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一部野蛮而邪恶的书

前几年，电视剧《大秦帝国第三部：崛起》热播，引起很多讨论。商鞅设计的秦国“崛起”模式，使得秦帝国在对各国的战争中，接连取胜。这种“崛起”模式是非常有效的方法，把秦国人民打造成一具扩张的机器、战争的机器。

早在《大秦帝国第一部：裂变》热播的时候，我们《休闲读品》曾发表过一篇文章《别了，商君！——读<商君书>札记》，对商鞅变法，以及商鞅的所实行的政策进行批判。下面截取该文章的部分，以飨读者朋友。

从现代文明的立场来看，商鞅设计的秦国“崛起”模式是野蛮的、邪恶的！它最根本的原则是否认别人有存在的权利、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只为实现君主灭亡它国、一统天下的欲望。让全体人民的利益变少，变得只从国君这一个渠道获得，人民只是耕、战的机器。

商鞅设计的秦国“崛起”模式，他已经把人的一切可能出现的软弱、同情都压榨到最小的程度，比如，他把全国人民编成三支军队：青壮年一军，妇女一军，老人一军，而且不让他们之间互相来往，因为青壮年看到老人、妇女受苦，会良心发现、意志动摇。

商鞅设计的秦国“崛起”模式，到底是什么模式来？

1、禁止百业，只让人们从事农业生产。商鞅说，工业这东西会让从业者凭自己的手艺挣钱，而且挣大钱，如果工业能挣钱，人们就都去搞工业，不去种地了。所以，工业要搞，但一定是国家控制的，只制造国家需要的东西，不按市场价格给钱，就没有自由交易的市场。商人如果能赚钱，也会让人们不安心于农业，而且商人可以和外国人交往，挟外国势力自重，所以也要禁止人民自由从事商业活动，一切商业活动均由国家控制，包括旅馆也只能由国家开办。

2.禁止其它一切学说，实行愚民政策。“《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商君书·第三篇·农战》）这些东西都会让人们心思活动，不安心于务农、打仗。所以，都要当作淫词浮说禁止之。目的是使人民变得“愚”“朴”。《商鞅书》的原话是“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商君书·第三篇·农战》）说白了，就是让人民得不到其它思想文化的资源，就变得愚昧，人民愚昧，国君就好驱使。

3.利出一门：即所有的好处都由国君控制。人民要想获得“利”与“名”，只能求之于国君一个渠道，实行彻底的国家主义政策。

4.重罚轻赏，商鞅认为要少赏重罚。少赏，等于把人民逼到更困苦境地之后，再少给点赏赐，人民就会感恩戴德；如果给的赏赐（好处）多了，人民会习以为常，缺少感恩戴德之心。一个人如果已经丰衣足食，你给他再多的新食新衣，他也不会感恩，如果你把他的衣食资源控制起来，让他吃不饱，穿不暖，那时哪怕只给一口粗粮，他也会感激涕零。

重罚就是犯小错也施重刑，鼓励互相揭发，且实行连坐惩罚。用恐怖主义的手段，摧毁一切敢于怀疑体制的念头。

5.对外扩张。用掠夺战争来提供源源不断的封赏之物，满足人民的“名”“利”需要。

    ……等等，多了，不一一列举。

然而这种模式尽然延续了2000多年，汉代刘邦废了些秦朝的苛法，但君主专制和重农主义的制度基础没有变，反而因为他的缓冲，让这种制度延续了两千多年。汉代以后的儒家是法家的“缓冲器”，他们把法家赤裸裸的恐怖主义控制技术用含糊不清的仁义道德言辞包装起来：外儒内法。

现代文明最基本的理念就是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价值，认为一切集体组织都不应以破坏、剥夺个体生命为目的，不论这个集体有何等重要且高尚的理由。

基于个体生命价值至上的原则，现代政治哲学最基本的理念就是国家的目的是实现个人的价值，而不是以个人为工具；就是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说的：人是目的，不是手段！

与现代文明理念相比，法家的理念是：君主的欲望是最大的目的，其他一切人（包括贵族、大臣以及普通平民），都是实现君主目的的工具。按现代文明理念来衡量：法家的思想是不人道的，是摧残人、迫害人的，是邪恶的！

现代文明不只是一种思想，也是一种实践，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思想，因而具有真理性。

荷兰、英国、法国、美国等现代国家都已经建立起保障公民权利的宪政体制，表明，人类可以建立不以恐怖手段压迫、不以欺诈手段胁迫的公共权力组织形式。而德国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失败，证明，在现代世界，商鞅主义、秦始皇主义再没有成功的机会。因为人类已经觉醒了，已经不再是那个需要君主奴役、欺诈才能建立正常秩序的旧人类了。通过理念的革命，人类已经实现了一次自我蜕变，已是全新的人类，在过去几千年可以大行其道的商鞅主义只适合旧人类的需要，不适合新人类的需要了。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