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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春秋战国时期的都城发展
摘要：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都城的一个飞跃发展时期。数量上数十或数百个诸侯封国都城同时并存；规模上突破了礼制等级制度的制约；形态上棋盘式布局格局和城廓制度初步形成；地域上遍及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呈现出由中原向南、北、西散射状发展态势，初步确立了中华大三角的都城分布格局，从而奠定了以后中国2000多年都城发展的基本格局。
关键词：都城发展
春秋战国
诸侯
中图分类号：K92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反映在都城发展上就是各国都城的大迁徙、大变动和大发展。这一时期的都城在数量、规模和形态以及筑城技术上都得到一个长足发展，并进入到中国都城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数量上数十或数百个诸侯封国都城同时并存；规模上突破了礼制等级制度的制约；形态上棋盘式布局格局和城廓制度初步形成；筑城技术上日臻完备；地域上遍及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呈现出由中原向南、北、西散射状发展态势，初步确立了中华大三角的都城分布格局，从而奠定了以后中国2000多年都城发展的基本格局。本文拟就春秋战国时期的都城发展状况及特点作一探讨。
一、各国都城迁往徙来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都城迁往徙来,变动不居，数量上急遽增多，分布范围上空前广阔。在诸侯大国中，除鲁国没有迁都的记录外，其他国家都有迁都之举。齐初都营丘，继都薄姑，再都临淄；卫初都朝歌，一迁楚丘，二迁帝丘；郑初都咸林，迁于新郑；晋初都平阳，迁于新田；魏都安邑，迁于大梁；韩初都平阳，迁于宜阳，再徙阳翟，后徙新郑；赵初都晋阳，迁于中牟，再徙邯郸；燕初都燕城，一徙临易，再徙蓟城，又作都于武阳；楚国初都丹阳，继都郢城，再都鄢城，后又徙都陈、钜、寿春等地；吴初都梅里，再都吴城；越初都嶕岘，继都山阴，再都琅琊，又迁吴城；秦国都城更是频繁迁徙，共八迁而九都，先后以西垂(西犬丘)、秦、汧、汧渭之会、平阳、雍、泾阳、栎阳、咸阳等地为都。[1]
就各国迁都的原因而言，或追求良好的生存环境，或寻求广阔的发展空间，或为形势所迫，或为强国胁迫，情况不尽相同。晋国迁都新田,是因为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浍以流其恶,且民从教,十世之利也。”[2]
其迁都目的在于寻求良好的地理与人文条件，将都城放在一个更加有利的地理位置上。这也是多数国家迁都首先要考虑的因素。由各国迁建新都的地理环境可知，它们多位于大山之下、广川之上、江河之滨，不在两水之间，既在两水交汇之地。齐临淄东临淄水，西依系水；晋新田位于汾、浍两水交汇处；郑新郑处在洧水、黄河之间；楚郢城在洙河、新桥河、龙桥河三水交汇之地；秦都雍更居于“四山之中，五水之汇”。都城临河而建，既可解决水源问题，又多一道天然屏障，更重要的是这里多为冲积平原，土壤肥沃，可容纳较多的农业人口，能为都城提供更多的物力和人力支持。这种迁都能使国家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恰如《管子·乘马》所说:“凡立国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3]
迁都的过程是尝试寻找最佳立足点的过程，许多著名都城都是通过一迁或数迁其都而确立的，如齐之临淄，晋之新田，赵之邯郸，楚之郢城，秦之咸阳，吴之吴城等皆为择优的结果。一地被选做都城，必有其地理的和人文的优势，而且各国选地建都也必然慎重选址，周密规划，许多诸侯国都城历经两千多年沧桑风雨依然屹立，继续发挥着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职能，可谓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奇迹，其中必然包含着古都选址与建设的合理性。
处于盛势的诸侯，其迁都目的在于寻求广阔的发展空间，着眼于势力的发展和领土的扩张。秦人由陇山以西，逐步沿渭河而下，最后建都咸阳，其着眼点就在于向东方发展，控制肥沃的关中平原，以便争雄天下。魏国迁都大梁，一方面是想避开秦国的武力威胁，另一方面又希望控制中原，在东方发展势力，着眼点在于拓展东方发展空间。齐都临淄，因为这里是一片滨海大平原上，土壤肥沃，桑麻遍野，宜于农耕，兼有渔盐之利，着眼点在于控制财富之区。楚以郢为都，是因为郢处长江中游，濒云梦泽畔，依江汉平原，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物产丰盈，水陆畅达。越国迁都琅琊，着眼于争霸中原。这种迁都能够使国家重心放在更加有利的位置上。
处于衰势的诸侯，其迁都目的在于避敌锋芒，寻求有限的生存空间。楚迁于鄢，徙于陈，奔于寿春皆是衰势中的退却。卫文公一徙楚丘，再徙帝丘，靠齐国帮助才勉强活命。大国尚如此，小国在夹缝中求生存更是艰难，迁都成为他们求生存的唯一途径。蔡、邾、许、向、邢、纪诸小国为活命都曾数迁其都，这种迁都是一种无奈选择，多数情况下为大国所胁迫，其消极退让的结果，“未有不亡虽不即亡未有能复振者也。”
