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发表于《认知诗学》2022年第2期，总第12辑 专 栏 目 录
作者简介  孙颖，文学博士，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工程英语系副系主任，主要从事文艺理论与跨文化比较诗学研究。 内容提要 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让读者走向了前台，文学研究的重心转向了读者对文学文本语篇意义的接受与建构。文本意义不再被封闭在文本这一自足结构系统的内部，而取决于读者——这一文本意义的积极建构者对文本的反应。“这句话的意义是什么？”的问题被替换为“读者如何生产这句话的意义？”，这一生产过程是一个期待不断被生成，又不断或被满足或被推翻的过程。读者从文本中推演而来或通过自我投射而来的期待，在以现象学为哲学基础的接受美学看来，是基于我们共同的过往历史（姚斯，1987），对精神分析理论家而言，是读者的身份和动机（Holland，1973）。然而，后者因主观性导致的相对主义与前者具体内容的语焉不详召唤着一种新的理论发现，以能更深入地阐释读者与文本的交互关系。 读心（mind-reading）是一种认知能力，依靠这样的能力，我们对同样作为自主体（agent）的他人的心理状态（如目标、意图、信念、想法、感受）的原因进行推论，以理解其行为，并对其下一步的行动做出预测（Gallagher & Frith，2003）。这样的能力被认为是日常社会交往中的重要保证，并成为社会认知心理学的关键概念。丽莎·詹赛恩（Lisa Zunshine，2006）从跨学科的视角，将认知学的发现引入文学研究领域，提出在文学的虚构世界中读心能力同样被调用，是读者赋予文学人物思想、欲望、感受和意图的工具，更是文学得以存在的基础。2021 年，乔安娜·克拉拉·特斯克（Joanna Klara Teske）和阿卡迪乌什·古特（Arkadiusz Gut）合作发表的论文《读者对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小说的读心：一项对比研究》（后文简称《读心》）延续了詹赛恩开启的道路，通过“读心”这一认知学术语深入地审视文学所创造的虚拟世界中读者与人物间情感与信息的交流。 戴维·赫尔曼（David Herman，2011）曾指出，当下的认知文学研究中聚焦于同一作者、同一文本的共时性研究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忽视了不同时代的文本中心智表征方式的变化。《读心》一文正是应和了这样的呼吁。借用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三种文学思潮的区分，作者将研究对象——小说进行了历时性的区分，借用文学史上相继发生的思潮流变作为坐标轴，考察依靠叙述系统所建立的虚拟世界中，内嵌于这套叙述系统的心灵表征策略的演变；发现这样的演变促使读者在阅读时对小说中的人物采取了何种不同的读心模式，并揭示阅读不同叙述策略的小说对人类读心能力发展的意义之所在。  《读者对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小说的读心：一项对比研究》，2021 1 基于跨学科理论融合的“人物”三重维度建构 阅读小说是一个信息加工的动态认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读者基于其拥有的一般认知能力（general cognitive competences）、情感能力、文学、艺术审美能力等参与到与文本的互动中。其中最重要的互动对象即是小说中的“人物”。然而“人物”却是文学理论中一个常常被忽略的元素，或者援引亚里士多德被视为对现实世界中人类的模仿，或者在结构主义传统中成为叙述中的一种功能。作者跳出这一简化的对立困境，不仅将其视为文学人物双重性—— 一方面，他们是对“真实”的模仿；另一方面，他们是文学叙述建构的结果，更从认知理论的角度增加了第三维度：“读者头脑中的心理表征”。 三重维度结构的提出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如何在三个“人物”间建立联系，为这样的联系提供理论通道。在认知叙述学领域，R. 