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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孙中山及国民党人的动向 孙中山和大多数的国民党人，对于袁世凯死后代之而起的段祺瑞封建军阀专制的本质，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是认识不清的。袁世凯病亡次日，孙中山在上海向报界发表谈话说：“对于今日之时局，颇具乐观。……若今后南北各执权者能一秉至公，尊重约法，拥护共和，去其争位夺权之私心，革其武人干政之恶习，以爱国之真诚、和平之精神，致力于奠定国基、建设国政之事业，则袁死而中国真可大治。”  孙中山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曾多次表示他能够与段合作。6月中旬，孙中山公开在上海发表谈话说：段祺瑞“曾为逆党所不容，此时或能与民军相互提携，亦未可料”。他对段祺瑞虽然也有些担心，但主要是对段身边的袁世凯的一些旧人不信任，怕段为“莠言所惑，重陷天下于纷纠”；而对段本人则表现出明显的好感，一再称颂段“扶危定倾，经武图强”，为北洋将领中的精粹。 孙中山为了表达愿与段祺瑞合作的诚意，特派中华革命党人萧萱和叶夏声到北京，征询段对处理反袁战争善后问题的意见，并主动提出收束中华革命党的军队。与此同时，孙中山电令国内各地的中华革命军罢兵息战，实现国内和平，一切俟法律解决。6月10日，孙中山分别致电朱执信和居正说：“袁死政局一变，我宜按兵勿动，候商黎大总统解决。” 6月13日又致电黄兴，“黎能复约法，召集国会，当息纷争、事建设以昭信义、固国本。” 他还在给各地中华革命军将领的电文中说：“今者袁死黎继，我辈革命之目的物不存，则革命军亦无从继续。” 他认为在新的形势下，中华革命党不应以军事争政权，而应顺应国民心理，对赞成共和的执政者“暂为监视”。当时，中华革命党在国内的力量虽不很大，但分布还是比较广的，山东、广东、福建、四川等地都有中华革命军的组织，其中在山东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有一定实力，已组织起二师一旅的正规军。对于孙中山立即结束军事行动并解散革命军的意见，当时中华革命军将领和一些志愿从军反袁的华侨是持有异议的，但孙中山力排众议，一再发出立即收束的命令。对少数抵触情绪较大的中华革命军将领，孙中山甚至采取了强硬的态度。他曾电告在山东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居正说：“各军如不依令解散，即脱离关系。”对华侨战士，孙中山则反复劝谕说：“假如今日军队不解散，其数不过十万，华侨队不过千数百人，其力未必能谓之无敌。惟以心力护此共和，则效力远胜于武力。” 中华革命党经费，绝大部分来自海外华侨捐款。护国战争结束，华侨捐款也告终止。这也是孙中山不得不取消中华革命军的一个原因。  在孙中山的督促下，居正等于8月上旬赴济南，与山东督军张怀芝和北京政府的代表商定编遣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事宜。12月，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在潍县、高密、昌东等地交枪，由北京政府和山东督军派人编遣。在此前后，广东、四川、福建的中华革命军也都结束了军事行动，并相继解散。在孙中山“息战争，事建设”的思想指导下，中华革命党人在反袁战争中组织起来的一点武装，就这样完全收束了。 这时，不仅中华革命军完全收束，就是中华革命党组织本身，也宣布停止活动。7月，中华革命党本部向各地支、分部发出通告，宣布奉总理指示，不仅收束军事，“一切党务亦应停止”。 不论是收束武装，还是停止政党活动，孙中山的指导思想的基本点都在于从事和平建设。他认为北京政府宣布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后，“执政者已赞成共和”，中国国内已具备了从事和平建设的环境。“破坏既终，建设方始”。 为了向国人说明自己从事和平建设的决心，孙中山还表示将不问政事。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今后想无有野心家矣。