就迁都的影响而言，无论是盛势而迁，还是衰势而徙，都会影响一国的命运。不仅如此，它在客观上还直接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融合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因为都城的迁移必然带动人口的大流动和文化的大交流，而人口大流动和文化大交流的结果必然是各民族间心理与空间距离的缩短和文化认同感的增强。伴随都城的转移，许多封国或部族常举族或举国而迁，从一地到另一地，一迁而再迁，最后不知所终，其民族或国家也消失于史乘之中。数百个诸侯国或部族就是在这种不断迁徙中被大国兼并或融入进华夏族的。如居住在中原一带的少数部族在迁徙和交往中逐渐缩小了与华夏族在文化礼俗方面的差别，至春秋中期以后便先后融入华夏族之中。华夏族就是经过不断吸收各少数民族成员而逐渐形成的，华夏族混有各族的血缘，其文化也包含了各族所创造的积极成分。[4]
经过长期的战争兼并和文化经济交往,中原四周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与华夏族融合,形成“五方之民共构天下”的局面,在此基础上汉民族共同体逐步形成。秦王朝的建立标志着统一的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的真正建立。
二、中国城市发展进入到第一个高峰期
春秋战国时期的都城建设将中国城市发展推向一个高峰，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意义。这一时期的都城在数量上空前增多，规模上急遽扩大，筑城技术上日臻完备。许多都城都发展成为一国地域内的一级城市，并与其它城邑一起构成一国地域内的城市发展体系，由众多诸侯国城市发展体系一起，构成华夏族国家城市发展体系，由此将中国城市发展推向一个高峰。都城不仅是一国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而且也由于工商业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和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而兼具了经济中心的职能，进而成为区域性或全国性的经济中心。不少都城如临淄、曲阜、新郑、咸阳的宫殿区或其附近分布着若干手工业作坊，在郭城内分布着门类齐全的各种手工业作坊，这说明当时的官营与私营手工业已相当发达。战国时各国都城内都设有若干市场，亦说明商业的发达，工商业的发达必然带来城市经济的繁荣。[5]
位于“天下之中”的周之王城洛邑因其通畅四达的交通条件而成为“东贾齐鲁，南贾梁楚”，“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的商业都会。赵国都城邯郸
“北通燕、涿，南有郑、卫，亦漳、河之间一都会也。”为华北平原上一商贾云集之地。燕之蓟城“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亦渤海、碣石（今河北昌黎）之间的重要都会；齐国都城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6]《史记·苏秦列传》中描写临淄的繁荣景象是：“临淄之中七万户，……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7]
像“魏之大梁,秦之咸阳,楚之郢,皆出入大贾小贾之地”。其他著名工商业城市如陶、下都、濮阳、郑、荥阳、睢阳、彭城、陈、寿春、蓟、温、轵、阳翟、宛、郢、雍、栎阳、姑苏、成都等亦为“富冠海内”的天下名都，[8]
可这说明城市经济和城市生活已经达到非常繁荣和集中的程度，城市的性质和类型开始发生变化，城市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故有论者断言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
三、确立并完善了城郭制度
春秋战国时期的都城发展在形态以长方形或方形为主，布局上以内城外郭或小城连着大郭为主，规划上突出宫城的主体地位，宫殿建筑高台化，初步形成以宫殿建筑为主体，以中轴对称布局为手法，以城垣为屏蔽的宫城建筑格局。都城形态多为长方形或方形，一般较为规整，方位意识明确，这已为考古资料所证实。但“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类”，受地形条件的制约，有不少都城城址呈不规则形状，反映出都城规划的务实精神。在城郭布局上，以内城外郭或小城连着大郭最为普遍。李自智先生将其城郭形态归纳为五类：一是宫城位于郭城之中,形成环套格局。鲁曲阜、魏安邑和楚郢城等皆属此类；二是宫城与郭城分为毗连的两部分，齐临淄、郑韩故城、燕下都和中山灵寿等属于此类；三是宫城与郭城分为相依的两部分，属此类者有赵邯郸,宫城相依于郭城,互不相连；四是有宫城而无郭城，属此类者为晋新田，其宫城由三个小城呈“品”字形相连排列组成；五是无单一的宫城,而是分为若干自成一体的宫殿区，属此类者为秦都雍城。[9] 徐苹芳先生将这一时期的城郭布局概括为“两城制”。[10]
说明这一时期的城郭布局具有较大的灵活性，许多都城的城郭布局是随着城市的迅速发展，在老城区之外扩建新城区而形成的，[11] 更多地是因地制宜的产物。
“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城郭制度的确立在都城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郭的出现是对都城等级制的突破，同时也是城市经济发展和人口大量增加的结果，郭兼具军事防御和经济中心的双重职能。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手工业作坊的日益增加，市场的不断扩大和人口的大量流入等，郭的规模也必然日益扩大，重要性日益增加，经济中心职能日益突显。当作为政治中心的城与作为经济中心的郭凝为一体时，都城形态才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即由单纯的政治中心或军事堡垒向多元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中心转变，这是春秋战国城市性质转变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宫城建筑方面，无论宫城处于都城的何种位置，它都是都城规划的主体部分。其布局无不强调宫廷建筑的主体地位，主体宫殿一般居于中心位置，其它建筑物常以中轴对称的方法安排于宫城之内。如燕下都以武阳台为中心的宫殿中轴规划、邯郸赵王城以龙台为核心的宫殿区中轴线布局等。为突显宫殿的主体地位，常采用高台宫殿建筑形式。燕下都之武阳台、赵王城之龙台、临淄之桓公台、楚之章华台等皆为高台建筑之代表作。宫殿建筑高台化是这一时期宫城建筑的特点。
