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蔷薇水是一种原产于大食（古代的阿拉伯帝国）的花露，由海商贩运至南亚和南海诸国，作为贵重香品而名满域外。明人慎懋官《华夷续考》载：“酴醾，海国所产为胜。出大西洋国者，花如中州之牡丹……夷女以泽体发，腻香经月不灭。”酴醾即白系蔷薇，蔷薇水被女性用来润泽体发，是上乘的美体香氛。关于这一用途，又见清人李调元所撰《南越笔记》：“占城（位于中南半岛东南部，中国古籍称其为象林邑）妇女以香蜡调之膏发。客至，则以发拂拭杯盘之属以为敬。”蔷薇水与当地人的关联并非仅停留在身体发肤，还融入了礼仪风俗。蔷薇水并非南海土产，却能对南海诸国产生重要影响，这便是原因之一。 蔷薇水经反复加工而成，香味浓烈且经久不散，常被作为高级香水使用。明人周嘉胄所撰《香乘》乃香学集大成之作，其中有载：“蔷薇露一名'大食水’，本土人每晓起，以爪甲于花上取灵一滴，置耳轮中，则口眼耳鼻皆有香气，终日不散。”芬芳馥郁的蔷薇水还是制香的绝佳辅助品。阿里·泰伯所著《智慧的乐园》是阿拉伯古代经典医学著作，其中就记载了用蔷薇水制香的过程：“取两份印度沉香木和两份檀香木，磨后用丝绸过滤……不停碾压至均匀。” 除了用作日常护理品，域外之人也常食用蔷薇水。南宋岳珂《桯史》中有驻于广东的外商以蔷薇水下饭的记载：“旦辄会食，不置匕箸，用金银为巨槽，合鲑炙、粱米为一，洒以蔷露，散以冰脑。”这些外商是南宋朝廷特许留在中国的“占城之贵人”，从事两国贸易，获利颇丰，生活挥金如土，所建屋室之宏丽奇伟甚至超过了赵宋皇室。占国（占城）豪商以蔷薇水为常食，可见蔷薇水在域外上流社会之普及。明人费信曾随郑和四下西洋，大量采录所到之处山川形胜、民俗土产而成《星槎盛览》一书，书中出现了榜葛剌国（孟加拉苏丹国）国王以蔷薇水宴飨中国来使的记载：“燔炙牛羊，禁不饮酒，恐乱其性，抑不遵礼，惟以蔷薇露和香蜜水饮之。”用蔷薇露和香蜜水勾兑饮品替代酒，大概是榜葛剌国人一种独特的养生之法。该法能出现在国宴上，想来蔷薇水在榜葛剌国颇登大雅之堂。 蔷薇水在域外还被赋予了宗教功能。南宋祝穆编撰《方舆胜览》载：“天方，古筠冲地，一名天堂国。内有礼佛寺，遍寺墙壁皆蔷薇露、龙涎香和水为之，馨香不绝。”天方，中国古籍中指麦加，亦泛指阿拉伯，此处当指麦加。宗教建筑中添加蔷薇水，说明阿拉伯人将其视作一种超越世俗、具有神圣性的物品。蔷薇水因而与宗教世界建立了联系。《明史·外国传》中不仅有与前文所陈史料相对应的记载，还另外记述了南亚祖法儿国一种独特风俗：“（该国）多建礼拜寺。遇礼拜日，市绝贸易，男女长幼皆沐浴更衣，以蔷薇露或沉香油拭面，焚沉、檀、俺八儿诸香，土垆入立其上以熏衣，然后往拜所，过街市，香经时不散。”祖法儿国人礼拜前以蔷薇水拭面，足见其意义之重。如此，蔷薇水在域外不仅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且蕴含着丰富的宗教文化内涵。 中国古代有关蔷薇水的记载，较早见于五代时期成书的小说集《云仙杂记》：“柳宗元得韩愈所寄诗，先以蔷薇露盥手，薰玉蕤香，后发读。曰'大雅之文，正当如是’。”蔷薇水入华当不晚于唐代，与中国的缘分很可能始于唐高宗永徽年间。永徽二年（651），阿拉伯第三任正统哈里发奥斯曼遣使至长安。此后阿拉伯使节陆续来华，商人更是络绎不绝。应该正是从此时起，蔷薇水开始通过邦国朝贡和民间贸易两条途径并行入华。 入华伊始，蔷薇水就受到了上流社会的青睐。扬之水《古器小识琉璃瓶与蔷薇水》综合传世文献与考古成果，指出蔷薇水可作供佛之用。