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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是我国古代一项很重要的活动，正如《左传·成公十三年》所言：“国之大事，唯祀与戎。” 在我国古代祭祀是有着严格的规章制度，从最初的周礼，到逐渐演化而来的五礼正是我国礼仪制度的重要部分。  五礼是五种重大的礼仪，包括了以祭祀之事为主的吉礼，以婚冠之事为主的嘉礼，以军旅之事为主的军礼，以宾客之事为主的宾礼和以丧葬之事为主的凶礼。 因有着这样系统且精准的五礼分类，所以祭祀之事主要是在吉礼中。 到了每次祭祀前，都需要进行周详的准备，从而保证在祭祀时万无一失。在前期的用乐准备中也是如此，表现为不同国家不同官员之间的准备。 «——【·祭祀天地用乐准备·】——» 在这一部分中，以元代脱脱等官员所修《辽史》《宋史》和《金史》为主要依据。 因其为官方所修的“正史”，因而较其它“杂史”而言更为可信，且在修撰上有着更多的人力、物力上的支持，资料来源也多是官方记录，保存较为完整。  所以在这一章中梳理的与祭祀天地相关的内容，以官方所修三部正史为主要依据，其它材料作为补充。 在元修三史中都有《礼志》部分来专门记载三个朝代的各种礼仪，其中《辽史》和《宋史》分为了五类，而《金史》未将其进行分类。 下面为三史中记载的祭祀天地相关的部分以及祭祀天地的用乐情况。 在《辽史》中按照“五仪”的分类，将其分为：吉仪、凶仪、宾仪、军仪和嘉仪五种。 以祭祀之事为主的“吉仪”，位于书中的第四十九卷《吉仪》中。在《辽史》中共记载了九个种类的“吉仪”。  分别为：祭山仪、瑟瑟仪、柴册仪、拜日仪、告庙仪、谒庙仪、孟东朔拜陵仪、爇节仪和岁除仪。 在《宋史》的记载中，按照“五礼”的分类方法分为了：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和凶礼五种。 “吉礼”在“五礼”中是以祭祀之事为主的，在《宋史》中共记载了四十二个种类的“吉礼”，分别为：南郊、北郊、祈谷、五方帝、感生帝、明堂、社稷、岳渎、籍田、先蚕、奏告、祈禜、朝日夕月、九宫贵神、高禖、大火、寿星灵星、风伯雨师、司寒、蜡、七祀、马祖、酺神、封禅、汾阴后土、朝谒太清宫、天书九鼎、文宣王庙、武成王庙、先代陵庙、诸神祠、宗庙、禘祫、时享、荐新、加上祖宗谥号、庙讳、后庙、景灵宫、神御殿、功臣配侑、群臣家庙。  在《金史》中，并没有像《宋史》、《辽史》一样，将“礼”按照“五礼”的分类进行划分，而是将其“吉礼”的部分，集中在《礼一》至《礼八》中。 在《金史·礼一》至《金史·礼八》中共记载了三十一个祭祀的种类。分别为：南北郊、方丘仪、朝日夕月仪、高禖、宗庙、禘祫、朝享、时享仪、奏告仪、皇帝恭谢仪、皇后恭谢仪、皇太子恭谢仪、荐新、功臣配享、陈设宝玉、杂仪、上尊谥、原庙、朝谒仪、朝拜仪、别庙、社稷、风雨雷师、岳镇海渎、宣圣庙、武成王庙、前代帝王、诸神杂祠、祈禜、拜天、本国拜仪。 辽代对于天地的祭祀很为看重，“辽代人视天、地有'灵’，能主宰人间万事，能'兆’示吉、凶。”  正因为辽代对于天、地祭祀的看重，所以对于天、地的祭祀也是经常举行的。在此可分为单独对天地的祭祀和在其它仪式中对天地的祭祀。 单独对于天地的祭祀：在辽代实际是有对于天地的祭祀，在太祖七年五月有用黑、白羊祭天地的记载。 辽代在祭天的仪式中实际是有拜天礼的，因金代的拜天礼就是根据辽代旧俗所设置的，以重五日、中元日和重九日分别于鞠场、内殿和都城外拜天。但在辽代中，并未有单独祭地的记载。 其它仪式中对于天地的祭祀：（1）祭山仪中有对于天地的祭祀，在木叶山上设置 天神和地祇的神位，在祭山仪中对天地进行祭祀。  （2）皇帝亲征仪：在辽代出兵前会进行祭祀，其中要先行告庙礼，立先帝、道路 和军旅神进行祭祀，还会用青牛、白马祭祀天地。班师，用所获的牡马、牛各一祭天地。