则维持现状，以使政理从渐而进，国内大有人矣。”他本人决意从此不再过问国事。 当然，孙中山解散中华革命党本部组织，表示不想过问政事，也还有一些策略上的考虑。袁世凯死后，基于广大群众厌倦政党政治的心理，社会舆论普遍地批评政党。而进步党人和国民党稳健派也都标榜“不党主义”，以适应舆论和群众心理。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人为了争取群众，也必须有所表示，这也是他表示不问政事的原因之一。 在袁世凯死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孙中山对用和平方法来改善政治抱有很大的期望。北京政府宣布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后，孙中山多次鼓励在上海的国民党议员北上，以便组织一个好国会，制定一部好宪法。孙中山为了表示和北京政府合作的诚意，还改变了民国初年拒绝袁世凯授予大勋位的做法，接受了黎元洪颁授的大勋位，并于1917年1月在上海寓所举行了正式接受大勋位的仪式。在孙中山的影响下，中华革命党人的议员田桐等也相继宣布，要“移武力革命精神，趋入政治轨道”。  1916年8月1日国会复会后，国民党人（无论是中华革命党，还是稳健派）都以国会为进行政治活动的主要阵地。孙中山虽不在北京任职，但对国会也抱有很大期望。他一向把宪法和国会看作实现民主共和的根本途径。反袁战争结束后，孙中山曾总结袁世凯背叛民国的教训，指出：袁世凯之所以能够实行封建专制，复辟帝制，最根本的原因是“民智未开”，人民未能行使主权。因此，他认为：维护民主共和必须使民众参政，而使民众过问政治的最好方法是实行地方自治，渐次实现直接民权。7月中旬，孙中山在欢送国会议员北上的茶话会上，第一次向各界公开提出以“地方自治为建国基础”的政治主张。7月下旬至8月中旬，孙中山游历杭州、绍兴、宁波等地，行踪所至，无不发表讲演，鼓吹地方自治和直接民权。孙中山这时所找到的救国方案，仍是以美国为模式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他认为，学习美国、瑞士等国家实行地方自治的制度，便能建设真正的共和，使民国名实相符。 9月，国会开始审议宪法草案，一部分议员即在孙中山的影响下，提出将地方制度加入宪法的修改宪法提案。但是，段祺瑞实行的仍是军阀独裁专制，他根本不想实行真正的民主共和，从来没有把宪法和国会放在眼中，也根本不可能采纳孙中山等提出的所谓“地方自治”的方案。不久，事实就告诉了孙中山，他的“地方自治”的设想，只能在国会中引起无休止的争论而得不到任何结果；即使“地方自治”的条文被列入宪法，也只能是一纸空文。因为当时的中国没有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条件，任何中央集权，只能是中央封建专制；地方自治，也只能是地方军阀的割据和专制。 二、进步党人的动向 袁世凯一死，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立即转变对北京政府的态度。袁死后的第二天（6月7日），梁启超即致电段祺瑞说：“扶危定倾，惟公之责。愿当机立断，宏济艰难……护法奉国，尽瘁荷艰，早奠邦基。” 如前所述，他还致电西南护国军，敦劝大家同他一道支持段祺瑞。嗣后，梁便说服唐继尧、陆荣廷等撤销军务院，拆散了南方护国阵营。 进步党人转变对北京政府的态度，不是偶然的。首先，袁世凯被护国运动冲垮之际，旧日国民党的势力（不论是中华革命党，或是所谓稳健派）在国内逐渐恢复公开活动，力量也有所发展。第二，从进步党人的改良主义本性看，他们在政治上原与北洋派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就是在1914年进步党内阁被袁世凯一脚踢开后，梁启超等人都仍然拥袁不变。只是到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而称帝时，进步党人才迫于形势，感到必须改变方针。他们看到：袁世凯称帝必然引起国内大乱，不仅中华革命党一定要加强反抗，南方各省残存的国民党势力也不会袖手旁观；即西南各省的实力派，也可能借机图谋自立，而北洋派内部也已孕育着反袁的潜势力。