实际上，蔷薇水在中国不仅有宗教用途，还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种独具中土特色的功用。如前揭文，《云仙杂记》记有柳宗元读诗前先以蔷薇水浣手的逸事。据此可知，至迟唐代，蔷薇水已在中国发挥清洁润肤之功用。文人雅士吟诗焚香时伴之以蔷薇水，不仅是为了洁肤，更是将其视作超脱俗世烟尘的雅物，希冀借此营造出清雅的生活情趣。蔷薇水虽被赋予了神圣的精神内涵，发挥的功用却与宗教功能不尽相同。若说域外是以蔷薇水侍奉神灵，中国古代文人则是用蔷薇水取悦自身。前者源自对宗教的虔诚敬畏，后者则体现了对生活仪式感的不懈追求。 这种追求延续至后世，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元人胡奎有吟：“一洗胸中万斛尘，挥毫濯以蔷薇水。”明人范景文诗云：“翻经手浣蔷薇露，礼佛心澄菡萏香。”清代有文人亦吟：“琴德愔愔指外音，一回领略一情深。昨宵采得蔷薇露，盥手开函取次吟。”以蔷薇水浣手，既体现了古人对读诗、习字、礼佛和抚琴等事的尊重，也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祈愿和向往。借用蔷薇水构建生活的仪式感，不仅体现了蔷薇水在古人心中的神圣地位，也反映出了古代中国独有的文化面向。 五代十国时期，域外诸国无法与中国保持稳定的朝贡关系，蔷薇水通过民间贸易入华的脚步却未停歇。《旧五代史·梁书·太祖纪》有载：“福州贡方物，献桐皮扇，广州贡犀玉，献舶上蔷薇水。”外商将蔷薇水贩入中国东南沿海港口，再由地方上贡给朝廷。五代笔记小说《清异录》记载了后唐皇室以沉香、蔷薇水、苏合油等多种贵重香品制成假山江池的奢靡行径，可见彼时蔷薇水大量进入中国，为后来的风靡奠定了基础。 由于陆上丝绸之路中断，宋代转而投身海上丝路，结果成就辉煌。西域、南亚和南海诸国的香料通过海上丝路大量运至中国东南沿海港口，再转运内陆。南宋赵汝括所著海外地理名著《诸蕃志》有“三佛齐”条，载：“蔷薇水、栀子花、腽肭脐……皆大食诸番所产，萃于本国，番商与贩。”三佛齐的蔷薇水来自“大食诸番”，即由阿拉伯商人贩运至此。“其国（三佛齐）在海中，扼诸番舟车往来之咽喉”。这便是蔷薇水等舶来品于三佛齐中转的原因。《诸蕃志》中“大食国”条正与之对应：“本国所产，多运载于三佛齐贸易，贾转贩至中国。”如此，蔷薇水自海上入华的路线一目了然。 蔷薇水又称“蔷薇露”“玫瑰水”“古剌水”，由擅长调香技术的阿拉伯人蒸馏当地蔷薇花所得 有宋一朝，文人墨客以追求雅致的生活情调为风尚。在此种社会氛围的浸润之下，香文化风行一时。社会上层大量用香，普通大众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宋人耐得翁《都城纪胜》有言：“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许戾家。”宋人崇香，激增的需求刺激各色香料通过民间贸易大量涌入中国，其中就包括蔷薇水。成书于南宋的《百宝总珍集》录有“泉客贩到蔷薇露，琉璃瓶贮喷鼻香。贵人多作刷头水，修合龙涎分外馨”之语。该条记载一方面印证了蔷薇水流通于民间的史实，另一方面说明该物的受众群体仍限于“贵人”。但与前代不同，此时蔷薇水在民间的影响显然更为深广。 关于宋时蔷薇水的市场流通状况，《陈氏香谱》载：“其水多伪，亲试之，当用琉璃瓶盛之，翻摇数四，其泡自上下者为真。”鉴伪方法盛行，说明宋代民间伪造蔷薇水恐已成风。