《契丹国志》中也曾经说到：“将举兵，必杀灰牛、白马，祠天地日及木叶山神。” （3）在《契丹国志》中还记载，受册仪要燔柴告天，在辽太祖元年时就有燔柴告 天即位的记载，在这种仪式中汉人不得参与。 除此之外辽代还会在特殊的情况下进行对天地的祭祀，“如兴兵征伐、平定叛乱、登山游猎、获得'吉物’及遇到灾疫时，均要进行祭祀天地的活动。  宋代对于天地的祭祀是十分看重的，在祭祀时祭祀天神为昊天上帝，祭祀地神为皇地祇。在宋代一年四季中都有固定的时间来对天地进行祭祀，除去固定时间外，还有其它一些仪式和非祭祀类的仪式，比如告礼，其中需要告天地、宗庙、社稷等。 再加上祈禜和宋真宗时期的封禅礼、后土礼这两种对于天地特殊的祭祀。宋代对于天地的祭祀最主要的是行郊礼，在宋代的郊礼中可分为南郊礼和北郊礼。 在南郊礼中又可分为：南郊合祭昊天上帝和皇地祇，以及南郊单独祭祀昊天上帝。在北郊礼中为单独祭祀皇地祇。 在宋代的郊礼中，音乐是一直存在的，在特定的情况下可能会有一些删减，比如宋度宗时期，因先帝去世，在用乐方面记载到：“所有迎神、奠币、酌献、送神作乐外，其盥洗升降行步等乐，备而不作。”  另有一种情况是因天气情况而定，若在雨雪天气则祭祀日当天不设登歌乐。“凡郊坛，值雨雪，即斋宫门望祭殿望拜，祭日不设登歌，祀官以公服行事，中祀以上皆给明衣。” 宋代的北郊礼，宋初建坛方丘在宫城的北边，夏至日祭祀皇地祇，在立别坛孟冬祭祀神州地祇。在宋神宗之前，对于北郊的祭祀为望告，后定为“有司摄事如仪”。 到了宋神宗时期，众礼官多次议论是否单独行亲祀北郊的仪礼，于是元丰四年下诏：“亲祀北郊，并依南郊之仪，有故不行，即以上公摄事。” 后到元丰六年，太常寺拟好并献上亲祀仪，在仪式和用乐方面大体如南郊仪。除此之外还有祈谷、雩祀以及大享明堂，这三种对于天的祭祀。正如《宋史》中记载到：“宋之祀天者凡四：孟春祈谷，孟夏大雩，皆于圜丘或别立坛。 季秋大飨明堂。惟冬至之郊，则三岁一举，合祭天地焉。”在宋代每年的正月上旬辛日，会在南郊行祈谷仪祭祀昊天上帝，每年的孟夏在南郊圜丘行雩祀，每年的季秋会在明堂合祀天地，并以先王配享。  宋代的祈谷仪，据《宋史·吉礼三》中记载，宋太宗淳化、至道年间曾在正月亲行祈谷之祀，所用礼仪皆如圜丘之礼。 所以在宋代的时候，祈谷仪所用仪式和所用音乐也如南郊礼一般。在宋代前期是由皇帝亲祀上帝，在宋神宗熙宁年间改为有司摄事，这种有司摄事的情况一直持续到宋钦宗的靖康年间。 南渡后，直到宋高宗绍兴十四年才具备了祭祀时所用的乐舞等，在这时所用的仪式如同宋徽宗时期的政和仪。其所用音乐的程序与南郊仪中类似，用乐的内容中有所差别，体现在歌辞乐章有所不同。 宋代雩祀据《宋史》中记载宋太祖开宝年间，曾亲自行雩祀之礼。其礼仪同祈谷仪一样，所以雩祀其实也是依据南郊礼来行礼。  雩祀在宋代前期是由皇帝亲祀上帝，直到宋神宗熙宁年间至宋钦宗靖康年间，改为有司摄事。在用乐的程序上，雩祀和祈谷仪相同，皆同南郊礼。 在用乐内容上，雩祀和祈谷仪唯有太宗位奠玉币和酌献时所用音乐有所差别。 明堂为“布政之宫，朝诸侯之位，天子之路寝”，在宋代为大庆殿，前期虽有季秋大享明堂的仪礼，但皇帝都未曾亲祀，只是命有司摄事。 直到宋真宗时期才开始商议亲享明堂的礼仪，但因封禅和后土礼，没有实行。直到宋仁宗皇祐年间才开始真正行亲享明堂的祭祀仪式。  其所用礼仪和用乐的程序、内容大致南郊礼相同。如遇丧期，则“惟祀事用乐，卤簿、宫架、诸军音乐皆备而不作，警场止鸣金钲、鼓角而已”在其它的仪式中也会涉及到对于天地的祭祀，比如告礼。 告礼是指古代帝王、官吏出行时的祭告礼，也是指帝王的告庙礼。宋代凡是天子出行、行事等都要行告礼。比如天子去泰山封禅、汾阴祀后土、朝谒太清宫等要行告庙礼，在祭祀的礼仪中，比如郊祀、祈谷礼等也要行告礼，皇帝即位、改元等也要奏告天地。 对于告礼，《宋史·礼志五》中并没有详细记载用乐的情况，而是记载了所需的物品等。但在《宋史·乐志五》记载到：“且大飨之礼，祭天地也，圣主身亲行之，行礼作乐，似不可废。