福勒（R. Fowler）提出“思维风格”（mind style）概念以考察通过语言所塑造的人物的个性思维特征（福勒，1977）；多里·柯恩从叙事形式的策略角度区分了三种人物思维叙述，但两者的研究重心仍然集中于将人物视为经由叙述策略的文学建构层面。艾伦·帕默（Alan Palmer）聚焦了读者基于文本叙述建构虚构人物思维的心理过程，却又忽略了文学内在的理论发展，将文学人物的拟真实性视为无可非议的前提未能加以讨论（帕默，2002）。《读心》一文则通过文学理论、心智理论，以及认知叙述学理论交叉融合所提供的理论框架，实现了对人物三重维度的贯穿与通达，剖析文学创作的虚构人物、文本叙述的建构人物、读者心理的表征人物间的共振。 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间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对“真实”的不同认识，以及对“主体”的不同态度，正是这样的区别决定了那个生活在虚构空间、拥有虚构心理状态的非真实个体的状态，并直接反映在文本叙述特点上。现实主义文学对真实的追求让“逼真性”这一概念在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抱着事实能够通过各种官能的感受而最终被发现的信念，作家通过朴实的语言、完整而逻辑清晰的情节和细致的描写力求真实、客观地再现日常的现实生活。这个文字呈现的虚构世界中的人物遵循现世的经验法则，与现实世界最大限度地重叠制造了一种仿真的存在。现代主义文学分享着现实主义文学的目标——忠于现实，创造一种“现实的幻象”（Madox Ford，1913），但科学、心理学，还有哲学理论上的新推进改变了“真实”的内涵。现实主义将日常生活中不依赖人的力量而存在的外在物质性现实视为终极真理，而在现代主义文学中，真实只存在于人的心灵之中，是复数而开放的主观真实。现代主义文学中逻辑的断裂、理性的偏离、中心的遗失也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特点，但两者的根本差异在于前者哀悼于这样的断裂、偏离与遗失，将其视为一种存在危机，希望能通过文学的探索和追问找回连续、统一，更重要的是找回意义、找回真实、找回主体；但后者为零散、迷失而欢呼，没有所谓的意义、中心或真实——意义在不断的推迟中成为差异，单一的中心不复存在，真实只是虚幻。由此，文学也就不应再肩负所谓表征“真实”的责任，无论这个“真实”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真实。这样的三种对“真实”的不同理解、不同态度决定了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也影响文本中的叙述策略，更最终作用于读者头脑中的人物表征。 这一发生在读者头脑中的人物表征在《读心》一文中被聚焦到了读者对小说人物的“读心”上。读心是与不在场的虚构人物间的模拟互动中“读者大概了解小说人物心理状态认知过程的一部分”，而这一过程涉及的认知机制与日常生活中的认知机制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心智理论（the theory-of-mind theory）、模拟论（the simulation theory）和互动理论（the interaction theory）阐释的三种读心模式在作者看来“相互补充”，“各自描述了读心过程中的一个不同方面”。心智理论中人们基于常识心理学（folk psychology），通过观察身体语言和行为，对他人的心理状态做出推测。这里的读心是一个在他人的行为中识别出对于归因其心理状态重要的“信号”，并由此进行理论推导的过程。模拟论凸显想象力，人们通过受到的经验性刺激而激发的想象，内在地模拟他人的心理状态，以期达到与他人心灵的共振。互动理论认为社会认知发生在自主体（agent）身体性的交往互动中。尽管对身体性互动的强调与小说阅读过程中作为他人的角色人物的缺席间有显而易见的矛盾，但作者认为“和模拟论相结合，互动论可能会帮助我们理解读者如何在与小说中某个人物相认同后，在头脑中模拟了这一人物与其他人物间的互动”。 叙述学的概念术语被征引以对不同文学思潮背景下小说文本的叙述系统进行分析，但认知文学视域下的征引意味着叙述分析重心将从关注事件的再现迁移到叙述性经验（narrative experiences）的创造。借助叙述学概念，作者要揭示的不是小说中故事语法的构建，而是文本以何种叙述策略让读者参与到虚拟世界中，与并不在场甚至并不存在的自主体建立关联，在叙述符号中经验情感、信息的交流，并让这样的经验上升为理解、评价、判断。