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在早期中国城市发展和国土规划中，形成了“国”“野”的区域及划分，“国”是指早期的城和郭。 城郭之外为“郊”，《说文解字》云“距国百里为郊”，“郊”就是“国”与“野”的中间或交汇地带，“郊”外为“野”。“国”“野”是地域范围的划分，是早期国家为了统治的需求而划分的区域。  一、早期中国的都邑营建与文学书写早期经典文本中的“体国”，描述了都邑的营建过程、都邑体制和建筑形制等，初步总结了都邑的营国思想。早期经典文本中的“经野”，既有现实政治地理的描述，也有想象地理和国土规划的设想。 而先秦时期形成的“国”“野”观念、国野制度、营国思想、政区设想、国土空间秩序等，都在秦汉国家都城体制和行政区划设计中得到了承传。  早期中国文学中的“体国”“经野”主题、书写方式、文学风尚等也在秦汉文学中得以延续。故本章分别从早期中国的都邑营建及文学书写、国土秩序及文学描写、秦和西汉初年的国家建构及文学观念对“体国经野”的接受三个方面，探析早期中国的“体国”“经野”及其文学风范。 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城市文学的孕育期，早期经典文本记录了聚落或都邑的选址、规划和营建，描写了城市、建筑、宫室、苑囿的具体形貌，总结了都邑营建的理念，是早期人们对城市空间的文学书写、艺术关照和人文思考。  史前聚落遗址已有很多的功能分区，随着聚落规模的扩大和城壕的出现，原始聚落逐渐具备了早期城邑的一些特征。 二里头遗址被认为是夏朝的城市遗址，其中心区由宫殿区、作坊区、祭祀区以及若干贵族聚居区组成，中心区外还分布着其他的聚落，已经有了“内城外郭”的雏形。  早期聚落和夏都邑为殷周都邑的规划营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可见，商代都城尤其是盘庚迁殷后所建都邑已经极具规模，所谓“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言王都宏伟壮丽，可为天下的准则，亦言“商邑之礼俗翼翼然可则效，乃四方之中正也”。 而秦人都邑中出现宗庙、朝寝等王城标志性建筑群则是在公亶父迁岐之后，且其营建理念明显受到殷商都邑的影响。 在公刘以后经过八世或十世，公亶父当政，相当于殷商晚期。关于公亶父迁都的原因，《后汉书·西羌传》云：“及殷室中衰，诸夷皆叛。……及武乙暴虐，犬戎寇边，周古公踰梁山而避于岐下。”  为了躲避犬戎等部族的侵扰，周人将都城从豳迁至周原（岐）。周原的中心区域靠近岐山的南麓，在今扶风县西北的黄堆和岐山县东北的京当二乡之间。 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周原的考古挖掘中已经发现了骨器作坊、宫殿基址、甲骨文字等。《诗经·大雅·绵》描写了公亶父率领周人由豳迁岐，在岐地营建都邑的过程。且诗中描写可与考古遗址相印证。 从《绵》的记载来看，公亶父时期的都邑建设要比公刘时期进步很多。在国都中建立宗庙和社稷，王宫有皋门、应门之制。官府也有了相应的建制，如司空、司徒的设置。  在各种建筑设施中，宗庙的优先建设和重要性的提升，宫室制度的初步确立和社坛的建立，标志着周民族都邑体制的初步确立。 可见，从早期聚落的简单功能分区到殷周都邑的选址、规划、营建，从早期聚落注重生产生活、基于实用的房屋建造到殷周都邑中的礼制建筑、“辨方正位”“居中”观念等，呈现了早期都邑营国思想的逐步丰富。 《诗经》对殷周民族都邑营建的描写，不仅描述了都邑的建设过程，还颂美了先祖的创业与功绩，都邑成为一个具有深刻人文内涵的神圣空间。  洛邑的营建，在选址中强调因地制宜和居于天下中心，在城制方面合理规划城郭、实行国野制、大造礼制建筑等，可以说是早期都邑营国理念的集中呈现。 洛邑的营建及其体现的营国思想正是《周礼》所谓的“体国”。诸侯王城的建设，既借鉴了丰镐、成周的营国理念，又呈现出不同于天子之都的新的特点。 现以齐、楚、吴、越诸侯国的都城及文学描述为例，来探究春秋战国时期的“体国”。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北）的营建在很多方面体现了《管子》的营国思想。 《管子》中的部分营国思想也可视为临淄城建设经验的总结。现结合临淄城的古籍记载和考古挖掘，揭示临淄城的建设与《管子》营国思想的关系。  一是选址营建“因天材，就地利”。临淄城所处的地势南面、东面高，而北面、西面低，并不是平整的平原。整个都城由西南的小“城”与东北的大“郭”连结而成（据考古挖掘，大郭建设于西周时期，而小城增建于战国时期）。 东面和西面的城垣呈曲折状，是因为城郭的东部和西部有淄水、西水流经，城垣依河流、地势而建。 