正是由于上述考虑，梁启超等人既不愿与袁世凯一同垮台，又不甘为牛后，才与蔡锷等一道决然发起护国战争。袁世凯于1916年3月下旬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后，梁启超等人反袁的政治目标虽已达到，但他们深知：袁不退位，将对发动反袁的进步党人是一大威胁，因而不肯与北洋政府妥协；而在袁世凯死后，他们认为进步党与袁的继任者并无重大矛盾，北洋势力不仅不会构成对他们的巨大威胁，而且他们必须依靠北洋派才能有所发展，才能防止国民党势力的抬头。进步党人与北洋派的矛盾远不如他们和国民党人的矛盾深刻。袁世凯死后进步党人的种种表现，完全合乎历史客观逻辑的发展。 特别重要的是，进步党人企图在北洋派的支持下，在西南取得一块地盘作为他们活动的基地。这也是梁启超卖力地帮助段祺瑞支撑政局的基本原因之一。  1915年秋，梁启超在天津策划反袁时，已有利用反袁运动在西南建立进步党根据地的企图。11月18日，梁给其时在云贵等地同党的一封信中说：“吾侪自命稳健派者，失败之迹历历可指也，曾无尺寸根据之地，惟张空拳以代人呐喊，故无往而不为人所劫持，无时而不为人所利用。今根基未覆尽者，只余此区区片土（指滇黔），而人方日惎诇于其旁（指国民党）。” 梁在这里把进步党人与袁世凯勾结，说成是为人“劫持”、“利用”，并归咎于没有根据地，显然不合事实。但这封信的主要目的，在于鼓动西南的进步党人在反袁运动中自谋“树立”。12月云南宣告起义，梁启超在上海起草了大量的起义文告。在《云贵檄告全国》一文中，梁为起义军提出四项目标：“一曰与全国民戮力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不发生；二曰划定中央地方权限，图各省民力之自由发展；三曰建设名实相副之立宪政治，以适应世界大势；四曰以诚意巩固邦交，增国际团体上之资格。” 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在这篇檄文中不仅激烈抨击了袁世凯称帝，而且提出要“划定中央地方权限，图各省民力之自由发展”。一向主张中央集权的梁启超，此时之所以提出限制中央集权，加强地方权限，不仅仅是为取悦西南地方实力派，而且与他要在西南建立进步党根据地的计划是紧密联系的。在私下通信中，梁对利用护国战争之机，在西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就更直言不讳了。1916年1月27日，梁致信给当时在四川前线的蔡锷说：“此时忧在亡秦，虽云艰瘁，然有公共之向心，尚可力图抟控。神奸既殛之后，人欲横流，自兹方始。……过此以往，则为演《水帘洞》演《恶虎村》之时，决无我辈插足之地，惟有与吾弟共甘苦于邛蜀滇僰间，冀庄严此土，为国人觅一遗种地耳。” 梁启超毫不含糊地表明了进步党人准备控制川、滇、黔，在西南建立根据地的意图。 进步党人在西南建立基地，显然与西南各省实力派以及北洋集团的利益都是有冲突的。他们在西南的活动首先受到唐继尧、刘显世等的挟制。蔡锷、戴戡率滇、黔军入川作战后，唐和刘特别是唐，唯恐蔡部在和北洋军作战中发展壮大，于己不利，因而对蔡的护国军第一军多方掣肘，无论在经费、兵员、武器各方面都未给予必需的援助。蔡在致梁启超信中曾提到：“自滇出发以来，仅领滇饷两月。半年来，关于给养上后方毫无补充，以至衣不蔽体，食无宿粮。”直至6月7日（袁世凯病亡，蔡锷在军中尚不知道），蔡还致电唐继尧，苦苦哀求唐支援一些子弹。  由于唐继尧对梁启超、蔡锷防范严密，进步党人后来不得不放弃经营云贵的计划。两广方面，当时进步党人也很难打入。不仅陆荣廷在两广的地位已趋稳固，而且国民党人（中华革命党和稳健派分子都有）在广东也较活跃。在这种形势下，进步党人只有将经营的目标放在四川。 袁世凯死后，梁启超派黄群前往北京与段祺瑞接洽，为蔡锷活动在四川的职位。开始，段并不想把四川交给蔡锷，未给梁启超肯定答复。但到6月中旬，四川发生陈（宧）周（骏）之争，局势大乱。为稳定局势，段祺瑞只好暂时任命蔡锷为益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6月末，蔡锷指挥护国军攻抵成都，赶跑周骏。在此情况下，北洋势力才退出四川。