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礼乐书院】儒家乐教与德性圆满

赵文耕 2023-02-20 发布于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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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中国经学研究院

儒家倡导以道德立国，信守“人性本善”的理念，遵奉“建国君民，教育为先”的齐民要术。实现以德治国的目标有两个基本命题：一是在理论上如何界定完美的德性？二是通过怎样的途径使人获得完美的德性？乐教，则是儒家深思熟虑后提出的最佳良策。

一、善行与德性

以道德立国，始于武王克商之后周公推行的新政。钱穆先生说：“意殷末周初，实产出春秋、战国时代之文化的渊源之涵养期也。绝非枯澹寂寞，而郁勃有兴国之气象焉。周公者，又其时代思想之最好的代表人也。”^①王国维先生云，周公制礼作乐“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②。杨向奎先生说，“周公之造'德’，在思想史上、政治史上，都是划时代的大事”^③，“他是以德政为操持政策的机柄，因而减少了上天的权威，提高了人的地位和人的尊严”^④。

赵光贤先生说，“把'明德’、'敬德’ 当作一个政治口号提出来，应当说是从周公开始”，并归纳《尚书》周初诸诰所见周公提倡之德，“从积极方面说，是教育、孝友、勤劳；从消极方面说，是慎刑、无逸、戒酒”^⑤。从殷纣暴政走向周代德教，无疑是一伟大的转折，但毋庸讳言，此时的道德论尚处于草创阶段，体系粗疏，尚未及于理论思维的层面，更未形成精细的理论架构。

进入春秋以后，王纲坠失，征伐四起，德治不再，世局丕变。受时势的刺激，思想界关于道德的讨论悄然兴起。就《国语》、《左传》等文献所见，社会贤达提及的德目，不仅数量大增，而且每每伴有简略的论述，以此作为对人物、事件作道德评价之标尺。如周大夫富辰对襄王说，古之明王有“仁、义、祥”三德，欲使周室内外皆利，当遵奉“尊贵，明贤，庸勋，长老，爱亲，礼新，亲旧”(《国语·周语中》)等“七德”；内史叔兴父奉襄王之命，与大宰文公同往锡晋文公命，归来后赞扬晋侯能恪守忠、信、仁、义，建议襄王善待之：“且礼所以观忠、信、仁、义也，忠所以分也，仁所以行也，信所以守也，义所以节也。”(《国语·周语上》)晋悼公十余岁时前往周朝国都洛邑，师事单襄公，其间“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意，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义必及利，言智必及事，言勇必及制，言教必及辩，言孝必及神，言惠必及和，言让必及敌”(《国语·周语下》) ，一身而兼十一德，显示了很高的素养。如此之类，不胜枚举。

及至战国，关于道德的讨论，已不再满足于就事论事或者简单的系联，而能深入腠理，开始探究道德偏颇的问题。《尚书·皋陶谟》记禹与皋陶的谈话，学界多认为此篇作于战国，至确。皋陶论帝王之责在知人与用人，“知人则哲，能官人”。人性有不同，但总括而言有九德。皋陶认为，“天命有德”，若能“日宣三德”，每日宣明其中三德，早晚谨慎奋勉，大夫就能保有其家(采邑)；若能“日严祗敬六德”，每日恭敬地践行其中六德，诸侯就能保有其邦；若能“九德咸事”，普遍推行九德，使有才德的俊秀都在官位，百僚互相效法，顺应天时，就能成就所有的政务。禹请问九德品例，皋陶云：

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上述九句，均以“而”字居中，前后各有一字。前九字之义，郑玄解释说，“宽谓度量宽弘，柔谓性行和柔，扰谓事理扰顺”，“愿谓容貌恭正，乱谓刚柔治理，直谓身行正直”，“简谓器量凝简，刚谓事理刚断，强谓性行坚强”。足见前九字均是美德。既是美德，为何还要在其后再各附一字？前九字与后九字是何关系？

郑玄认为，前九字与后九字是一德之两面、上下相兼的关系：“凡人之性有异，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上下相协，乃成其德。”孔颖达疏申述郑义：“是言上下以相对，各令以相对兼而有之，乃为一德。此二者虽是本性，亦可以长短自矫。宽弘者失于缓慢，故性宽弘而能矜庄严栗，乃成一德。九者皆然也。”^⑥注疏之说认为，前九字与后九字之义并立，两者互足，各成一德。但前九字与后九字区别何在，则语焉不详。

清儒孙星衍认为两者有轻重关系，前九字是行，后九字是德，并引《周礼·师氏》郑玄注“在心为德，施之为行”解之：“行谓宽、柔、愿、乱、扰、直、简、刚、强之行。九德谓栗、立、恭、敬、毅、温、廉、塞、义之德，所以扶掖九行。”^⑦孙氏对前后九字作整体区别，而以“行”与“德”分领之，前者属于正当行为，后者表明前者已进入道德层面，两者有精粗、高下之别。

孙说虽巧，然未必为是。其一，就《皋陶谟》文本而言，前九字与后九字并无一一对应的高下关系，如直而温，正直而温和；宽而栗，宽宏而庄栗；简而廉，刚毅而无虐等，是否就能说前者为行，后者为德？显然不能。其二，《周礼·地官·大司徒》以“乡三物”教民，一为“六德”，二为“六行”。六德即知、仁、圣、义、忠、和，六行即孝、友、睦、姻、任、恤。两者完全没有对应关系，无法如《皋陶谟》“九德”，以“而”字前后系联成对。其三，郭店楚简《五行》篇提及行与德之行：