鉴于“影响读者对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文本读心反应的最重要因素是它们如何呈现小说人物和叙述者那虚拟的心灵”，作者将考察重点集中于两个方面，首先，叙述内容是否与心理状态有关，能否成为读者读心的资源；其次，文本提供的读心资源是否可信。基于以上的原则，作者借鉴柯恩的研究考虑到以下五种叙述策略：心理状态的直接叙述性呈现、心理状态的间接叙述性呈现、自我报告、通过艺术性关联呈现小说人物的心理经验，以及具身性心灵描述。其中心理状态的直接叙述性呈现和间接叙述性呈现又可根据“声音”的不同分为叙述者的心理叙述（psychonarration）、叙述者和小说人物的声音相混合的旁白（narrated monologue）、人物角色的引用独白（cited monologue）以及第一人称类比（first-person analogues）。 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读者所经历的不仅是小说人物的心灵，还有叙述者的心灵。读者对小说人物的读心所依据的文本线索无不通过叙事者心灵的中介方能得到，故而对叙述者的考察需要着眼于其叙述方式的权威性和可信度。作者将作为案例研究所选择的小说文本限定为异叙事（heterodiegetic narrative）文本，一方面，“采用一致性叙述者的异叙事中的主人公聚焦非常接近于主人公叙述（autodiegetic narratives）情况下的叙述者聚焦，这样异叙述和同叙述间的差别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另一方面，在异叙事中，读者能通过叙述者的心灵作为中介，进入不同人物的心灵；而且“这样的叙述者的权威性几乎不容置疑”。 有了文学理论思潮、认知叙述学，以及读心模式搭建的理论框架，小说人物这一概括性的统称的三个维度间隔离区分的状态得以打破。这样的理论通道使作者能够进入小说历时性发展的内部，细致分析内嵌于文本的心灵叙述策略，以及这样的策略如何影响读者头脑中对人物的心理表征。 2 基于个案深度分析的质性研究方法 《读心》选择了英国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的《破坏者》（1954）、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1925）以及萨尔曼·鲁西迪的《约里克》（1982）分别作为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代表，以“赫尔曼所说的'基于个案深度分析的质性方法’”对节选的文本展开细读。  《格雷厄姆·格林短篇小说全集》（2019） 现实主义作品《破坏者》力求真实客观地表现主题，遵循现世的经验法则创作人物。节选文本的符号建构中，叙述者如实地报告着可观察到的现实，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实主义小说就没有认知叙述策略。作者细致地剖析文本中如何通过各种叙述策略的交替出现呈现出人物的内心生活。首先，叙述者的“心理词汇相当丰富”，“正如柯恩所指出的，这就是典型的心理叙述（psychonarration）”。其次，他处处彰显其客观性，以强调叙述的真实客观，如与人物拉开距离，以外聚焦的方式叙述着当下观察到 的现实，甚至以不一致叙述者的语调“对人物抱持批评的态度”。然而，作者也看到了这个透明、自信而客观并理应无所不知的叙述者偶尔微弱的摇摆和犹豫，如叙述焦点的模糊不清和“聚焦者身份的模棱两可”，甚至在对 T 这一人物的行为动机上持保留意见，“这破坏了叙述者的权威，暗示他的知识或者他愿意分享的知识是有限的”。 正因为准现实状态人物的逼真，以及总体而言可靠的叙述者对当时当下可观察到的“真实”的细致聚焦，作者判断读者能够“通过人物的行为完成读心并预测他们的下一步行动”，但根据叙述者提供的可供读心线索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读心模式。尽管“叙述者揭露的心理体验越少，越接近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情况”，但现实主义小说中的情况却恰恰相反。