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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赐在封建社会作为一种政治行为，是皇帝统驭臣属的重要手段，赏赐的对象极其广泛，不仅包括那些有血缘亲属关系的皇亲国戚，还有那些做出重大贡献的文臣武将，甚至有些积极生产的平民百姓也能获得赏赐。 赏赐的内容更是包罗万象，包括赐金银钱币、物品、宅田以及赐名、赐家庙、赐谥号等。在众多的赏赐物品中有一类是章服，就是服装和装饰物，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清朝的黄马褂。  清朝之黄马褂黄马褂，顾名思义就是黄色的马褂。众所周知，马褂是满清女真族的传统服饰，它一般由“行袍”和“行褂”组成，行袍就是我们通常在电视剧中看到的长袍，右裾下短一尺；行褂就是穿在长袍的外面，长只到股，袖只到肘的短褂。衣短是为了骑马方便，袖短则是为了射箭方便，所以称之为“马褂”。 所以黄马褂的不同之处只在于黄色，黄色自古以来就象征着君权，在周代，黄色已经代表着天子，隋代以后，皇帝都要穿龙袍，黄色就成为了君王独有的颜色。因此黄马褂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皇帝亲临，想当年年羹尧被连贬18级，成了一介无官无品的杭州城守卫，但他身着黄马褂，依然能够用鼻孔看人。  黄马褂分为两种，一种是“职任马褂”，清朝皇帝出巡有许多“内大臣”和“御前侍卫”随从，这些人全部都要穿“行褂”，史料记载，这些人所穿的行褂全部用明黄的绸缎或纱制成，没有花纹和彩袖。他们所穿的这种“行褂”就被称作“职任马褂”，满洲话又叫“秃山褂子”。说得通俗点，这种黄马褂是天子近侍的通用服装，不需要皇帝批准，任职即可穿，比如《清会典事例·侍卫处·仪制》中记载：“后扈前引大臣一二等侍卫升级新补者，岁于十二月行文内务府，……支领黄马褂。”  另一种是“赏穿黄马褂”，与“职任马褂”不同，后者是由于职务关系而穿的，如果职任解除，不做御前侍卫或内大臣，黄马褂就不能再穿。而“赏穿黄马褂”则没有这方面的限制，它可以在一切庄重的场合穿。 “赏穿黄马褂”又分两种。一种是围猎时所赐，咸丰以前，清廷每年都要举行“木兰秋围”20天，这时在打猎时射得鹿的，或打猎期间进行射箭比赛夺魁的，一般都可得到御赐黄马褂。但是此种黄马褂只允许在行围或比武时穿，平时不能穿，违者一律以觊觎皇权罪论处。  还有一种才是真正的“赏穿黄马褂”。这种黄马褂主要用以奖赏有功的高级武将，有时也赐给统兵的文官。凡是得到的，任何时刻都可以穿。不过，这种黄马褂在道光以前很少见到，《东华录》记载，乾隆四十一年，所列赏功的方式还没有提到黄马褂。 在这种御赐黄马褂出现以前，清廷笼络武人的方式，不外“加巴图鲁勇号”、“赏戴花翎”、“赏赐世职”等。这些做法虽然使武者倍感荣耀，但相比御赐黄马褂，终少一份“顿成心腹”之感。因此这种黄马褂一出台，就被认为是无上荣耀之物。 而且这些赏穿黄马褂者还可以被载入史册。按清朝的规定，必要时，穿黄马褂的人可以见官大三级，文官看到要下轿、武官要下马。 乾隆时期的傅恒屡建奇功，可以说是历史上得黄马褂最多的人，有“得胜褂”之美名。  但要说清朝最出风头的黄马褂，当然要数李鸿章的那件了。 史料记载，1895年，李鸿章在日本进行谈判。他在返回驿馆时，被日本浪人小山丰太郎行刺，脸部中枪，血染黄马褂。 