7月6日，北京政府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 蔡锷对经营四川，开始因健康关系和以前曾声明反袁胜利后即引退等原因，有所顾虑。但面对四川的混乱局面，他又不忍“绝裾而去”。此外，梁启超也极力敦促他接受北京政府的任命。最后，蔡接受了川督的任命。接任后，蔡锷在驻地泸州与秘书、参谋长等研究了重建四川的计划。7月末，蔡带病抵成都履任。他果断地将入川滇、黔军和川军进行整顿，制定奖惩条例，并统一财政，初步处理了一些急迫的战争善后事宜。但是，蔡的病势日渐恶化，实在无法坚持正常工作，只得电请北京政府准假养病。8月7日，北京政府批准蔡锷暂时离职休养。9日，蔡离开成都。 蔡锷在成都期间，曾亲临绅界会议，表示四川富庶，大有可为，愿以较长时间尽心经营四川。他还带病召开军政会议，对四川的复员善后及人事作出安排。会后，他又对熊克武等人说，原想到中央政府任职，现在不想去了，病好后仍要返川。蔡离开成都后，在泸州休息了几日。其间，梁启超为保住四川，曾几次打电报给戴戡，要他劝蔡不要立即离川，先在重庆养病，待戴戡等在川站稳脚跟后再离去。但此时的蔡锷，已虚弱得连两三步都走不了，声息微弱，无法执行梁的意图。 进步党人谋得四川后，还想争取湖南，但由于段祺瑞的阻挠，未能如愿。 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竭力谋取川湘，在西南建立根据地的活动，并非要与段祺瑞唱对台戏。梁在当时的《电稿纲要》中写得很清楚：段氏主持政局，“西南得有所根据，以图拥护。” 但是，进步党人既然想开辟一块地盘，在北洋派和国民党中间充当第三种势力，也就不可能得到段祺瑞的实际支持。  8月末，蔡锷离川东渡日本治病，因医治无效，不久即在日病逝。梁启超在西南为进步党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因蔡氏之死而更加无法实现了。蔡锷离川前，曾保举罗佩金暂代四川督军，率滇军驻守省城，同时推荐戴戡为四川省长兼军务会办，率黔军驻守重庆。梁启超、蔡锷以罗、戴分掌川局，也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蔡锷本拟把四川交给同窗至交蒋方震，但因尚未准备妥当，而且身边还离不开蒋，因而只好暂安排罗、戴分掌川局。但这样的安排，对进步党人在四川的地位是不利的。因为罗佩金早已倾向唐继尧，进步党人在川只能依靠戴戡，而戴的威望和才能都远逊于蔡锷。蔡锷在川时，唐继尧摄于蔡的声威，对入川滇军虽然垂涎，但不敢过问。蔡离川并很快病死，唐便无所顾忌了，入川滇军实际上为唐遥控。而戴戡所部黔军仅有一混成旅，实力单薄，不仅不能与入川滇军相比，也远不及川军。蔡离川后不久，川滇军发生冲突，1917年4月，戴戡乘机夺得督军职位。但嗣后不久，川军实力派首领刘存厚即与戴戡因分赃不均发生冲突。刘在北京政府段祺瑞的鼓动下，倾全力围攻驻川黔军。戴戡所领黔军本来实力不强，所以很快失败，而在撤逃时又遭到刘部围歼，连戴戡本人也因之身亡。此时，蒋方震料理完蔡锷的后事，正匆匆赴川，但行抵重庆即得知驻川黔军完全失败的消息，他只好黯然离去。进步党人在护国战争中所掌握的武力就这样完全瓦解了。 对于戴戡在川的失败，梁启超等当然是痛惜的。梁在经营西南屡受挫折后，便放弃了在西南建立根据地以充当第三者的设想，转而进一步联合北洋派，打击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力谋在北京政府中分得一席地位。 三、北洋集团的开始分化 前卷已述及，袁世凯称帝引起北洋嫡系段祺瑞、冯国璋等的不满，北洋集团即已出现严重裂痕。袁氏败亡后，北洋集团因失去重心和统驭的人物而更加呈现分化瓦解的趋势。北洋嫡系分为两支，即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和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虽然公开分裂是后来的事，但袁死后两派的矛盾分化，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  段祺瑞由于长期在北洋军中担任重要职务，并曾在北京政府中任陆军总长，培养了一批军事骨干力量，如徐树铮、靳云鹏、吴光新、傅良佐、曲同丰、陈文运、马良等，成为他的亲信。袁死后，他掌握着北京政府的实权，又在北洋集团中积极网罗私党。