严小青《中国古代的蒸馏提香技术》认为，至迟于宋代，中国已有用改造过的甑具蒸馏提香的方法。这意味着宋人具备了自主制作花露的能力。但即便掌握了提取蔷薇水的技术，仍不能造出与舶来蔷薇水相同的产品，因为制作原料极不易得。据《香乘》记述，正宗蔷薇水制作原料为“异域蔷薇”，与中国蔷薇不同。囿于经济实力，普通百姓只能退而求之，选择在中国相对廉价易得的替代花种。正如南宋蔡绦《铁围山丛谈》载：“五羊效外国造香，则不能得蔷薇，第取素馨、茉莉花为之。” 庙堂之上，名流对蔷薇水趋之若鹜。江湖之间，伪造蔷薇水已成风气。普通百姓对蔷薇水自有渴望与需求。可是贵重如蔷薇水，仍只有社会上层才能享用。普通大众对蔷薇水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和人文情怀充满向往，却又不具备相应的经济条件。于是，制伪的市场需求蔓延开来。制伪风潮的盛行，一方面体现了时人对蔷薇水的追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宋代市民阶层的兴起与香文化的下移。 蔷薇水在宋代不仅受众更多，用途也更广。《铁围山丛谈》又载：“大食国蔷薇水虽贮琉璃缶中，蜡密封其外，然香犹透彻闻数十步，洒著人衣袂，经十数日不歇也。”馨香扑鼻的蔷薇水，常被宋人用作香水，熏染衣物和身体。一如刘克庄吟：“旧恩恰似蔷薇水，滴到罗衣到死香。”郭祥正吟：“番禺二月尾，落花已无春；唯有蔷薇水，衣襟四时薰。”杨万里亦有诗为证：“夜输百斛蔷薇水，晓洗千层玉雪肌。”蔷薇水的香熏与净体功能在宋代展现得淋漓尽致。 也正是在宋代，蔷薇水在中国拥有了食用功能。与域外不同，宋人风雅，将蔷薇水掺入酒中，以求为酒水增添别样风味。宋元之际的周密作《武林旧事》追忆南宋临安往日繁华，对诸色名酒罗列详细：“蔷薇露、流香并御库……凤泉殿司、玉练槌祠祭、有美堂、中和堂、雪醅、真珠泉。”“蔷薇露酒”和“流香酒”均出自御库，为皇室专享。陆游《老学庵笔记》载：“寿皇时，禁中供御酒，名蔷薇露；赐大臣酒，谓之流香。”调酒之外，蔷薇水还是调香的上佳辅料。调合香时以花露浸渍香料，能产生更为清醇的芬芳。古籍中多有蔷薇水调配香饼、香佩等物的记载。《陈氏香谱》便录有“复古东阁云头香”“熏华香”“江南李主帐中香”“李王花浸沉”等多种含有蔷薇水的香方。不过，即便蔷薇水家喻户晓，真正能享用者依旧是极少数。元代是中国古代海陆贸易最为昌盛的时期。阻塞已久的陆上丝绸之路重新打通，泉州、广州等港口外商云集。陆路海路皆空前通畅，朝贡贸易与民间贸易走向繁荣，舶来香品大量涌入中国。汪大渊《岛夷志略》载：“龙涎屿、东西竺、须文答剌、南巫里、高郎步和古里佛等海外诸国均有蔷薇水。”成书于元成宗时期的《大德南海志》列舶来品71种，包括蔷薇水在内的香品竟占据半壁江山。 元代蔷薇水入华的渠道更为灵活，数量也更为巨大。在此背景下，元代文人吟咏蔷薇水一时成风。汤舜民、萨都剌、卞思义、张可久等人皆有诗句传世，其中颇具特色者当数吕诚所吟的那句：“不妨更渍蔷薇水，润我谈玄舌本干。”吕诚以蔷薇水浸渍樱桃，美味且高雅，进一步丰富了人们对蔷薇水食用价值的认知。 及至明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奢靡之风盛行，全社会对香料的需求激增。加之明朝放弃对西域的经营，大量蔷薇水漂洋过海抵达中国。明前期实行海禁，对私商出海严加管控，境外商品的输入尚以朝贡贸易为主。明初中国与东南亚的海上贸易多为输入香料，且数量巨大。朝贡次数增多，国库中香料过剩，皇帝便会赐予百官，这也成为明代香料由皇室下移至民间的一大渠道。