的动物

又是社会性的动物

二者共享着同样的

先验基础

康德这里

美和崇高

虽都通过

可传达性

与社会

相联系

但是崇高

却可例外

“与任何社会相脱离

也会被视为某种崇高

如果这种脱离

是建立在不顾

一切感官利害的

那些理念之上的话

自满自足

因而无求于社会

但却不是不合群

即不是逃避社会

这就有几分

近于崇高了”

康德这样

说的原因

恰是因为

理性本身

是自足的

社会性

虽然需要

通过理性

来去维系

但个体自足的理性

又隐藏着

脱离社会

的隐患

可见，政治问题

虽非第三批判的主题

仍然潜在地

发挥着作用：

理性的自然禀赋

与公共权利之间

虽然存在着

内在相通性

但也可能

产生悖反

统合工作还必须通过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

与《永久和平论》

来完成

如果说康德

对崇高与美

之政治内涵的

表述是隐在的

那席勒

对崇高

的褒扬

则

显示出鲜明

的政治姿态

在康德的基础上

席勒

进一步

扩大了

二者的

区别：

优美

显示的是：

人对自然

的依赖性

唯有崇高

才使人感到

摆脱限制的

自由

《崇高》

席勒写道：

美

当然已是

自由的

一处表现

但

还不是

使我们

摆脱自然力和

解脱一切

物质影响

中的自由

而是

我们作为人在

自然范围之内

所享有的自由

美的事物那里

我们感到自由

因感性冲动

与理性冲动

相和谐

在崇高的

事物那里

我们感到自由

那是因为

感性冲动

对理性的立法

毫无影响

是因为精神

在这里行动

仿佛除了

它自身的

法律以外

不受任何

其他法律

的支配

“除了它自身

的法律以外

不受任何

其他法律

的支配”

指的也是

康德所谓

“心中的

道德律令”

席勒：

不依赖于

任何事物的自由

才是真正的自由

崇高已为我们找到了

走出感性世界的出口

美则想把我们

永远地禁锢在

这个世界之中

经净化的感性

把自主的精神

引入罗网

重重围住

而这种

罗网编制得

越清澈透明

它也就

联结得

越牢固

崇高

并不是

逐渐地

（因为

从依附不能

过渡到自由）

其实是

突然地

通过震动

使得自主精神

摆脱这种罗网

席勒的

表述中

感性通过

美的外壳

威胁了

道德立法

而崇高

通过回到理性

反来捍卫于它

这就构成了

推崇理性的

充分理由

虽然席勒也想借由

感性与理性的统一

而能达至完整人性

但显而易见

崇高更受

席勒青睐

黑格尔

则把崇高与美放置到了

内容（理念）与形式的

冲突与和谐的关系当中

来加以分辨：

“在理想（美）里

内在因素

渗透到了

外在现实

成为这个

外在现实的

内在生命

使得，内外两面

显得，互相适合

因而也互相渗透

崇高里

却不然

崇高

需要假定

意义处在

独立状态

而和意义，对立的

外在事物，则显得

只是隶属的

或者次要的

因为

内在意义

并不能在

外在事物

显现出来

而要溢出

外在事物

之外

所以达到表现的

只不过是这种

溢出或者超越”

