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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亚洲-中国年会（AMES）于2023年6月30日-7月2日由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清华大学中国财政税收研究所、芝加哥大学贝克尔弗里德曼经济研究所中国中心联合主办。202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伯南克（Ben Bernanke）先生受邀于北京时间6月30日晨做了AMES大会主旨发言，下文主要根据他的发言整理而成。 【编者按】伯南克先生的发言以“What Caused the U.S. Pandemic-Era Inflation?”为题，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阐述了导致这次美国大流行时期严重通胀的长期、短期如劳动力市场错配等多种因素。伯南克先生此后还耐心回答了清华会议现场的一些精彩提问。当然，编者对伯南克先生关于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关系的观点依然持保留意见，货币政策似乎还应对金融不稳定进行回应，而单纯的宏观审慎政策（macro prudential policy）可能仍是不足够的，有兴趣可参考《伯南克错了吗？货币政策是否考虑金融稳定》和《谢丹夏：硅谷银行缘何暴雷？最新论文给出解释与对策》。
What Caused the U.S. Pandemic-Era Inflation? 什么导致了美国大流行时期的通货膨胀 很高兴能够向大家做这样一次远程报告，即使我们远隔千山万水。中国现在是早晨，所以很感激大家能够起个大早来听我的报告。这次我报告的题目是《什么导致了美国大流行时期的通货膨胀》，是我在不到一个月之前和奥利维尔·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教授一起合作完成的。布兰查德曾是MIT经济系的教授，也担任过IMF的首席经济学家，现在他正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工作。论文的完整版可以从布鲁金斯学会或者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官网上找到（编者在文末也提供了下载链接）。 首先，让我带大家先回顾一下我们的问题和目前我们所做的工作。正如大家所知道的，为了应对新冠大流行，美国政府实行了大规模的财政方案，而这里我想再强调一下这些财政方案的规模之大。例如，在疫情之初颁布的CARES法案，其主要金额指标达到了2.2万亿美元；在美国大选之后，美国政府又颁布了金额高达9000亿美元的补充法案；在拜登政府上台之后，美国国会又通过了美国救援方案（American Rescue Plan），总金额达到了1.9万亿美元。所以在2020到2021年间，美国总计颁布了5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同时，如果与2008年金融危机相比，2020至2021年美国政府财政刺激计划占GDP比重达到2008年次贷危机时期复苏与再投资法案（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的4.5倍之多。至于为什么这次财政方案的规模如此之大，在我看来，部分原因是国会希望凭借这些方案来实现灾害救援，因为很多人在疫情期间失去了工作、染上了疾病等等。 同时，如此大规模的财政方案同时也在宏观经济领域也造成了影响。一方面，在2021年美国经济快速恢复；但另一方面，大规模的财政支出也带来了通货膨胀。而早在这些政策颁布之初，学界就针对通货膨胀问题有两种不同的看法：该政策的支持者们，尤其是美联储和一些前美联储雇员认为，即使大规模的财政政策使失业率降到很低的水平，但是由于菲利普斯曲线非常的平缓，所以通胀反应将会不太显著，而且考虑到美联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使通胀维持在相对低的水平，所以通胀预期也是较好锚定的（well-anchored），综上所述即使会出现经济过热，也不会出现严重的通胀；而反对者，例如像布兰查德教授就认为，由于此次财政刺激政策规模空前，很可能导致菲利普斯曲线变得不再平缓，而通胀预期也将会脱离锚定（de-anchor）。 事实表明，以上两种看法都不完全正确。对于反对者的观点，虽然在财政刺激政策颁布之后确实发生了通胀而且严重程度远超预期，但是就业市场并没有像他们预期那样表现出过热迹象。而这篇论文所要说明的便是，至少在最初阶段，导致通货膨胀的原因并不是劳动力市场过热而导致的工资快速上涨，而是价格所遭受到的冲击（shocks）。我们将主要关注商品价格冲击、能源价格冲击、食品价格冲击以及供应链问题导致的供给短缺问题。总的来说，并不是劳动力市场紧张导致了通货膨胀，而是直接对价格的冲击导致了通货膨胀，这一点我将会在接下来的部分进行解释。而以上这些观点对于目前的政策制定也同样有所启示，目前对于价格的冲击已经在逐渐消退，但是在其之后，我们依然面对着持续增长的劳动力市场过热情况，所以说，即使劳动力市场并非造成通货膨胀的最初原因，但是它已经逐渐成为通胀持续恶化的原因。因此，为了能够遏制通胀，政府必须要平衡劳动力市场，降低职位空缺数和失业人数间的相对水平。 而我们这里所做的研究是较为清晰明了的，并不需要非常复杂的模型构建。模型的核心主要涉及四个内生变量，分别是工资（名义工资）、价格（通货膨胀）、短期通胀预期和长期通胀预期。简单来说，工资增长主要受到劳动力市场状态、通胀预期和“追赶效应”(“catch-up” effect)的影响；价格也就是通胀则主要受到工资和其他成本冲击的影响；而预期则会受到通胀的过去表现和现状的影响。虽然不论理论模型亦或是实证模型都非常简单，但是他们已经可以提供很丰富的变化来解释通货膨胀的发展。 接下来，我将会花一些时间向大家介绍我们的模型。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我们的模型中将会涉及到四个内生变量，也就是四个等式。 第一个等式也是最复杂的名义工资等式：
