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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昕:杨义的学术道路

 顺其自然h 2023-07-23 发布于北京

图片杨义先生在哈佛图书馆

我作为编辑,杨义一直是我最重要的作者之一。在我认识杨义的30多年中,我对他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注,他也一直很支持我的工作。这些年来我与杨义合作,并帮助他出版著作,到目前为止已有十几本书了。
从杨义不同时期的学术著作中,我能够感受到他走过的学术道路,能够看到他的研究兴奋点的转移,甚至是学术方向的转移。他的学术之路是这样的:与大多数同时代的研究者一样,他在20世纪70年代起步,从鲁迅研究开始做起,一直到80年代,差不多花了10年时间来研究中国现代小说史;从90年代起,他的研究朝着更大领域扩展,围绕着小说学,开始涉足古典文学领域,并且出版了一些理论性的著作,如《中国叙事学》《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小说与文化》,后来接触诗学,又著有《李杜诗学》《楚辞诗学》;进入21世纪,他开始倡导大文学概念,写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在地理和民族的层面进一步将文学的概念拓展,此外,他还运用大文学的观点写出了《中国古典文学图志》;在最近七八年里,他又致力于诸子学研究,先是老子、庄子、墨子和韩非子这四家,后又写出了百万字的《论语还原》,硕果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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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

反思杨义走过的学术道路,我发现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他差不多每十年就要转移一次“战场”,不仅研究领域越来越宽,研究对象也越来越专。他是由文学而史学、由史学而经学,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呈现出一种追根溯源的思路。
第二,他的研究思路是溯流而上,而不是顺流而下的,想要做到这点,难度非常大。顺流而下者如王瑶先生,他的成名著作是《中古文学史》,后来转为研究现代文学方向。现代文学研究较为简单一些,不需要童子功,但古典文学是需要童子功的。曾有很多现代文学的研究者,觉得在这个领域受到了局限,想要拓展,于是向上追溯到1840年。然而,这些学者追溯到近代之后就感到力所不逮了,杨义却是一路穷追猛打,一直延伸到两千多年前的先秦诸子时期。这恐怕是在中国现代学术界仅有的一个特例。
第三,他在研究过程中打通了多个领域,首先打通了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然后又是叙事学和诗学。一般来说,研究者在叙事学和诗学之间只能选择一端,杨义能将两个领域打通,实属非常难得。他还打通了汉民族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此前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中很少有人涉足少数民族文学,而杨义作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兼少数民族文学所所长,他所倡导的大文学观念是包涵少数民族文学在内的,在他之前,很少有人明确提出过这样的概念。最后是对文学研究与诸子学、经学研究的打通,对于杨义个人来说,这是他研究领域的拓展,但对于中国学术界而言,这种打通无疑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杨义学术研究的开创性,可以用他的《中国叙事学》为例说明。这是前无古人的研究,它的意义可能比他的其他著作都要重大。作为一个出版人,我认为这样的书应该介绍到国外去,以便让西方研究者了解我们中国文学的叙事原理和方法。他的《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也是第一次从地理学和民族学的角度拓展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著作,同样具有开创意义。还有近几年出版的《论语还原》,这本书的特点正如作者所说,是从五个脉络入手,分别是家族脉络、地理脉络、诸子游历脉络、年代脉络和诸子的编辑学、版本学脉络。从这五个脉络入手,他阐释了以礼解经、以史解经、以生命解经的研究原则,以期完整准确地还原文本的生成过程、勾勒文本生成中的人物谱系和人物背后的历史,以及历史背后的精神内涵。对于先秦经典的还原工作,以一人之力便研究得如此系统、透彻、突破陈说、阐发新见,还采用了现代的研究手段,我认为这也是空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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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义:《论语还原》

杨义先生的研究涉及到这么多领域,并且在每个领域都有着重要著作,这一点是十分惊人的。我们常说,搞学问最忌四处刨坑,但杨义每刨一个坑就能打出一口深井来,实在让人叹服。虽然我已是他的老朋友,但我每一次读他的新书或参加他的研讨会时,都要对他刮目相看。他能取得这样的学术成就,除了他的理论功底、对文本的敏锐、善于思考和勇于创新外,我认为还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杨义读书多,功夫下得深。同代人中很少有人像他一样,读过这么多的书。我听他的学生讲,他们当年按老师的指导去文学研究所的资料室借书,发现很多民国原版小说几十年来只有一人借过,那人就是杨义。那是在20多年前,他在写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时候。我在编辑出版这本书时,就发现杨义与钱锺书先生有些相似,都是在图书馆借一架子一架子的书回家阅读。写出一本中国现代小说史,他读了两三亿字的材料,卡片都做了四五千张。正是这样的读书法,才有了他做学问时的厚积薄发。
第二,与老一代学者相比,杨义算是一个新时代的学者。当年文学界提倡新学科、新方法的时候,杨义跟上了潮流,他系统研究了西方的文学理论,所以,他的学术宝库中多了一些来自西方的利器。虽然他现在又回到先秦诸子,回到经学,多用传统的治学方法进行考释,但他的理论参照系要比老一代学者开阔得多。
第三,正如现任文学所所长陆建德所讲,杨义对学术的痴迷和专注,可以说没有人不佩服。我做了30多年编辑,接触的学者无数,但我从没见过比杨义更为痴迷于学术的人。人们常说,对于学者而言,学术是人生的一部分;但对于杨义而言,这句话要反过来说,生活只是他学术的一部分。他对学术完全是一种走火入魔的状态,是一种“彻底忘我的热情”。有这样的专注和痴迷,自然便有了他今日的成果。
最后,我还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杨义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还没有被人们充分地认识到。在同时代的学者中,杨义的成就超乎众人,他的很多独创性的研究成果是可以留给历史、留给后人的。我们常讲,学术要经过历史的证明,大浪淘沙后方得显现。也许到那时人们才会意识到,杨义是一个真正的文学文化研究大家。
本文刊载于《传记文学》2016年第2期
“中国思想肖像”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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