原来就与他比较接近的安徽省长倪嗣冲、山东督军张怀芝、福建督军李厚基、陕西督军陈树藩、甘肃督军张广建、浙江督军杨善德（1917年1月3日任命）和淞沪护军使卢永祥（1917年1月6日任命）等，纷纷投到他的门下。段祺瑞通过这些地方军阀，不仅掌握了大批军队，而且在西北控制了陕甘两省，在华东控制了安徽（皖南、皖中）、山东、浙江和包括上海在内的淞沪地区，在华南控制了福建。这样就开始形成了以段祺瑞为首、由上述这些军事实力派人物组成的皖系军阀集团。 除段的嫡系外，两广矿务督办龙济光也依附于段。河南督军赵倜（所部由毅军改编）、热河都统姜桂题（所部亦由毅军改编）、奉天督军张作霖起初也曾支持段（张、赵1919年开始转向同直系合作反皖）。 此外，原来依附于袁世凯的许多政客也纷纷投入段系，如王揖唐、田文烈、方枢、张弧等。段对这些人都予以重用。在财界拥有雄厚势力的交通系政客曹汝霖、陆宗舆和叶恭绰等，也和段有密切关系。 段祺瑞虽然控制了北京中央政府，但是并没有完全掌握北洋军队。  在北洋嫡系中，另一实力大、地位高的首领是冯国璋，冯领兵南下镇压二次革命后不久，接替张勋出任江苏都督，为北洋派坐镇江南。此时，冯国璋的亲信王占元和李纯也先后被任命为湖北、江西两省的护军使。冯系势力在长江中下游苏、赣、鄂三省开始连成一气，为后来直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袁世凯时代，冯国璋与段祺瑞曾是北洋上将中向袁争宠的主要对手。袁世凯称帝时，段被打入冷宫，冯也遭到袁的猜忌疏远。为自身利害计，二人都对袁世凯称帝采取抵制的态度，一度成为同盟者。但自袁死后，段、冯很自然地又成为北洋集团中争夺权势的主要对手。当时他们之间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待南方的不同态度上。 段祺瑞以北洋派正统自居，企图以北洋派来统一全国，由他来宰制天下，把南方国民党、进步党和其他反袁实力派，看作是一种异己力量而不愿与之合作（梁启超等进步党人随后同段合作，但很快即被段抛弃）。对南方提出的恢复旧约法、召集国会、惩办帝制祸首三大要求，段祺瑞开始时并不乐意接受，只是后来由于南方坚持不让步，他才不得不表示赞成。他虽同南方达成了和解，但实际上是面和心不和。 冯国璋则不然。护国战争期间，孙洪伊、唐绍仪等为拉冯反袁，与冯保持经常接触。袁死后，冯仍与孙洪伊、吴景濂等函电往还不断。冯与军务院之间的联系也十分密切，军务院曾先后派林长民、范源濂、周善培等到南京与冯“商榷要政”。对于南方向北京政府提出的恢复旧约法、召集国会、惩办祸首的要求，冯国璋比较早地表示了赞同的意见。6月11日，他针对包括段祺瑞在内的内阁成员所提出的对帝制派不起诉的主张，特去电驳议，认为“帝制诸人，惑元首，祸国害民，罪恶万千，若不惩办，何以谢天下而服人心”。6月15日，他发表通电，主张恢复旧约法，召集国会。关于恢复旧约法，他说：“国家根本大法，不可无一，不能有二。新约法为总统制，今已不适用，当时制定又未按定程修改，在民国法系为非正统。……此法早已无效。新法无效，现在舍《临时约法》外，别无根本之法；舍恢复《临时约法》外，即别无可以改造之道。”恢复的方法，他认为：“恢复与修正不同，自非变更法律之比，可用明令宣布，但称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自三年五月一日起施行中断，兹恢复云云，似较直截了当，且亦无损庄严。”关于召集国会问题，他指出：“恢复民国二年国会本与《临时约法》相联。因《临时约法》而有国会组织，依国会组织法而有国会。约法既复旧，则由约法发生之国会，势不能不相因而复。”因此结论是：“应依《临时约法》续行召集。” 从这些主张可以看出他和段祺瑞与南方之间意见的异同。后来有些国民党人在北方因受段祺瑞压迫而呆不下去时，便跑到南京托庇于冯国璋。因此，许多国民党人把冯视为反段的盟友。 以后，直系和皖系在南方问题上一直存在深刻的矛盾。到1918年，段祺瑞坚持武力统一中国，对南方用兵，冯国璋在北京中央政权的地位（代理大总统）也被排挤掉，两派就出现公开的对抗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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