这样的揭示意味着读者“再没有机会将心理状态归因于人物”，但作者指出“详细呈现人物心理经验的现实主义小说为读者提供了大量（虚构但可信）的材料来丰富他的常识心理学知识”，还“有利于锻炼读者的想象力——了解人物的心理状态，读者可以在自己的头脑中进行模拟，从而锻炼其想象力并扩大经验知识”。换而言之，心智理论模式和模拟论模式的读心认知发展都可以从中受益。当文本中叙述者聚焦和人物聚焦相重叠时，通过人物的观察带出的信息是人物心理状态的间接呈现，“这将激活一种模拟机制，比直接呈现更能吸引住读者”。不一致叙述者对人物所持的批判性态度则会抑制读者的“共情反应”（empathetic reaction），“读者的读心由清醒的推测和评判性态度主导”，而推测、判断正是心智理论模式所依赖的逻辑思维。 意识的内在运作是现代主义作家的共同话题，他 / 她们着迷于在嘈杂而凌乱的世界中孤立的个体所面临的内在困境、自我探索。他 / 她们笔下的人物迷失了方向，试图寻找自我的整体性本质，却只发现完全了解自己的不可能性。达洛维夫人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在平常的一天中经历了强烈的心理痛苦和挣扎。作者指出这些痛苦与挣扎在充满隐喻的诗意性语言中经由一个隐蔽的异叙述者之口被展现在读者的面前。这个叙述者不是一个无所不知的叙述者，但却可以“自由进入人物的思想”，从达洛维夫人的视角出发，通过心理叙述、引用独白和旁白交叉运用的间接叙述详尽地呈现着她的心理状态，不仅是有意识的心理，还有那些隐藏在碎片化的句式、模糊的隐喻性表达中的无意识心理世界；但叙述者和人物间这般的情感零距离也意味着叙述的主观和不可靠。 现代主义文学对个体心理的关注让读者仿佛住在人物的大脑中，能够细致入微地观察外部世界是如何在他 / 她们的感受、思考中塑造其心灵的。广泛而深入的呈现势必让读者失去很多读心的机会，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物心理状态如同透明的湖水般展现在读者面前，相反作者提醒我们，现代主义文学文本叙述中逻辑联系的断裂、社会语境的缺席，以及艺术性特质的凸显让这样的呈现又成为读心的障碍。现实主义文学中人的本质属性在于其拥有的理性，而现代主义文学试图揭露一个所谓理性世界在根源上的非理性，体现在文本的符号构建中即是逻辑建构和论证让位于不合逻辑。作者看到这样的不合逻辑会“让试图通过心智理论模式实践读心的读者感到沮丧”，毕竟现代主义文学深层次对非理性的信念与心智理论的理论预设背道而驰。根据心智理论，读者的读心是在常识心理学的基础之上的推测与判断，而常识心理学的理论前提是相信一个“理性”自我作为经验主体的存在。当这个理性主体的中心地位被现代主义文学拒绝，推测与判断也失去了依附。继而作者推断当读者无法从缺乏逻辑联系的叙述中读心时，会“试图收集关于社会状况的信息”，因为根据心智理论，人们可以从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中提取信息完成推测，却发现“达洛维夫人的心智基本都是自主而几乎不受社会环境影响的”。作者并没有进一步解释“自主”在此处的含义，但在认知心理学中，“自主心智”（autonomous mind）在触发性刺激之下自动出现，基本没有个体差异；而在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中的“自主”，表现在文本中则是人物视角中外界景象、声音与内在印象、感觉、情绪、思想多个层次的不断叠加堆砌出的多层次自我。这样的多层次也意味着同一性封闭解读的不可达成。 尽管列举了诸多现代主义小说对读者读心设置的障碍，作者并没有就此宣布读心模式在这一文学领域的无用武之地，相反，这些障碍被视为将读心能力推向更高层次的训练场。除去和现实主义文学中大量进行心理活动描写的小说相同，可以扩充读者的常识心理学以外，作者认为小说文本中对心灵的呈现能将读者导向更深层次的读心，以及对人类读心能力的反思。文本以艺术性语言带领读者进入人物的内心，共同体验人类在自我探索过程中面临的内在困境。换而言之，与其说人物的心灵被透明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更应该说读者看到的是“心灵的不可理解性（甚至对其所有者而言）、复杂性，以及它的主观性和不断变化的本质”。读者甚至跟随叙述者透过人物视角参与到人物“自我意识的心智化”（self-conscious mentalizing）过程当中。心智化是“个体或明晰或含蓄地将自身或他人的行为阐释为有意义的意向性心理状态的心理过程”（Bateman & Fonagy，2006：192）。