李鸿章在意识模糊中仍不忘叮嘱随员将换下来带血的黄马褂保存好，不要洗掉血迹。嘱咐后，他长叹一声：“此血可以报国矣。”  但是后来，由于天平天国运动，慈禧封赏有功之臣，基本都御赐黄马褂，所以到了慈禧掌权时黄马褂已经泛滥成灾，《清史列传》记载，镇压太平军起义的将领，几乎很少没得过黄马褂的，甚至很低官阶的人也能得到。 按照物以稀为贵的标准来看，清末的黄马褂已经不能代表显赫的身份以及荣耀的象征了。 明朝之飞鱼服一提到飞鱼服，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锦衣卫，其实并非只有锦衣卫才可身着飞鱼服。 飞鱼服是明代锦衣卫、大内太监常备服饰，也是明代赐服之一，只要蒙皇帝恩赐，文武百官，甚至平头百姓皆可穿着。 飞鱼服上有四爪飞鱼纹，飞鱼纹并不是会飞的鱼，而是一种龙首鱼身的动物，是皇帝幻想出来的生物，“飞鱼类蟒，亦有二角。所谓飞鱼纹，是作蟒形而加鱼鳍鱼尾，非真作飞鱼形。”  根据史书记载，朱元璋常常赏赐飞鱼服给一些武将，虽说作为赏赐的飞鱼服除了飞鱼之外，并没有特殊的制式，但仍然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耀。 所以，到了明中期，由于飞鱼服没有统一规制，也没有专门的制作机构，更没有识别系统来进行监管，所以许多有权有势的人开始私穿飞鱼服，甚至有人把飞鱼服制作的得像蟒袍，于是朝廷又严厉控制了百八年，至明末奢华之风又起，这时的大明已无力对民间的这种需求进行管制了，飞鱼服便又开始泛滥。 除了飞鱼服，明代还有几种更为珍贵的赐服： 第一种是蟒服，“蟒衣如像龙之服，与至尊所御袍相肖，但减一爪耳。”  在明代，并不是只有皇亲国戚、异性王爷可以穿戴蟒服，锦衣卫指挥使、皇帝赏识的重臣，甚至一些伺候在皇帝身边的宦官都有机会得到蟒服，当然能够有资格穿蟒服的人，必须是皇帝信重之人，并且还必须由皇帝亲赐。 比如洪武朝学士罗复仁就曾受赐蟒服，据史料记载，他应该是明代第一个获赐蟒服的人。另外如大家熟悉的刘健、李东阳、徐阶、张居正等著名阁臣，都曾获赐蟒服。此外，自永乐十五年起，开始赐藩属国或者北地民族首领蟒服，正统年间也曾有过类似的恩赐。不过这也并非常制，换句话说，不是所有的“外国元首”或部落渠酋都能获得这样的恩赐。  另外一种是更为少见的斗牛服。 斗牛服并不是服饰上绣上牛的图样，而是与皇帝常穿的龙衮服相似，“蟒首牛角”，斗牛服并不轻易授予，一般为立有特殊功劳之人，才得天子赐服，因此它也是除蟒服之外，又一高品阶的专属服装，朝中一品大臣才能穿着。《明史·舆服志三》记载，斗牛服与蟒服、飞鱼服，不在品官服制度之内，而是明朝内使监宦官、宰辅蒙恩特赏的赐服。  宋朝之金鱼袋隋唐以前，官服颜色并无定制，比如秦朝尚黑，所以官服一般都是黑色，而且朝堂上的装潢也都是以黑色作为主调，就连秦朝的军旗都是黑色的。汉初承接秦制，尚黑色，所以官服也是清一色的黑。之后出来了个五行理论，确定汉朝国德为火，尚赤，于是在老三国里，高级官员也就穿赤色的朝服了，但这并不是定制，很多时候，汉朝，尤其是东汉初到中期是按季节换朝服颜色的。 隋炀帝时，确定紫衣、绯衣、绿衣、青衣为官服，唐时成为定制。宋初因袭隋唐制度，规定官阶至四品穿紫服，至六品穿绯服。  宋朝皇帝赐服的对象，就是那些官品较低不能穿紫服、绯服的人员。朝廷特赐紫、绯服，并配以相应的金、银鱼袋，以示恩宠。 宋代赐服主要依据功劳和年龄。功劳很好理解，年龄却是宋朝独有，比如宋徽宗、高宗时都举行过对高寿之人进行赐穿绯服的活动。 