其他官分献与夫先期奏告例用乐者，权宜蠲寝，不亦可乎？” 由这句话的记载可知在宋代告礼也是有用乐的惯例的。并且在《宋史·礼志五》中也提到在行告礼的仪式过程中要“用祝币，行一献礼。” 在行献礼中，本就有用乐的情况，故宋代在行告礼时，虽是遣官行事，但也有用乐的情况。宋代在祈报中也有对于天地的祭告，《宋史》中记载：“历代皆有禬禜之事，宋因之，有祈、有报......其报如常祀......或分遣官告天地、太庙、社稷......” 比如宋哲宗元祐八年，因为八月连续的降雨，祈祷于天地、宗庙、社稷。宋代的祈报礼中，是有时用乐，有时又禁止音乐，如祈禜。 祈禜是古代一种祈求神灵消除灾祸的一种祭祀，祈求神灵的时候祭品用酒、肉干等，其报跟平常的祭祀一样，有时皇帝亲自向诸寺观祈祷，有时撤掉音乐，有时减少膳食。比如真宗咸平二年旱，朝廷颁布的《祈雨法》中就写到不得用音乐。 封禅礼，在宋真宗时期曾举行过一次泰山封禅礼，封禅礼是古代帝王在太平盛世或者天降祥瑞之时举行的祭祀天地的大型典礼，其中封为祭天，禅为祭地。 古人认为在群山之中，泰山为最高的山，被称作“天下第一山”，在泰山举行祭祀昊天上帝的仪式，才算受命于天。宋代仅有宋真宗时期举行过一次封禅礼，原因在于宋真宗时期获得“天书”，而之后便也再无帝王举行过封禅礼。 详定所在泰山封禅礼中定下“其圜台上设登歌、钟、磬个一虡......坛下宫架、二舞如封祀坛。”在用乐的程序上也有饮福、降神、送神等等。 后土礼，也是在宋真宗时期，在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前往汾阴处举行了后土礼，祭祀后土地祇，后土即是皇地祇，被奉为大地之母。 且宋代，也只有宋真宗时期举行过一次后土礼。在后土礼中“祀汾阴后土，请如封禅”，故在后土礼中依旧有相应的祭祀程序和用乐内容。 除去吉礼中的祭祀仪式外，其它四礼中也有与天地祭祀相关联的内容。比如嘉礼中的几个节日，《宋史》中记载：“政和三年十一月五日，以修祀事，天真示见，诏为天应节。 又以五月十二日祭方丘日为宁贶节。” “天应节”是宋代节庆之一，政和三年十一月五日，在圜丘祀昊天上帝，由于这一天是天神降临的日子，所以将这一天定为“天应节”。又把五月十二日祭方丘的日子，定成“宁贶节”。 《宋史·嘉礼四》中记载的“宴飨”和“游观”中也有祭祀的体现。“宴飨”中提到“宋制，尝以春秋之季仲及圣节、郊祀、籍田礼毕，巡幸还京，凡国有大庆皆大宴，遇大灾、大札则罢。” 可知在大的国家宴会中，会在郊祀、籍田之礼完成之后进行。而遇到灾难或是瘟疫，则不举行宴会。 比如建隆元年、淳化四年等，都是在南郊礼成后在大殿上实行“宴飨”。“游观”中提到“大祀礼成，则幸太一宫、集禧观、相国寺恭谢，或诣诸寺观焚香，或至近郊阅武、观稼，其事盖不一焉。” 因此在宋代皇帝游逛观览的时候，也同样有一种情况是在大祀礼成以后游观太一宫等。 《宋史·嘉礼六》中记载：“皇太子冠仪”“诸王纳妃”。“皇太子冠仪”中记载到，在举行这个仪式的前期要行“告礼”，奏告天地、宗庙、社稷等。 “诸王纳妃”中记载到，宋徽宗政和三年皇子纳妃要行“告礼”，前期太史局要择日奏告景灵宫。所以在宋代的时候，嘉礼中也体现了祭祀的内容。 «——【·总结·】——» 辽、宋、金时期是一个汉民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既有同时共处，又有相互交替的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 在本文中对辽、宋、金三代祭祀天地用乐的准备、用乐的程序以及用乐的内容这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比较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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