这固然

是在谈论美学

但又溢出美学

因为按照

黑格尔的

解释

崇高

必须从神、

有限世界、

个体的人

这三个方面

才能得理解

要获得

真正的

崇高感

就必须

承认世界的有限性

并且保持对神敬畏

一方面

从神的

平静而

坚定的

意志和

命令中

产生了

为人类

应用的

法律

另一方面

人的提高就是

他能见出人与神、

有限与绝对之间

完全清楚的分别

因而主体

就有能力

判别善恶

在二者中

作出选择

在黑格尔看来

正是在此基础

个体才能够获得

独立自主的地位

社会才能

正常运转

黑格尔所谓的

神、太一其实是

以理性的外在化

——

理念或曰

绝对精神的

面目出现的

只不过康德

将崇高看做

是主体内部

的理性活动

黑格尔

却在理念的

历史展开中

来去把握它

从康德

到席勒

再到黑格尔：

将崇高与理性关联起来的论述构成了

德国古典哲学内部一以贯之的思路

在此思路中

崇高论述

不仅是美学的

更加是政治的

因为它

以“迂回”的方式

关涉了两个问题：

第一，对个体而言

理性是自由的保证

第二，对社会而言

理性为

社会秩序的形成

提供了先验基础

然而

这种秩序却并非

社会习俗的产物

而是作为绝对精神

在国家层面上的显现

在此意义上

崇高其实也即就是

对绝对精神的确认

二　崇高美学的两种模式

从政治内涵

的角度来看

崇高与美就并非

简单的趣味问题

而是

政治规划在

美学领域内

的反映

如果说

伯克尚未

偏废美的

社会功能

那么在康德、席勒

和黑格尔的论述中

天平

已经滑向

崇高一边

这种

偏好根植于

崇高论述的

两种不同的

模式：

一是英国经验主义

一是德国古典哲学

两种模式的分歧

固然是因为

哲学基设的

不同

但寻根究源

这一分歧乃是

18世纪英德两国

社会现实的产物

当英国

已经成为

资产阶级

宪政国家

的时候

德国的资产阶级

却没有充分发展

专制主义

仍然是

其面临的

首要障碍

争取政治权利的受阻

使得德国资产阶级

转向了主体结构

康德通过

划定理性疆界的方式

来使人为自己立法

如若说

为自己

立法的

主体

是自由的

那么

物自体

的存在

则

将客体

与主体

隔离开

道德法则

永远不存在于

主体世界之外

于是，康德

求助于审美判断

来去使人意识到

主体与客体

是密不可分

的整体

无目的的

合目的性

使人感觉

这个世界

仿佛是

为我们

而存在

这便是审美

带来的喜悦

崇高的出现

再次威胁到

这一喜悦

康德的

论述中

崇高乃是

主体面对

无法逾越的

客体对象时

所产生的

震惊与恐惧

是想象力的受阻

然而很快想象力便通过对理性的召唤

在自身的局限中实现了否定性的超越

这一时刻

道德法则

再一次

确证了

自身

事实上

这不过是

一种幻觉

是想象力

伪装成为

理性时刻

的现身

真正的统一

并没有在

崇高体验

当中出现

因为

最大的崇高

恰恰来自于

物自体自身

而按照康德的论述：

物自体

乃是人类理性

所不可逾越的

崇高的作用

即是要提供

这样的一个

超越的假象：

“在崇高里

道德和情感

破例地

结合起来

不过是

以否定

的方式

结合起来的：

我们

所感觉到的是

理性如何无限

超越感觉

只有通过将想象

推向极端的危机

理性才在危机当中

显示出自己的力量

对于这种超越性

席勒有

更形象

的描述

他说：

“美仅仅是

为人服务

崇高是为人身上的

纯粹的精灵服务”

这里的人与

“纯粹的精灵”

分别指涉人

的感性部分

和理性部分

人不仅要超越物质自然

而且还要超越自身的

感性与物质性的一面

从而实现完全的自由

在德国

强大的主体性幻觉

往往是

对现实政治的

超越性诉求

尽管这一

诉求本身

也受制于

现实政治

的逻辑

康德如此

黑格尔、

马克思

也是如此

无论是绝对精神

还是无产阶级

实际上

也都试图召唤出

一种超越性主体

由此还衍生出

另一种的叙述

肇端于德国浪漫派

经叔本华、尼采

而至后现代主义

体现出

越来越浓厚的

美学化趋势

尽管

与康德、黑格尔

等人的理性论述

拉开了距离

但在寻求

超越性主体的方案上

却延续着同样的思路

英国经验主义

的崇高论述

遵循着自己

的传统

由于与封建贵族达成一致

英国资产阶级

较早获得了

发展机会

各阶层间的公共领域

一方面为个人自由

提供了宽松的环境

另一方面也形成了

社会认同的基础

对于英国人而言

现代民主宪政

并非想象中的

乌托邦

而是

可触可感的

生活现实

这就使得

英国人对于

抽象的理性主义

抱一种天生的反感

与其进行不着

边际的玄谈

他们更愿意

从经验生活的

感性直接性入手

同样是在崇高中

如若说德国人

找到了理性

那么英国人

则找到了道德

在德国古典哲学那里

理性与道德法则

几乎就是一组同义词

但在英国

经验主义

的表述中

美德却并非

与生俱来的

律令

而是源于共同生活的感觉

作为审美趣味的正确直觉

这种感官

与情感上的道德

要比先验的理性

更容易

为人们

所接受

正是它为

社会的凝聚力

奠定了基础

如果说

美是以爱之

逻辑实现的

道德秩序

那么，崇高则以

强制性的力量

激发了道德

的顺从天性

使人们心存敬畏

而不像美那样

只产生爱

换句话说

美的意义在于

它属于秩序的

自发性的一面

而崇高的意义在于

它属于秩序的

强制性的一面

因此

英国经验主义的崇高论述

不是要寻求想象秩序中的

超越性主体

而是强调对公民

道德感的培育

在英国

经验主义

的论述中

崇高与美这对组合作为

一个完整的政治规划

缺一不可

在情感认同的层面

二者共同发挥着

强大的政治功能

在英国

成熟的市民社会

使得各阶层之间

依靠情感认同

来达成共识

礼节性的交流构成了

公共领域的基础

这类似于

优美的经验

而自由宪政制度、

习惯法则提供了

法律上的保证

以强制性的

措施来保证

共识在遭受

破坏情况下

的正常运作

维持并且

重新修补

优美的秩序

因而接近于

崇高的功能

对此，伊格尔顿的

观察是极其敏锐的

他指出

“正是想象的缺失

构成了政治国家

的基础”