作者相信现代主义小说读者的注意力将被这样的“心灵”吸引，意识到“读心不仅仅是对当前刺激的反应，而且是一直处于正在发生的活跃状态”；而其“基于他人行为推断其心理状态的读心传统模式将部分被从浅层心理状态推断深层、从当前推断随后心理状态的模式取代”。文本中的不可靠叙述者则能更进一步地激发读者的“原表征能力”（metarepresentational competence），“识别作为他人读心资源的信息并评估其价值”。 面对一个意义、中心、真实均被解构的世界，后现代作家的唯一对策就是在混乱中嬉戏、玩笑——摒弃关于深度的神话，以游戏的态度拥抱这平面的世界。这时，写作成为一种表演。在这个符号构成的舞台上，没有线性的事件发展，没有具有同一性的人物，没有确切清楚的意识，甚至没有可靠的语言，只有一场宣告叙事形式之解体的表演。《约里克》就是这样一场表演。莎士比亚原剧中的一个头骨成为鲁西迪笔下的叙述者，而作者指出这个叙述者的叙述意图只是操纵摆布和戏谑欺骗，而且他并不掩饰这样的意图，反而不断地提醒读者，让读者意识到他所叙述的一切不过是一个虚构。面对这样的文本，作者承认常规读心模式的失效。首先，元小说策略、互文性和讽刺、夸张的语言表达都在破坏人物的准现实性，而“文本与现实生活的背离程度越大，读心的效率就越低，因为正是在现实生活中读心进化成为一种促进社会交往的认知能力”。面对一个无序的游戏世界，所有的常识都失去了效力，更不用说基于常识的推导、猜测。其次，叙述者不仅暴露了自己叙述的不可靠，还时时揭露语言在表现所谓现实时的乏力，不断提醒着读者读心的局限性。  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 但作者也立即指出，后现代文学文本同时也创造了提升读心能力的机会。除了如同现代主义文本，这样的失效是丰富常识心理学、锻炼想象力，以及激活元表征能力的契机外，作者看到后现代文学文本还为读者提供了阅读小说过程中新的读心对象——叙述者和隐含作者。后现代文学文本中叙述者的叙述是不可靠的，不断地在隐含读者的期待和叙述间制造断裂，但这样的断裂正是文本叙述的真正意图，它们邀请读者参与到叙述中，一起游戏。作者称这样的叙述者是“读者导向的”（reader-directed），“仿佛叙述者在阅读读者的心灵”，甚至“叙述者会时不时用到复数的'我们’”，将读者和自己捆绑为一个共同体，制造“读者能直接了解叙述者的经验，并且反之亦然的幻觉”。这样的叙述者成为文本的主体，读者面对的是 “一个参与并在创造行为中展现的艺术家的心灵”。要真正理解叙述者的心灵，读者需要具备一定文学艺术的知识储备和意识。用作者的话来说，叙述者的心理状态是“文化促成的”（culture-mediated），读者需要理解反讽、读懂互文，更要看透那些自动反思（auto-reflection）。作者指出这样的文学分析制造了读心的障碍，但同时也不断凸显着叙述者、隐含作者的创作痕迹，提醒着读者故事中人物及其心理经验的建构性，进而“邀请读者重新思考现实生活中的心理状态或者事件多大程度上是建构，而非自然发生”；甚至“读者可能会因为感受到人们并不'读’心，而是发明关于这些心灵的故事，然后投射其上而倍觉震撼”。 3 基于读者读心视角的质疑与回归 基于“人物”的三重维度理论结构，《读心》一文通过对三篇小说节选所代表的三种不同类型的文学语境中读者读心经验的分析，提出了对传统文学流派区分的质疑，并呼吁了艺术家的回归。 首先，在讨论部分作者时总结道：“读心的操作模式中最显著的差异似乎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三种传统风格无关，而是与心理经验如何被呈现有关。”依据心智理论（TT）和模仿论（MT），心灵是不透明的，需要推测重建。尽管前者基于常识心理学这一机制进行理论构建，后者通过想象的感同身受来完成重构，两者所论述的读心活动都是在破解编码在现实的内在映射中的信息。换而言之，读者在阅读小说过程中读心反应的异同取决于小说文本叙述内容是否提供了解码需要的可靠信息。现实主义中的客观现实主义（objective-realism）小说提供了大量关于环境、背景、人物行动的细节，在这样的信息处理中发生的是理论论和模仿论定义的“标准性读心”——以身体为基础，在他人的行为中识别出对于归因其心理状态重要的“信号”；而“心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意识流小说两者形成了一类”，因为其中大量对人物心理状态的直接表述限制了阅读过程中读者可能的标准性读心，发生的是“非标准的读心”——“在更易接近的心理状态的基础上读出更深层的心理状态”。