可见都城的规划和布局遵循了因地制宜的原则，可与《管子》中的择都观相印证。临淄城西南的小城为王城，主要承担着政治功能。 小城北部偏西处有“桓公台”及很多夯土基址，当为宫殿区。而大郭在小城的东北部，是重要的经济功能区，考古挖掘中发现了大量的手工业作坊、冶铁作坊、墓葬群等，是市场、居住区、手工业作坊区和墓地区。  二、早期中国的国土秩序与文学书写据钱公麟文献考证及考古挖掘证实，春秋晚期吴王阖闾和夫差所居都城“吴大城”并不是“姑苏古城”，而是位于苏州市西南木渎地区的“灵岩古城”（或称“木渎古城”）。 据《吴越春秋》载，伍子胥认为成就霸业、国泰民安的首要任务是筑造城郭、设立守备，使物资充裕。 其建造城郭，“……相土尝水，象天法地，造筑大城，周回四十七里。陆门八，以象天之八风。水门八，以法地之八聪。筑小城，周十里，陵门三。” 也采用小“城”大“郭”的城制，不仅因地制宜，还模拟天地，“立阊门者，以象天门，通阊阖风也。立蛇门者，以象地户也”。  从考古挖掘看，灵岩古城的小城位于大城的北部，郭城位于小城和大城的左面，“西城东郭”的布局与中原诸侯王城的布局一致，以西为尊。 从都城整体布局而言，整个都城左右平衡、小城位于都城的核心位置、小城中的宫城居于高地、周围山系环绕，呈现了阴阳平衡、天人合一、王者至尊的营国思想。 宫城的规划布局模拟天象，并用城郭布局上的变化来表示尊卑之别。当城修建完成之后，范蠡对勾践说：“臣乃承天门制城，合气于后土，岳象已设，昆仑故出，越之霸也。”都城取法天象、合乎地利、蕴含神灵，是越国霸业的象征。  从早期原始聚落到城邑的出现，从殷商古城到春秋战国的王城，城市选址、规划、布局、体制、分区等不断完善，且形成了因势利导、择中建都、象天法地等营国理念。 早期经典如《诗经》《楚辞》、诸子散文、历史散文等都对都邑规划、都邑营建、宫殿建筑、城市生活、城市功能分区等进行了文学描写，形成了早期中国文学书写的“体国”主题、模式和内容等。 “野”是指城郭之外的广大区域，是早期国家所能认知和管控的疆域，“经野”可以理解为早期国家的行政区划和国土空间秩序。 早期经典文本对“野”及其规划的描述，既有现实政治地理的反映，也有疆域区划的设想，形成了中国古代地理的基本观念和国土空间秩序的规划。人们还在远游的文学描写中，呈现了现实和想象空间中的地理文化景观。 故本章从商周的政治地理结构、早期中国的国土空间秩序设想和行旅中的地理景观呈现三个方面，对早期中国的国土秩序及其文学书写予以分析。 随着“国”“野”的划分和古人空间活动范围的扩大，人们逐渐对“野”的地理空间有了相关的认知。 至西周分封制的推行和国野制的形成，早期国家对“野”实现了规划和管理。同时，早期经典文本如《诗经》《尚书》《左传》《楚辞》《国语》等也对早期国家的现实政治地理进行了描写。 由于文献的限制，关于夏商时期是否出现“国”“野”之分，目前未有确论。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殷商时期，已经有了“国”“野”之别，但是对“野”实行怎样的规划管理则不得而知。 从早期城市发展的过程来看，“国”“野”的划分并不是在周代突然出现和形成的，夏商城邑的发展是周代“国”“野”体制形成的重要基础。 《管子》中描述的国土空间等级秩序可视为一种设想。而《战国策》所载的游士说辞，在东、南、西、北的空间方位中描述了各诸侯国的辖域“四至”和地理形势，如描述齐国疆域：“齐南有太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齐地方二千里”。 韩国的疆域：“韩北有巩、洛、成皋之固，西有宜阳、常阪之塞，东有宛、穰、洧水，南有陉山，地方千里”。 楚国的疆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之塞、郇阳，地方五千里”。 这种书写方式对汉赋的地理铺陈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清人章学诚认为“是则赋家者流，纵横之派别，而兼诸子之余风，此其所以异与后世辞章之士也。” 虽然将赋之生成系于纵横家之流多有偏颇，但是指出赋与纵横家文的关系很有见地。汉赋的都城地理形势和疆域描写也在空间方位中予以描述，显然受此影响。 尾声在早期国家的国土规划中还有很多的设想，如九州、四海、畿服制等，形成了早期中国的地理观念和行政区划设想。 这些地理观念和区划设想，通过经典文本的叙述和文学书写，使其成为一种普遍的地理共识，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的地理观念和文学书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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