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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稀方 6月15日晚，杨义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 今年2月，我只身一人从北京前往珠海人民医院探望杨义先生。打听到杨义先生的房间号，我走到狭窄的走廊尽头，发现病房里躺着一位农村妇女。我很奇怪，折回头再次询问护士办公室，确认房间号不错，又折了回来。这才发现，这间小小的病房被分成里外两间，中间用一个帘子挡着，杨义先生蜷伏在里边床上，形容憔悴。床边空间很小，仅容一把折叠椅，后来得知师母在这把椅子上已经睡了半个多月…… 杨义先生那时候说话已经不清楚，但头脑还很清晰。出乎意料的是，他和我交谈的主题并非病情，仍然是学术，是他最近的课题、最近的书等。时近中午，他让师母带我去附近一家饭店吃越南菜，师母说这是他自己爱吃的一家馆子。 第二天上午查房，我见到了主治医生。我和医生谈了很久，了解到杨义先生的病是骨髓瘤，情况很不乐观。我向医生介绍杨义先生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希望能够改善他的病房条件。医生听得很认真，频频点头。据说之后杨义先生的住院环境有所改善。 晚上，医生下班之后，师母偷偷把他搬到轮椅上，裹上大衣，我推着轮椅，在医院左拐右绕，来到外面的一个小平台。师母掏出一根烟点燃，杨老师贪婪地抽了起来。平台下面一片夜色，我四顾茫然。 杨义先生在珠海没什么熟人，没人来看他，就靠师母一个人忙前忙后。杨义先生不愿意麻烦学生来看他，还批评师母，“就你喜欢热闹”。不久后，杨义先生的病情越来越重，不能说话了。他要笔，歪歪倒倒写了半天，拿来一看，是“租一辆车，我要回家……” 再去珠海，杨义先生已在重症监护室里。我戴上消毒帽，穿上防护衣进去。杨义先生躺在病床上，浑身插着呼吸机等管子。我坐在旁边和他说了半天话，他没什么反应。 开车返回广州的路上，我一路沉默，有关杨义先生的种种记忆，一一浮现。 印象中，第一次知道杨义先生的名字，是硕士期间读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感觉这本书很厚重，作者是能够成为大学者的人。真正见到杨义先生其人，是在1986年北京万寿寺的现代文学讲习班上。那是一个文学的时代，种种文学话题主导着文坛，知名学者拥有着今天电影明星般的魅力。在讲习班上，我第一次见到现代文学领域诸多风云人物，杨义先生就在其中。当时只是听他讲课，没敢向他请教问题。 等我考博，已经是多年之后。1995年，杨义先生首次招生，那一年他还不到50岁，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最年轻的博导之一。我大着胆子报考了杨义先生的博士生。这是一个改变我命运的录取，对此我终生铭记。 导师对于学生的影响之大，有时是难以想象的。大致说来，我有三个研究领域：香港文学、翻译文学和后殖民理论。在这三个领域中，前两个都是杨义先生给我规定的。在他看来，香港文学和翻译文学都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边缘，在此耕耘可以反省、补充现代文学。至于我的理论兴趣，杨义先生是任由我发展的。 杨义先生之用功，足以让年轻人惭愧。2008年，我们共同在荷兰莱顿大学访学一个月。莱顿大学汉学院藏书丰富，我和杨义先生一早起来去工作，我在楼上外文部，杨义先生在一楼高罗佩古籍馆。到中午吃完饭后，我就感觉大脑缺氧，一看杨义先生仍在孜孜不倦地看书，偶尔到露天中庭与学生们聊天，毫无倦意。 2007年起，我与杨义先生联合招生，一起带博士生，直到2010年他去澳门大学，我才开始“门户独立”。面对学生，我一贯要求原始文献的搜集，无论翻译研究还是香港研究，均是如此。杨义先生则在澳门大学又开始带学生，花开两枝。 杨义先生从鲁迅研究起步，奠定大名的是1986-1991年间出版的150万字的三卷本《中国现代小说史》。这套小说史的横空出世，震动了文坛。杨义先生为写此书阅读了两千多种小说，书中征引文献5092次，这是他十年苦读的结果，他一个人就提供了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庞大文献系统。在材料的组织上，处于新时期的杨义先生尝试从文化学和地理学角度来梳理现代文学流派，让人耳目一新。钱锺书先生称赞杨义先生：“积学深厚”“后起之秀，君最突出”。 杨义先生并没有满足于此，要真正思考中国小说，势必不能停留于现代小说，而必须追索到古代小说。1995年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是他研究古代小说的开始。这还不够，1998年，他又出版《楚辞诗学》，进一步延伸到古典诗学。他说：“如果只是把西方的小说观念加上一些中国现代小说的实例感受，就编排章节，凑合成书，到底于心不安。这就需要由现代文学进入古典文学的领域。”很明显，古代文学的研究促使杨义先生的文学观念发生了变化。中西兼治的成果，是1998年出版的《中国叙事学》，这是他前期治学的一个高峰。 如果说，现代—古代文学的研究，从纵向上生发了中西文化比较的视野；那么，汉族—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则在横向上扩展了杨义先生的中国文学研究的宽度。再往后，杨义先生离开了文学，进入中国文化中最难啃的骨头——诸子学。2011年，他一口气出版了四本书：《老子还原》《庄子还原》《墨子还原》《韩非子还原》，2015年出版的《论语还原》和2016年出版的《屈子楚辞还原》是他这一系列的压轴之作。在此，杨义先生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也达到了巅峰。 杨义先生完成了他学术生命的循环，而这种内容体量、出版数量和思想强度，都本非一人所能完成。为了中国文学及中国文化研究，杨义先生提前透支了生命。至此，他也算功德圆满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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