“政治源于想象的失败

市民社会

则被这种

失败制约束缚

道德或者

人际关系

亦如此”

当这种建立在

想象与情感上的联系

面临失效的窘境之时

以法律为象征的国家

才出面充当最高的权威

优美与崇高的孰轻孰重

这一点看似无关紧要

却恰恰是

英美宪政自由主义

与德法宪政国家主义

在美学领域内的表现

因此

虽然

都致力于

民族国家

的叙事

英国模式

更偏重于

公民伦理

而德国模式

更偏重于

国家权力

由此可见

崇高是一个与权力

密切相关的概念

像一柄双刃剑

它不断地

打破美的

同时

又在对美

进行修补

正是

因为有了

美的平衡

崇高才自有其

安全的阀域

崇高与美的

互补性关系

用政治话语来表述就是

如何使社会在有秩序的

同时又不至于陷入僵化

这正是英国经验主义的

崇高论述最富启发的地方

三　从启蒙到革命：

崇高美学的局限

在大致梳理了崇高美学的

两种模式及其政治内涵后

不难发现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由于偏向于德国模式

其民族国家叙事的重心

也落在了国家主权上

这当然是由中国

近现代以来的

特殊处境决定的

中国不仅是一个

后发现代国家

而且

还是从饱受欺辱的处境中

开始自己的现代化进程的

这无疑加重了近代以来

中国民族国家叙事中的

“羡憎情结”

并使之深深陷入到

崇高美学所制造的

超越想象中

这种

超越想象使得中国的

启蒙话语与革命话语

都与崇高美学有着

纠缠不清的关系

目前

从社会心理角度来研究

崇高美学与政治之关系

已有部分成果

限于篇幅

本文只能点到为止

中国的启蒙话语和革命话语

几乎同时糵生于近代民族危机

如何建立

一个强大的主权国家

一直是近代的中国人

迫在眉睫的使命

而在

美学上为之提供

源源不断动力的

即是崇高

王国维

以雄伟之力

来激发国人

的向上精神

梁启超

通过恢复

尚武精神

铸造新民

鲁迅

在初民的野性当中

谋求民族勃发之力

李大钊以教育来鼓动

国民的“崇宏高旷之想”

都深具德国

古典哲学中的

崇高论述之神髓

在此意义上

中国的启蒙话语

也许一开始就是

扭曲变形的

因为它将自我安置在了

一个超越性主体的位置上

个人并不能为自己立法

他必须在

民族国家的洪流中

才能确立自己的身份

革命话语

对崇高的推崇

有过之而无不及

晚清之际

革命与进化论的结合

使得“不革命就灭亡”

成为普遍接受

的社会价值观

而辛亥革命的成功

则更是以政权的方式

奠定了革命的合法基础

在革命的名义下

流血牺牲

被视作是

崇高的精神

而获得褒扬

然而，随着中国革命

与社会主义运动的结合

革命的超越性目标

也发生了转移

如果说五四运动的超越

对象更多地指向传统

那么社会主义革命

把超越对象

转向了西方

尽管社会主义

的思想资源

来自于西方

却并不妨碍其

中国化形态成为

国人用以

对抗帝国主义

西方的武器

在新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中

这一崇高时刻

被戏剧性地

凝聚在了

“超英赶美”

的口号中

就当时的

社会语境

而言

该口号是否

真能实现

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它所提供的崇高感

在社会动员中发挥的巨大作用

正是从崇高美学的

社会心理的角度

新中国长期存在的唯物主义理论

与唯心主义现实之间的复杂纠缠

才能够得到解释

因为崇高这一概念本身

即与德国唯心主义的

文化想象瓜葛甚深

相比之下

美在社会主义中国则长期被视作是

一个资产阶级的概念而遭到贬斥

穿旗袍、秀时装、

烫头发、抹口红

一度被等同于

小资产阶级的

恶习

而遭到批判

虽然1950～1960年代

美学讨论一度盛况空前

但在社会接受层面

流行的却是

“外表美不如内在美”、

“劳动才最美”

