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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平四年（公元252年），魏征南大将军王昶、征东将军胡遵、镇南将军毋丘俭等都各自献上征讨东吴的计策，魏朝廷咨询尚书傅嘏的意见，傳嘏说：“吴国为寇近六十年，他们君臣一心，吉凶与共，现在遭遇国丧，更是上下忧危。如果他们用战船守住渡口，再严守坚城，那么横渡长江的计策就不能成功。而四路并进，攻其城垒的计策，也因边境守卫与敌军相距甚远，而贼军的烽火台、瞭望哨又非常密集，贼军对我军的动态能随时掌握，而我军没有情报来源，在敌情不明的时侯，举军临险，想侥幸成功，是先战而后求胜，不是用兵之道。只有屯田之计最为妥当。可让王昶等三位将军选择险要地形，筹备设施，同时进驻，如此，有七项利益：夺取吴国肥沃土地，把他们逼到贫瘠之地，这是一利；军队在边境居民外围保护，敌人不能进犯抢掠，这是二利；招怀附近地区，归附的人越来越多，这是三利；岗哨向前推进，敌人暗探无法进入，这是四利；敌人退后，纵深变浅，可以开垦更多耕田，这是五利；坐食积粮，军队不需要粮食运输，这是六利；边境冲突能及时反应，速战速决，这是七利。这七条，都是军事急务，我们不先占据，就成了敌人的资源；我们先占据了，就对国家有利，不能不仔细考察!一旦开始屯垦，堡垒连绵交错，形势就已达成，智勇可以施展，巧拙得以运用，军事策划，可以掌握计策的得失；与敌人接触，可以知道双方力量差异；敌情真伪，都逃不过我们的掌握!反之，如果以小敌大，则徭役繁兴，而民力枯竭；以贫敌富，则赋敛沉重，而财物匮乏。” 但司马师没有听取傅嘏的建议，命令王昶等三路并进，攻打东吴。由王昶攻南郡，毋丘俭攻武昌，胡遵、诸葛诞攻东兴。结果被东吴太傅诸葛恪大败胡遵所部，损失惨重。 《孙子兵法》原文：“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 《孙子兵法》原文：“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 此战魏国失利，首先是司马师不顾敌情不明，情报来源没有的情况下，盲目发兵攻吴，完全违背了“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想侥幸先战而后求胜，打了一场没有胜算的糊涂仗。 而傅嘏的建议则深合“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的道理，如果敌人安逸，则能调动敌军使其疲惫；如果敌人供应充沛，则能消耗其财务。傅嘏的建议就是通过压迫东吴的生存空间，先使魏国处于不败之地，而待东吴出现可胜之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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