《明史·外国传》有暹罗、满剌加、苏门答剌等国来朝时进贡蔷薇水的记录：“满剌加所贡物有玛瑙、珍珠、玳瑁……蔷薇露、苏合油、栀子花、乌爹泥、沉香、速香、金银香、阿魏之属。”明代后期随着海禁放开，香料贸易更是进入全新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明朝时出现了官方的蔷薇水制伪机构。清代袁枚《随园诗话》载：“古剌水余家藏颇多，亦不甚贵重……其水并非一色，有可饮者，有可浴者，且有真假之分。大约贡自西洋者为真，永乐朝命天主堂仿造者为假。”古剌水即香水，有学者认为具体即指蔷薇水。清人王士禛《池北偶谈》亦言：“有人自市中买得古剌水者，上镌'永乐十八年熬造古剌水一，净重八两，重三斤’，内府物也。”舶来的蔷薇水显然已无法满足明朝时的巨大市场需求。 明清时期，蔷薇水在继承前代功用的基础上，开始发挥医疗功效。明代朱国祯《涌幢小品》载：“蔷薇露出回回国，番名阿剌吉，此药可疗人心疾，不独调粉妇人容饰而已。”清人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指出，舶来蔷薇水能疗心疾、泽肌润体、去发脂腻、散胸膈郁气；土蔷薇花所蒸得的内陆蔷薇露，则专治温中达表、解散风邪。赵学敏还在“古剌水”条目下列出：其一可治热症，二能疗瞽疾，三有鸦片之用，四可作房中药。医者对蔷薇水的看法不尽相同，有人认为性寒凉，有人认为性大热。赵学敏指出，如此众说纷纭正说明蔷薇水本身的稀有与珍贵，以至“今是物世虽有之，但市充贡品，价值千金，不闻有服试者”。国人相当关注蔷薇水的药用价值，如《红楼梦》中食用玫瑰露以怡养身心的情节便反复出现。第三十四回，宝玉挨打后，袭人从王夫人处取回两瓶清露以祛宝玉“存在心里的热毒热血”，其中一瓶便是玫瑰露。第六十回，芳官从宝玉处得了玫瑰露，赠予厨房柳嫂子素有弱疾的女儿五儿补养身体，后又被柳嫂子转赠给自己病中的侄子。 《随园诗话》中，袁枚直言蔷薇水“不甚贵重”，自己“家藏甚多”。相较于前代，蔷薇水更为普及。但袁枚虽仕途坎坷，终究为一代名士，“不甚贵重”仍当细审。清人李渔《闲情偶寄》云：“富贵之家，则需花露。花露者，摘取花瓣入甑，酝酿而成者也。蔷薇最上，群花次之。”作为花露中的翘楚，蔷薇水乃富贵人家的必需品。但此时的蔷薇水也是寻常人家的奢侈品。或曰，蔷薇水具备了走进寻常百姓生活的可能。 蔷薇水其物虽小，入华历程却可视作中外物质文化交流的缩影。蔷薇水入华路径与用途的千年演变，见证了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发展、宗藩关系的演变、港口市镇的兴起乃至品香文化的传承。“薇心玉露练香泥，压尽人间花气”。后世永远记得，馥郁怡人、持久留香的蔷薇水曾乘风破浪来到中国，为这片古老的土地倾洒下了一抹异域的芬芳。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3年第7期」 「刘啸虎，湘潭大学碧泉书院·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朱笑萱，湘潭大学碧泉书院·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历史专业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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