的新型“审美”观

美已经完全摆脱了

它在西方语境中的

形式限制

转而成为精神力量的领地

而这一精神力量的名字

就叫做崇高

文艺创作领域中的

“三突出”、

“革命乐观主义”、

“革命浪漫主义”、

“英雄形象”

等原则都是

崇高美学的

具体体现

缺乏了美的补充

崇高

自始至终

洋溢着

强大的力量

通过不断地

将民众热情

导向民族国家

崇高一方面

不断复制自我镜像

另一方面又不断地砸碎

它们以获取新的超越

在崇高的逻辑中

击败一种崇高的

唯有另一种崇高

崇高美学在为社会革命

带来持续性动力的同时

也将自己的攻击性

发展到了极端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文化大革命”

便建立在由崇高美学

所构筑起来的社会心理上

在此意义上

新中国美学

一直是

以反美学的

面目出现的

而新时期

则将

这一逻辑

完全逆转

通过与个体自由

重新建立联系

美恢复了自己的

合法地位

然而美的复归并没有像

英国经验主义传统那样

建立起社会情感的联系

反而是在日常生活的

反崇高情绪与对传统的

继续破坏中为90年代的

消费主义敞开了大门

就此而言

崇高美学在

中国当代语境中

之所以如此重要

就是因为

它构成了

社会政治在

美学领域内

的对应物

美国学者王斑

就曾指出：

崇高曾经在

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中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同时也阻碍了

文化与文学的

多样性发展

对此笔者

基本表示赞同

然而描述性的研究

仍不够对崇高的分析

还必须重新检视美学

与社会政治问题的根本性关联

而英国经验主义的价值即在于

它为我们分析

崇高逻辑的

根本症结

提供了新的视野

第一

崇高削弱了

对市民社会之

美学基础的理解

不少学者已指出：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缺乏具有自治功能的、

能与国家相制衡的

市民社会

却少有人

从美学领域内

对之进行分析

在英国经验主义的

表述中

恰恰是

美提供了

社会认同与

情感维系的

基础

而在中国

由于

对崇高美学

的过度推崇

使得人与人

之间的联系

不是通过

习俗性的

情感共识

来实现

而是被扭结到

一个超越性的

目标上

虽然超越性的目标

能提供社会动员的基础

却无法有效地安顿个体

当个体

对超越性目标的厌倦

积累到一定程度

必然引发

强烈反弹

这其实是

“文化大革命”

后社会思潮

迅速转向的

内在原因之一

然而

谈论市民社会之美学基础

并不就是说可原封不动地

照搬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

而是说社会主义

内在矛盾性的解决

其实可以通过

对市民社会理论

的批判性理解

将其有效部分

吸纳到

社会主义的

理论与实践

中来

第二

崇高将民族国家叙事

狭窄化而为革命叙事

阿伦特认为现代革命的意义

其实是由法国大革命赋予的

作为对这一革命运动之反应

德国古典哲学也深受其影响

甚至可以说

法国大革命

本身就内在于

德国古典哲学

之中

在对

超越性

主体的

寻求上

革命与崇高

紧密结合

在了一起

最崇高的事业

莫过于为

革命献身

二者的结合使得革命

被过度审美化了

这反过来又提供了

滋养崇高的社会心理

革命的合理性逐渐

被美学化了的

崇高想象所填充

以至于在

“文化大革命”时期

革命一度成为

派系斗争中

争夺的能指

其本身的所指

却变得十分模糊

虽然革命曾经是

殖民地、半殖民地

在争取民族国家

独立过程中的

历史选择

但是它的弊端也逐渐呈现

即导致了民族国家叙事之

多样性的缺失

在今天这个后革命的、

全球化的时代

如何打开民族国家叙事的

多层次空间不仅关系到

如何

处理革命遗产的问题

而且还涉及如何应对

资本主义

普遍价值

的挑战

仍然有必要

被重新加以思考

结语

综上所述

英国经验主义与

德国古典哲学的

崇高论述

基于

两种不同的政治设计

前者依靠与美的互补

为社会秩序

提供了基础

后者

则将崇高安放到

对超越性主体的

寻求上

在当下这个

“去政治化”

的消费时代

英国经验主义的视野

虽然带来反思的空间

却无法直接用来应对

中国当下的现实

崇高与美

都已被

充分地

商品化

我们

每天被各种

崇高与美的

影像所包围

却与真正的

社会责任感

与

政治参与感

南辕北辙

从美学的

政治内涵

来看

美学

的过度

学科化

与

美的滥用

互为镜像

二者促成了

美学的终结

如何激活

美学的

政治能量

也许应该

成为今天

美学研究

重新思考

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