宋代赏赐紫服、绯服，最初范围较小，主要是对个别大臣的赏赐，后来获得恩赏的队伍逐步扩大，以至于宋哲宗时期，上朝的官员“衣紫、朱者极多。” 除此之外，宋代还赏赐鱼袋、革带。 最初鱼袋只是出入宫禁的符契，唐玄宗时规定，穿紫服、绯服的官员必须佩戴鱼袋，于是鱼袋成为章服制度的一部分。宋朝鱼袋内已不放置鱼符，只是在袋上用金银装饰为鱼形，垂挂在公服后面，用来表示尊卑和高下。 鱼袋一般为金、银质地，但也有玉制的。金鱼袋紫色衣称为“金紫”，银鱼袋绯色衣称为“银绯”，玉鱼不常见，仅被赐予亲王一级。官员一旦受赐鱼袋，将会十分荣耀。比如苏东坡在定州路安抚使任上曾被赐以银色鱼袋，生性低调的他也常佩戴身边。 不过，宋朝对赐服制度监管也不太严格，很多官员出京外任或作使臣时，经常借用比原先高一等的章服，史称“借紫”、“借绯”，以示荣耀。 宋朝革带制度很详细具体，有玉带、金带、银带、犀带的等级区分，更下的等级还包括铜、铁、角、石、墨玉一类，上面按规定都刻有花饰图案。 宋代官阶三品以上才可佩玉带，佩戴在公服上必须经过特许。宋代玉带大多赏赐给皇族的亲王，以及功高之人。金带的品类很多，而银带因制作价格低廉，赏赐范围更加广泛。至于更加贵重的通天犀带，一般仅赐给真正的高官显贵。 唐朝之章服制度唐初制度尚不完备，车御服饰仍沿袭隋朝旧制，直到高祖武德四年颁布调整衣冠服饰之令文，这是自东汉明帝恢复“礼制”以来，所拟定的最系统的冠服制度，其中，五品以上佩鱼（龟）袋之紫绯常服为章服，是权利、地位的象征。因而赐服——由皇帝赐予官员的紫绯常服、玉金腰带、鱼（龟）袋等备受时人瞩目。 唐高宗时，由于服饰紊乱，百官士庶每每不依条令，因而曾二次重申：文武官员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带；四品服深绯，金带；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并银带；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浅青，并鍮石带。 而配鱼袋在隋朝时已经形成制度，比如开皇九年规定，京官五品以上配铜鱼符。唐朝则经历了较大变化：武德元年，改铜鱼符为银鱼符；永徽二年，将退休后交回鱼符改为“五品以上有薨亡者，其随身鱼袋，不须追收”；武后时期，将佩鱼范围扩大至地方诸州长官，又因为“武”姓与“玄武”相合，改佩鱼为佩龟，并初次规定按品级不同分别用金银铜饰龟袋，三品用金，四品用银，五品用铜；唐中宗时，恢复佩鱼袋，并正式将鱼袋与服色相连，“著紫者金装，著绯者银装。”；玄宗朝首次将时间范围扩大至终身佩鱼。 至此，“致仕者佩鱼终身，百官赏绯紫，必兼鱼袋。”章服制度正式确立。 但是，由于赐服没有严格的考核程序，完全由皇帝个人主观意志所决定，所以盛唐以降，赐服无度，人不以朱紫为贵，“每朝会，朱紫满廷而少衣绿者，品服大滥，人不以为贵。” 隋唐以前，并没有赐服这一说，只是在勋贵忠诚去世时，皇室给与相应的服饰赏赐，比如《汉书·霍光传》载：“光薨，上及皇太后亲临光丧。……赐金钱、缯絮、绣被百领，衣五十箧，璧珠玑玉衣。”，再如《后汉书·郑均传》记载：“以病乞骸骨，……告归，因称病笃，帝赐以衣冠。” 这时的赐服，生者是没有机会穿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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