由此，作者提出：“文学读心的具体特点质疑了传统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对立的充分性”。 这样的结论是在以读者读心所需的解码信息为小说流派区分标准的前提下做出的，然而，对“心灵”的不同理解意味着对所需解码信息的不同要求，而这将形成对小说文本的不同分类标准。在心智理论和模仿论中的有效解码信息，在互动理论中是失效的。互动理论“否定了因心灵的不透明性其内容需要费力重建的观点”，而坚持认为心灵是处于社会语境中的主体间互动的结果，由此认为小说文本中“体现意义的社会互动在社会理解中才是至关重要，能给予读者最逼真的启示信息”。因此，当“互动”成为有效解码信息时，现实主义小说就不会再被区分为客观现实主义和心理现实主义，而被整体性地判断为“这些互动在现实主义小说中是最多和标准的，在现代主义中很少见”，在后现代主义中发生的则是邀请读者模拟与叙述者和隐含作者的非标准性互动。可见从互动理论出发，原有的小说分类在读者的读心反应上又具有了有效性，但作者却只是将这样的矛盾视为“三种读心理论在诠释文学语境中的读心经验和读者优势方面相互补充”，而忽视了这样的差别意味着前文所提出“质疑”的合理性。 其次，文章在总结部分呼唤了作者的回归——“对接受者而言，最重要的是读艺术家的心灵”。作者认为，是那些“以各种角色和叙事者为特色的表征性作品”让“读者偏离了方向”；而正是后现代艺术“纠正了这种情况，将接受者的注意力重新拉回到在文本中代表真实作者的隐含作者的身上”。然而，这岂不是和后现代艺术作为主体性终结宣言的最大拥趸的定位背道而驰？毕竟，在其身后的是将写作视为符号游戏的信念，它关注的是断裂、缝隙、空白、缺席和匮乏，而不是任何主体。 4 结语 丽莎·詹赛恩将文学阅读视为“重要的人类体验”，而认知心理学、神经科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为研究这样的体验提供了理论的可能性（Zunshine，2006）。文学思维与日常思维相交叠，从新的理论框架阐释文本构建的世界如何被读者感知，虚拟人物与读者间如何建立情感的连接，扩展文学研究的边界。《读心》一文正是这样的一次探索，利用读心理论更深入地探讨文学，探讨不同叙述风格如何影响了读者通过读心与小说人物、叙述者或者隐含作者建立关联，以及如何反哺人类读心能力的发展，为我们从跨学科视域切入文学文本细读做出了理论和实证的范例。 本专栏其他文章略览 01 作为修辞的叙事——詹姆斯·费伦《人物作为修辞资源》述评 | 田英杰（中国地质大学） 摘要：詹姆斯·费伦最新发表文章《人物作为修辞资源：小说与非小说中的模仿性、主题性和虚构性》。本文旨在探讨与这一最新研究成果相关的三个议题：（1）回顾与梳理费伦 MTS 模型的起源、建立和最新研究进展；（2）通过介绍修辞读者理论来更好地说明MTS 模型中三种成分的动态关系；（3）进一步强调在今后的修辞研究中，对 MTS 模型的探讨和运用应考察作品创作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  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2002） 02 古代叙事理论与认知研究的共鸣——“作者与人物 : 这一棘手关系的古代、叙事学和认知观点”评介 | 程 鹂（四川外国语大学） 摘要：叙事和认知是当前的热门领域。本文评介了德国海德堡大学乔纳斯·格雷斯林教授关于叙事和认知的一篇文章。他通过分析古代读者对作者、人物关系的理解，发现古希腊和古罗马批评家倾向于将人物话语直接归因于作者，这一点明显有别于现代结构主义叙事学的本体论。他接着研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先哲的理论文本，阐明了古代读者倾向于将直接引语视为作者对一个人物的模仿。这种理解与古代听觉接受的显著性存在密切关联，但与以叙述越界范畴为前提的现代叙事概念相冲突。古老的模仿模式与具身、能动的认知模型产生了共鸣：当想象和行动时，一些相同的大脑区域会被激活。这种共鸣也启发了对古代文学及批评的进一步研究。  《古典文献学》（Classical Philology） 专栏共3篇论文，完全版参阅《认知诗学》2022年第2期，文化艺术出版社2022年12月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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