四、初步奠定了中华大三角的都城分布格局
夏、商两代都城沿黄河中下游两岸发展，地域分布上主要集中于黄河冲积扇上的中原地区。周代都城沿渭河——黄河一线发展，空间上构成都城发展的东西两极格局。三代都城皆在三河地区，即所谓“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12]三河地区是中国都城发展的原始起点，后世都城皆以此为基点向外扩展。如果说三代都城主要沿黄河或渭河——黄河一线呈东西轴线发展的话，那么春秋战国时期的都城除了呈东西轴线发展之外，又呈向南北两个方向发展的态势。众所周知，周王室所分封的许多诸候国，主要居于黄河流域的中下游。这些国家一般都具有比较先进的生产力和比较发达的文化，在古代文献中，称之为中国、华夏、中夏等。至春秋战国时期，秦、晋、宋、鲁、齐、韩、赵、魏等封国皆发展成为主要的诸侯大国。这些国家的都城数量多，规模大，发展水平高。沿渭河——黄河一线自西至东分布的都城主要有：秦之咸阳、栎阳、雍城，晋之平阳、新田，魏之安邑、大梁，周之王城，郑之新郑，韩之阳翟，赵之晋阳、邯郸，陈之陈城，卫之朝歌、濮阳，宋之商丘，鲁之曲阜，齐之临淄等。在这个东西轴线上同时还分布着若干以都城为核心加上周围其它城市所组成的城市群。如以咸阳为中心的关中城市群，以洛邑为中心的伊洛平原城市群，以大梁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以临淄为中心的沿海城市群。[13]
四大城市群一起又共同构成黄河流域城市带。在这个城市带中分布着许多著名工商业城市，其中不少是都城。如栎阳、咸阳、雍、安邑、洛阳、阳翟、郑、荥阳、温、轵、濮阳、睢阳、彭城、陈、陶、邯郸、临淄等。都城、城市群和城市带代表了这一时期城市发展的规模与水平。
在黄河流域都城呈蓬勃发展之势的同时，南、北方也同时开始了她们的都城大发展的历史。早在夏、商两代，诸侯、方国的都城已遍及长江流域，如吴（今江苏无锡梅里）、上庸（今湖北竹山）、归（今溯北秭归）、萧（今安徽萧县）、邗（今江苏扬州）、蜀（今四川成都）、彭（今四川宜宾）、涂山（今浙江绍兴）、随（今湖北随县）等皆为南方著名的方国都邑。[14]
考古发掘的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方国都城遗址具有代表意义。西周分封，南方诸国都城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主要的封国都城有楚郢、吴城（今苏州）、随（今湖北随县）、巢（今安徽淮南）、邓（今湖北襄阳山湾西南）、庸（今湖北竹山）、胡（今安徽阜阳）、钟离（今安徽凤阳）、彭（今四川宜宾）等。[15]
至春秋战国，楚、越、吴等国崛起于长江流域，楚国做过中原霸主，曾一度观兵周郊，饮马黄河；吴、越两国也都成就过一世霸业，势力最盛时曾据有今山东南部。三者代表了长江流域的力量，对黄河中下游传统政治文化中心形成挑战之势，这是南方崛起的一个前兆，预示了中国政治地理结构将会发生改变。尤其是楚之郢城和吴、越之吴城分别发展成为长江中游和下游的两个重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极大地改变了三代以来的都城分布格局，首次确立了南方都城发展的地位，并对后世都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燕国曾为西周主要封国之一，但因其偏处北方，多戎狄，少与中原各国往来，故不见重于中夏。战国时，燕国崛起为七强之一，一度逐走东胡，开疆辽东，成为一方大国。燕上都蓟城和下都武阳皆为“天下名都”，尤以下都规模称著天下，而且两城又素为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的交汇之地，北面的匈奴、东胡、朝鲜和南边的晋、齐、鲁等地的商人云集于此，贸易往来，使蓟都、武阳成为中原与北部地区的交通枢纽和贸易中心。两城的兴起同样是对传统都城分布格局的突破，促进了北方地域经济文化的发展，并为后世北方城市发展奠定了基础。
相对于黄河中下游政治轴心区和城市发展带而言，北方之燕都与南方之吴城、郢都则呈两翼展开之势，这种展开是中原都城的全面扩张，首次将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推向长江两岸和燕山脚下。若以秦之咸阳、燕之上都、吴之吴城三都作三个顶点，以三点作三条直线，则会得出一个近似等边的三角区域，这就是中华大三角。中华大三角是中原小三角的外扩，后世统一王朝或重要割据政权的都城发展大体不超出大小两个三角区的范围。当然，楚都郢城超出了大三角的范围，但楚国后期的都城移至淮河流域，陈城更像是中原古都，故楚国后期都城的发展当与大三角有密切关系。后世郢都虽曾做过几个短暂割据政权的都城，可再也没有重现过昔日楚都的辉煌，殊为憾事，另一方面也说明长江流域之力量渐汇于下游，南方之重心渐移于长江下游。吴城成为中华大三角的重要一角是长江流域力量兴起的一个征兆，也是长江下游重心区形成的一种体现。三个顶点的三个都城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各自代表了一个城市群或都城发展区。咸阳所在的关中城市群或都城发展区自不必说，蓟城所在的大平原北端仅燕故都就有三处，吴城所在的长江下游亦是一个城市分布密集的地方。后世都城的发展完全证明了三顶点都城区发展的强大生命力，吴城的地位为南京所取代，咸阳的地位为西安所取代，蓟城的地位为北京所取代，而北京、南京和西安皆曾做过统一王朝的都城，其立都的依据当是三千年前的中原都城的扩散和中华大三角的确立。