此处我们并没有采用失业率来衡量劳动力紧张度，而是使用另一个指标x，当x越大表示劳动力市场越紧张，而工资上升则会越快，这一点在之后我会具体解释。值得补充的是，此处“理想工资”指的是劳动者所期望最终实现的工资水平，这主要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长期均衡，而“理想工资”也会随着时间而变化，其等式为：
最后，总而言之，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首先，疫情的冲击并没有颠覆我们过去对于通货膨胀的认识，像文中所使用的一个简洁而传统的工资-价格动态模型就能够很好的对通货膨胀进行解释。当然，相较于过去的模型，我们的分析也确实变得更加复杂，因为更多滞后的间接因素会起到作用，例如对价格的冲击影响到工资、对工资的冲击影响的价格、预期的影响等等。 其次，通过实证研究我们发现，实际上是商品市场价格冲击而非劳动力市场紧张度导致了最初的通货膨胀。而由于经济对于通货膨胀的反馈是较弱的，所以这些冲击的影响会逐渐消退，所以并不需要干预经济运行或者劳动力市场来降低通胀水平。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好事。 再次，虽然一些最初的通胀的影响已经消散，例如在美国通货膨胀的峰值一度达到了9%，目前已经回落到4-5%的水平。但是目前真正值得我们担心的是，虽然劳动力市场并没有导致最初的通货膨胀，但是目前其对于通货膨胀的影响却在不断提升，而这种影响相较于商品市场的影响也是更加持久的，所以政府需要在劳动力市场采取一些措施来使得通货膨胀下降到正常水平。而这对于失业率的影响则是难以确定的，这将主要取决于贝弗里奇曲线的变化：如果贝弗里奇曲线保持现状，那么失业率将会有一定程度的上升，但幅度并不会太大；而如果贝弗里奇曲线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那么对失业率的影响则会更小。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们对于业界对于这篇文章的反应感到高兴，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中引用了我们的文章，而我们也得知一些主要的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例如日本、英国和欧盟也将利用这个模型对他们自己的国家进行估计，我们也期待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将我们的结果数据与他们的结果数据进行比较，这也是我们目前正在开展的一项针对通货膨胀的研究项目。以上是我的报告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我会针对大家的一些问题进行回答。 【Q&A】 Q．特朗普所采取的关税政策会如何影响美国当前通胀水平？ A．目前已经有很多关于特朗普政府时期对中国加征的关税的影响的研究，我认为这确实会提高被征关税产品的价格水平，但是这些影响基本上都是在疫情之前的。而如果从我们的模型的角度来看的话，关税等类似贸易问题可以被“短缺”反映出来。但是总体来讲，我认为这些影响都是在疫情之前的。 Q．为什么在经历如此严重的通胀的情况美元并没有出现贬值的情况，以及这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A．实际上我们并不难找出美元为什么表现如此强劲的原因。美联储将利率提高了500个基点，而且目前正在考虑继续加息，这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所以更多的资本聚集导致了美元并没有贬值。同时，虽然通胀最开始在美国十分严重，但是随后在很多欧洲国家也变得十分严重。我预期在几年之后通货膨胀率和利率回到正常水平之后美元汇率也会有所回落，但是目前美联储仍然会采取激进的策略直到通货膨胀降到合理的水平。 Q．美联储是否能够承受超过2%的通货膨胀率？ A．在目前的情况下，美联储必须要保证经济不会出现衰退失业率不会激增，因此短期来看可以接受通货膨胀率超过2%的情况。但是从长久来看，美联储还是希望通货膨胀率能够维持在2%左右的水平，因为在过去超过30年里，美联储都成功的将通货膨胀水平维持在了较低水准，因此如果没能够解决目前的通胀问题，将会对公众的信心造成巨大的影响。所以我认为虽然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但最终美联储仍然会将通货膨胀降到2%左右的水准。 Q．鉴于您之前提到美联储主席引用了您的文章，您是否认为宏观经济学研究会影响到政策的制定？ A．我认为确实是这样子的，例如在当我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时候，我经常会依托我之前对金融危机和大萧条的研究。而我在布鲁金斯学会工作之后，也参与到了美联储的一些框架性工作以及政策的制定中。所以总体来说，我认为宏观经济学研究是十分重要的，但仅仅依靠宏观经济学研究本身是不够的。我认为目前鲍威尔在与市场、公众和国会之间的沟通工作是十分出色的，这也是作为美联储主席所承担的工作与经济学家不同的地方。所以说美联储主席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工作，你必须要精通经济学，又要懂得政治、历史以及银行系统管理等等。所以，很幸运的是美联储有很多优秀的研究者来协助美联储的工作进行。 Q．您提到了很多关于价格冲击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如果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看，货币供给等基础要素扮演了什么样的作用？ A．这是我们这篇文章的一个不足之处，因为我们假设价格冲击和劳动力市场紧张度是给定的，并以此为基础来研究价格和工资的变化。