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0年7月1日，成昆铁路建成通车， 一转眼50周年过去了，真是弹指一挥间。 如今成昆铁路的象牙雕塑，还在联合国的大厅里，成昆铁路是二十世纪世界奇迹之一。我的家庭成员与成昆铁路颇有渊源，从成昆铁路的勘测设计、施工与后来的运营管理中的升级改造，都留下了我的家人的心血和足迹。 我的公公燕生，因为抗战期间在北平做地下工作，化名燕生，这个名字一直沿用下来，其实他不姓燕，姓王。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要从工农干部中培养大学生，挑选出文化程度高一些、年龄较小一些的干部去上大学，我的公公被挑选去上了北京铁道学院。 1959年，他实习的单位是正在修建通往酒泉基地的清绿支线的原铁十师四十九团，在那里认识了我的父亲王文波，父亲时任四十九团总工程师，他们多少有一点“师生关系”。 从青绿支线铁路四十九团去了北京，参加了国防五院的有关建设；1964年，铁十师四十九团从北京移防成昆铁路，驻地在四川峨眉。没有想到在这里父亲和我的公公再次相遇。 这个时候我的公公时任铁道部第二勘测设计院二总队的总队长，整个成昆铁路都是由铁道部第二勘测设计院勘测设计的，其中二总队负责成昆铁路北段的勘测设计。 成昆铁路北段，由成都青龙场至西昌礼州段是由铁十师和西南铁路工程局(铁二局)共同修建；西昌礼州至攀枝花段是由铁十师和铁五师共同修建。 当年成昆铁路是边设计、边施工、边移交，负责勘测设计的铁二院、负责施工的铁十师、负责铁路运营管理的接收单位成都铁路局，这三家的工程技术人员经常要在一起进行协商讨论。比如接收单位成都铁路局提出这个隧道或者这个桥梁不能这么修；铁二院勘测设计总队会说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设计；那么作为施工单位的总工程师的我父亲，他在其中起到了一个协调的作用。通过讨论，综合分析大家的意见，拿出一个可行的施工方案进行施工。 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公公和我父亲他俩的关系更加密切，由师生关系成为建设成昆铁路的战友。 1966年，我的父亲调任铁十师总工程师，他与铁道部第二勘测设计院、铁道部西南工程局(铁二局)、成都铁路局有了更加深入广泛的联系，多年之后，在这几个单位提起我父亲的名字，很多老领导老同志都很尊重他。现在那一代老人都已先后故去。 我的大哥王民宇，1966年高中毕业，本来保送清华大学，可惜由于文革未能成行。他1968年3月入伍，在铁十师四十七团三连担任统计员，参加了成昆铁路德昌县小高镇芝麻地隧道的施工。1971年4月四十七团完成了芝麻地隧道施工之后，作为先遣队先期移防襄渝线，驻地陕西旬阳县蜀河镇沙沟公社。1970年11月底，大哥王民宇在施工中牺牲。 我的二哥王民信，已经先于我的大哥在1969年6月牺牲，他是广西来宾县良塘公社的下乡知青。 二哥牺牲的时候，我的母亲刘季勉正在西昌探亲，那天她正从西昌街上给二哥买了一套毛选四卷和一个半导体收音机，高高兴兴回到临时宿舍，父亲给她递过来一纸电报，母亲手上拿着的毛选四卷和半导体收音机一下子掉到地上，她晕了过去。 在部队领导的关心下，我和弟弟王民苏得以以知青的身份参军，那个时候规定知青是不能参军的。 我1969年12月入伍，铁五师特务连战士，驻地在四川米易县。铁五师承建成昆铁路米易至攀枝花段，与铁十师承建的管区衔接。 1970年7月1日，成昆线通车庆祝典礼分别在西昌和攀枝花（那个时候攀枝花叫作渡口）举行，这两个庆典，我父亲、我大哥和我都没有参加，但是中央军委派吴发宪参加攀枝花庆典，那个中央军委二台的电话是我接转的。 在攀枝花庆典大会的现场，我公公和他的儿子意外相遇。 他的儿子王晓朝，1968年三月入伍，铁五师二十四团战士。他们连队参加了攀枝花弄弄坪九道拐隧道的施工，王晓朝时任连队的卫生员。 我的弟弟王民苏，和我同时入伍，去了工程兵01部队。 大哥王民宇牺牲之后，在相隔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连失两子，父亲不知道应该怎么对家人说，于是瞒着我们。直到1971年春节，才把我母亲从广西柳州骗到了四川西昌告诉了她这个不幸的消息。 这次母亲听闻之后，没有哭，不说话，三天三夜满头青丝变白发。 父亲不知道该怎么安慰母亲，这时候想要我和弟弟赶到西昌去安慰母亲，由铁十师有关部门分别通知了我和弟弟所在部队。 基建工程兵一支队代号建字01部队，这支部队是1965年由地方冶金公司工改兵组建而成，当时铁十师派出大批干部到01部队负责工改兵组建部队的工作。 当需要我弟弟赶到西昌安慰母亲的信息传到工程兵01部队军务部门时，01部队参谋长罗景生才知道，老战友王文波的两个儿子都牺牲了，这两个孩子是他看着长大的；才知道王文波的小儿子，他看着长大的”小四子”就在他的下属部队，建字002部队2区队8小队，也就是基建工程兵1师2团2营8连当战士。 罗景升伯伯想到我父母连失两子，一定非常悲痛，身边需要一个子女照顾，于是安排将我弟弟王民苏调到铁十师，回到父亲的身边。 成昆铁路通车后，还有很多的后期整修工程，王民苏调到铁十师后参加了成昆铁路通车之后的后期工程。 在成昆铁路建设时期，我的婆婆郑荣，一位抗日老战士，时任铁道部第二勘测设计院子弟学校副校长。当年很多双职工上了工地，家里的孩子就成了留守儿童，脖子上挂把钥匙，到食堂里吃饭。家长们不放心，都把自己的孩子交给郑老师照顾，所以我的婆婆郑荣当年照顾了很多双职工家庭的孩子。 我的母亲刘季勉，在成昆线修建时期，她是柳州铁路局中心医院的妇产科医生。两个哥哥相继牺牲以后，我父亲、我和弟弟都在各自的部队上，她一个人留在柳州，精神上的刺激很大又没人照顾，于是将她调到了成都铁道部第二工程局三医院，离成昆铁路近一点儿。虽然她没有亲自参加成昆铁路建设，但是她的丈夫、女儿、两个儿子都战斗在成昆线上，她是名符其实的成昆线建设者的妻子和母亲。 我的弟弟王民苏，在完成成昆线建设任务以后，先后转战襄渝铁路和青藏线一期工程。在青海高原工作九年之后转业到成都铁路局电务处，直至退休。他参与了成昆铁路通讯系统的升级改造全过程，从成都到昆明的这条铁路，他们坐着轨道车，来来去去不记得走过了多少回，每一座桥梁、每一个隧道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他的足迹和父亲的足迹、大哥的足迹，重叠到了一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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