[1]徐卫民.秦都城概论[J].洛阳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01).
[4]杨东晨等.论先奏时期的黄河文化[A],周秦社会与文化研究[C].305~306.
[5]徐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131~132.
[6][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M].
[7][汉]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九·苏秦列传[M].
[8]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 16.
[9]李自智.东周列国都城的城郭形态[J].考古与文物,1997,(03).
[10]徐苹芳.关于中国古代城市考古的几个问题[A].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考古卷)[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37.
[11]徐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 125.
[12][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M]
[13]何一民先生在《中国城市史纲》中指出，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城市的勃兴和交通的发展，及人口流动的加强，在若干地区出现了城市群。又由于黄河中下游和淮河流域地区的城市发展较快，规模较大，发展水平较高，故城市群落发展尤为集中。见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
16.
[14]杨东晨.论中国都城的发展和民族变迁的关系[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01).
[15]杨东晨.论中国都城的发展和民族变迁的关系[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01).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pital in the periods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d the Warring States time
Wang Mingde
(School of History and Tourism Sciences Weifang University,
Weifang ,Shandong ,261061)
Abstract: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d the Warring States
time was the period when the capitals had been a great leap
development in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 dozens or hundreds of the
capital cities of feudal princes states coexisted in the quantity,
with the restriction of ritual system of Zhou Dynasty being broken
through in the scale, the chessboard layout and city walls system
preliminarily being formed in shape, all over the two river basins
of Yellow River and Yangtze River in district, presenting the
trends of which developed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to the South, the
North and the West of China, and initially establishing the big
triangle capit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ancient China, and laying
the foundation of the capital city development pattern for more
than 2,000 years in the later China
Key words: the Chinese capital
development;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d the
Warring States time;
feudal princes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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