针对商品市场，我们目前还没有完全理解这背后作用逻辑。但是我们确定的是，对于价格冲击，考虑目前国际贸易的恢复以及各国的财政政策，总需求是十分强烈的。这也从一个方面解释了商品价格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为什么劳动力市场紧张度上升。我个人认为货币供给的关系或许并不像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它的上升是非常直接的，例如美国政府在通过了财政刺激法案之后会直接向民众提供支票来帮助他们度过疫情时期，这也直接导致了货币供给的上升。因此，我认为财政政策在这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货币供给是直接受到财政政策影响的。 Q．宏观经济学家曾经预测了美国和日本的资产负债表衰退，您认为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对于中国宏观经济学是否适用？ A．这个问题是十分有趣的，因为中国的经济结构是完全不同的。我认为主要担心可能主要在于房地产行业等部门，但是我认为政府会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来帮助房地产行业和银行金融业恢复到正常水平，而且中国政府在财政方面还有很大的运作空间，因为中国政府的债务水平并不算太高。我认为虽然目前发生了一些问题，但是过去中国也曾经成功解决了银行业危机和金融危机。在我看来，虽然我并不是中国方面的专家，但是中国可能需要重新考虑一下结构增长问题，例如中国过去的增长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我认为可能需要在发展结构上做出一些平衡，例如更加偏向于消费支出和私人投资，从而实现更健康持久的发展。而回到资产负债表问题，这主要是金融和杠杆问题，但这与美国和欧洲并不相同，因为政府在金融部门所承担的责任不同。 Q．基于您的研究，您对美国经济的衰退的可能性有什么样的看法？ A．就像我之前一直所说的那样，并不会存在衰退，目前的情况要温和得许多。虽然目前有很多关于衰退的预测，但目前经济表现依然很强劲，第四季度增长率达到了2%，已经接近了正常水平。而劳动力市场表现也很好，美国的资产负债表也很不错，整体来看企业的资产状况也比较良好。我认为经济会放缓，以及失业率会上升，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这更接近于温和的经济放缓而不是经济衰退。当然预测也会存在不准确。 Q．您认为美联储对于金融稳定性有什么样的看法？ A．金融稳定性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这一点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为了应对银行危机就已经被确立下来。我认为美联储对于金融稳定性的看法是，由于金融的不稳定性，导致了它很难满足宏观的经济目标，例如失业率、通货膨胀率等等。在我看来，美联储尽力去维持金融的稳定性，虽然这并不一定成功。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美联储可以从一些管理性的政策，例如指导通胀率和失业率的政策，分离出一些政策来保证金融的稳定性。例如在今年三月份，硅谷银行倒闭时，即使美联储在不断加息，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实行了专项计划来保护整个银行系统不受加息政策的影响。我认为美联储在颁布政策时候会针对不同的目标对政策进行分割，但是我同意金融稳定性是美联储工作的中心目标。 Q．考利到您选取数据时仅仅选择了一个区间的数据，请问您在建构模型的时候的时候是否考虑了结构性突破的问题？ A．这实际上是我没来得及讨论的地方，就像我在最开始提到的，我们仅仅采用截止到了2019年的数据。在我们模型的四个等式中，只有价格等式运用到了所有的数据，因为它包含了“短缺”变量，但是整体上来看我们的模型在利用疫情期间的数据进行检验也表现出了不错的稳健性。我也认为能看到我们的模型即使在疫情期间也有不错的表现是非常有趣，但是必须要保证确定正确的冲击和动态变化，这也是我们在模型中所着重做的。 Q．最后，我注意到您在研究过程中运用了很多分割的单独市场的数据，所以我想了解一下您对模型研究方法的看法，是更加倾向于高度汇总的模式还是更加分割的模式？ A．这是一个很不错的问题，我认为我们研究的目的是使用更加汇总的方法来进行研究。针对通货膨胀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会从总体需求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而我们也会在一些新闻里看到一些人会从单独的市场来研究通货膨胀，例如汽车市场、租赁市场等等。这里我们想要做的是构建一个模型从经济整体角度来解释通货膨胀，但同时也能够很好的契合每一个单一市场的数据。我们认为我们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对于数据的契合程度是很好的，所以说，我认为在宏观领域的实证研究越来越依赖于宏观数据的应用，但是为了能够从一个更全面的角度来理解宏观经济学，我们依然需要从一个更高的视角来看待问题。 \讲稿整理校对 刘明洋 清华大学 参考文献 2. Hufbauer, Gary, and Danxia Xie, 2010. 'Financial stability and monetary
policy: need for international surveillan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13, no. 3 (2010): 939-953. 清华经济、法律与政策研究系列 清华学堂经济学班：迈向中国经济学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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