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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条文章养成计划#在许多人的印象中，闭关锁国招致落后挨打、备受异族侵略欺凌的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腐朽、最丢人的朝代。但我们也应当注意到，清朝统治者在其全盛时期——康乾盛世，为中华民族作出了一个重大历史贡献。 康熙、雍正、乾隆是清代三个著名的皇帝，统治中国的时间共达130多年。在这期间，清朝统治阶级在继承、总结前代统治经验的基础上，奋发图强，励精图治，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这是清朝的全盛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屈指可数的黄金时代之，人称“康乾盛世”。 康乾盛世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实现了“大一统”。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大一统”思想三千年来浸润着我国人民的思想感情，成为我国民族间的凝聚力。 这种力量的源泉不是狭隘的民族观念，而是一种内容丰富，包括有政治、经济、文化各种要素在内的“实体”。而文化的要素有时更占有重要地位。 “华夏文明”照耀在天地间，使人们具有自豪感和自信心，因而是无比的精神力量。它要求人们统一于华夏，统一于“中国”。 自秦以来的两千多年中，我国既有统一也有分裂，甚至有时分裂时期达数百年之久。但分裂时期，统一思想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分裂时期的诸国不过是国中有国罢了。任何一族的当权者，都以一统为己任。因此统一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大一统思想是我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然而，在清代以前，不管是明、宋、唐、汉各朝代，都没有清朝那样统一。我们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是在康雍乾时期最终完成的，祖国的神圣版图是在康雍乾时期得到确立的。 从历史上看，中国历代王朝都苦于对北部边疆的治理。汉患匈奴，唐忧突厥，宋虑契丹，几乎无代无之。明代蒙古更成为明王朝的“边患”。 清王朝统一蒙古，是除元朝以外，唯一成功地把北方游牧民族置于中央政府管辖之下的王朝。 早在清军入关前，皇太极就统一漠南蒙古，使喀尔喀与清朝建立臣属关系，并与漠西厄鲁特和硕特部的固始汗建立了联系。 入关之后，清廷在蒙古地区继续推行盟旗制度和联姻政策，加强了清朝对北部边疆的封建统治。  平定三藩之后，康熙把注意力转移到北方。他放弃了前朝以长城设防的方针，用心于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管理。 为此，他沿袭了盟旗制度，采取了联姻、封爵、轮班等措施，以加强与蒙古贵族的关系，使他们拥戴清朝中央政府。 他尊重蒙古族信仰的喇嘛教，通过上层神职人员活佛喇嘛，以控制广大牧民。 康熙三十年（1691年），他率八旗劲旅，前往多伦诺尔与喀尔喀蒙古诸王举行会盟，妥善地解决了喀尔喀蒙古各部的长期纷争，改革了喀尔喀蒙古的行政制度，促进了喀尔喀重新统一。 对准噶尔部破坏国家统一的活动，康熙帝多次亲征，用后历经雍正、乾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努力，终于结束了北部边疆长期分裂割据战乱不已的局面。  清政府成功地解决了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民族关系中的大难题，使北部边疆的面貌根本改观，历代维修的万里长城失去了军事屏障的作用。 在东北边陲，康熙组织了两次收复祖国领土的雅克萨之战，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东段的边界，制止了沙俄对我国黑龙江流域的侵扰，使这一地区的和平得以维持一百多年。 清政府派将军分驻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管理军政与民政，实行军府制之下的旗、民分治。 盛京将军外，设副都统专治八旗旗人之事。盛京附近各地还设有府、州、县机构，管理汉民事务。 对索伦、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等族，则编牛录，使其录属八旗。  对极远地区未编旗的其他少数民族，则利用其原有的地域组织和氏族组织，设乡长、姓长、族长等加以统治。 在西藏地区，从顺治初年到康熙末年，清廷采取政教分离制度，以达赖喇嘛为宗教领袖，以和硕特蒙古顾实汗及其子孙为政治领袖。 从康熙六十年（1721年）起，清政府平定西藏贵族叛乱后，实行噶伦联合掌政制度。雍正五年（1727年）开始在拉萨设置驻藏大臣，加强了对西藏的管辖。 乾隆年间，粉碎珠尔墨特那木札勒叛乱后，清政府对西藏地方行政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建立噶厦，由达赖喇嘛管理西藏地方行政事务，从此确立了清朝在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 在击退廓尔喀入侵西藏以后，通过制定钦定西藏章程，突出了驻藏大臣的地位和职权，巩固了清朝对西藏地方的统治。  新疆地处我国西北，居欧亚大陆腹心，幅员广袤，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乾隆中叶，清政府完成对天山南北的统一，这不但最终结束了新班地区自元明以来绵延数百年的分裂状况，造就了“拓疆万里，中外一统”的空前盛况，也使得清中央政府对这一偏远广袤地区实行全面直接管辖成为可能。 清政府在借鉴吸取前代军政建置措施的基础上，在新疆建立起完整的军政合一的行政管理体制—军府制度。 军府制度在组织结构上，以伊犁将军等各级驻扎大臣为主干，下辖民政、军事两套系统；在管理职能上，兼顾军事、政治、经济、财政、外交各个方面。形成一套颇具特点的管理体制。  在西南边疆苗、彝、傣、壮等少数民族聚居区，从清初到康熙朝中叶，由于当地土司势力还较为强大，清政府承继明朝土司制度，对各少数民族上层主要采取抚绥和羁縻政策，争取得到各土司土官的支持，以瓦解那里的抗清力量。 然而，土司作为地方政权的代表，与中央政权体制不一，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政府的号令在西南边区的一些地方不得实施，封建国家的职能不能在边区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就严重削弱了封建国家的整体性。 正如时人所言：土司制度的存在，“名为羁縻”，实为“天地间之缺陷”。因此，在康熙中期全国形势基本稳定之后，清统治者对土司制度的基本态度发生了转变。 雍正帝在位期间，大规模地实行改土归流。运用政治手段辅之以武力废除土司制度，分别设立府、厅、州、县，委派流官进行统治，各项制度与措施大体上与内陆保持一致。  如设立保甲、编查户口、丈量土地、清理钱粮、建立学校、整治河道、修筑道路等等。 在推行改土归流时，妥善地处理被革职的土司，慎重地选派流官。 这是雍正帝的一项成功的改革。它打击了土司割据势力，减少了叛乱因素，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边毅的统治，一定程度废除土司、土官凌虐属民制度，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由于政体的统一，使得民族杂居地区减少了战争，社会秩序比较安定，为民族联系的加强提供了条件。 在东南沿海，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统一了台湾。此后，清政府在台湾设府、县，隶属福建省；在澎湖先设巡检，隶属台湾县，后改巡检为通判，升为澎湖厅；在海南岛设琼州府，下辖三州十县，隶属广东省，从行政建置方面加强了中央政府对东南海疆的管辖。  总之，康乾时期，清朝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出现了全国空前统一的新局面。当时清中央政府辖有：直隶、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广东、福建、江西、浙江、江苏、安徽、湖南、湖北十八省，东北地区的盛京、吉林、黑龙江，以及内蒙古、外蒙古、青海蒙古、唐努乌梁海、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 清朝疆域十分辽阔，西起巴尔喀什湖和葱岭，东至鄂霍次克海，南起南海的东沙、中沙、南沙、西沙诸群岛，北至漠北和外兴安岭。领土之广大，民族之众多，管辖之有效，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康乾时期，清朝完成了统一大业，奠定了中国的辽阔藕域，使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联系愈益紧密，对祖国的向心力大为增强，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世界大国的格局最终确立，从而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和现代，这是清朝对中华民族的重大历史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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