仁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义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礼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智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圣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德之行。^⑧《五行》强调行有“形于内”与“不形于内”之别。形于内者，德已内化为生命体之一部分，德与行浑然一体，堪称“德之行”。反之，仅是行为符合道德要求，但非由心出，则称之为“行”。《五行》此说，既未将德与行列为具有递进层面的关系，更未如《皋陶谟》用两组文字说德行。故孙说不可从。

金履祥以上九字为资质，下九字则进修，而合为九德，并解释必以二字合德的原因：

宽者易弛，宽而坚果则为德。柔者易弱，柔而卓立则为德。谨厚曰愿，愿者易同流合污而不庄，愿而严恭则为德。治乱曰乱，乱者恃有治乱解纷之才则易忽，乱而敬谨则为德。扰者驯熟而易耎，扰而刚毅则为德。直者径行而易讦，直而温和则为德。简者多率略，简而有廉隅则德也。刚者多无蓄，刚而塞实则德也。强者恃勇而不审宜，故以强而义乃为德也。^⑨资质乃是人的德性自发流露，具有先天属性。进修，则是认知主体在后天的进德修身。从良好的资质出发，经过自身的修为而及于德性圆满的境界，方是真正的“德”。其说与郑玄之说近似。

无独有偶，《左传》有一段话与《皋陶谟》九德句式相似，可资参验。鲁襄公二十九年，吴季札聘鲁观周乐，乐工为之歌各国之《风》及《小雅》、《大雅》，季札逐一评说。及至乐工歌《颂》，季札听后大为赞叹：

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畣，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

从“直而不倨”至“行而不流”凡十四句，皆是赞美王者的完美德行，每句“而” 字之下均有一“不”字，孔颖达《左传正义》云：“皆下字破上字。”此句式与《论语》“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相若，旨在突出德行正而不失；而《皋陶谟》“某而某”句式意在强调正而不偏，有异曲同工之妙。孔颖达疏解道：人性直者易于倨傲，而“王者体性质直，虽富有四海，而不倨傲慢易”；在下之物多因曲而屈桡，而“王者曲降情意，以尊接下，恒守尊严，不有屈桡”；相近者失于相逼，而“王者虽为在下与之亲近，能执谦退，不陵逼在下”；相去远者失于乖离，“王者虽为在下与之疏远，而能不有携离倩疑在下”；数迁徙者失于淫佚，而“王者虽有迁动流去，能以德自守，不至淫荡”；去而复反则为人所厌，而“王者政教日新，虽反覆而行不为下之厌”；薄哀者近于忧愁，而“王者虽遇凶灾，知运命如此，不有忧愁”；乐者失于荒废，此“乐而能不荒废也”；用之不已，物将匮乏，此“用而不可匮也”；志宽大者多好自宣扬，“此虽广而不自宣扬也”。好施与者皆费损财物，“此能施而不费损也”。取人之物失于贪多，“此虽取而不为贪多也”。处而不动则失于留滞，此“虽久处而能不底滞也”，王者能相时而动，时未可行，虽复止处，意不底滞。行而不已则失于流放，“此虽常行而能不流放也”^⑩，王者能量时可行，施布政教，制之以义，不妄流移。由孔颖达此疏，可知《皋陶谟》“九德”与季札所论相通，都是说德性圆满。

“颂”乃圣贤至治之极的乐曲，峻峭而圆融的德性与庄严的艺术形式兼具，用于宗庙，播之万世。此十四句所涵盖的内容，比《皋陶谟》“九德”更为严密与完备。由此足见，古人追求道德完满，几乎到了苛刻的程度，要求人们既要提炼自身先天的资质之美，又要以后天的修为克服先天美质的局限，走向理性而圆融的道德境界。

二、孔门论德性圆满

人是万物灵长，人性本善。但凡是人，总能具备某些与生俱来、自然而然的良善德性，如忠信为美德，而人多有之，孔子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 ( 《论语·公冶长》 ) ，便是明证。人虽有美德，若拘泥执一，则不免流入偏颇。如曾子天性孝纯，自是美德，然其一味行孝，不问是非，不知变通，即使为父母所殴亦不知躲避，以致身伤，而有愚孝之嫌，故孔子叹而责之。

孔子继承前代传统，以《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经为教。即便对于自己手定之《六经》，孔子认为也不可陷入盲目性，若一味拘泥，则适得其反，而致有偏颇之“失”。《礼记·经解》云：

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孔颖达疏释《六经》大旨云： “《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书》录帝王言诰，举其大纲，事非繁密是疏通，上知帝皇之世是知远也”；“《乐》以和通为体，无所不用，是广博，简易良善，使人从化，是易良”；“《易》之于人，正则获吉，邪则获凶，不为淫滥是絜静，穷理尽性、言入秋毫是精微”；“《礼》以恭逊、节俭、齐庄、敬慎为本，若人能恭敬节俭，是礼之教也”；“《春秋》聚合会同之辞是属辞，比次褒贬之事是比事也”⁽¹¹⁾。

六经之教，乃圣人之教，其主旨自无问题，但下文孔子又一一指其失，岂非悖逆经旨？郑玄注云：“失，谓不能节其教者也。”简单地以六经教民，而不知有所节制，则绝非深知六经者，“言深者，既能以教又防其失”。孔颖达疏进一步解释以六经教民何以亦会出现偏颇之疑惑，“《诗》主敦厚，若不节之，则失在于愚”；“《书》广知久远，若不节制，则失在于诬”；“《乐》主广博和易，若不节制，则失在于奢”；“《易》主絜静严正，远近相取，爱恶相攻，若不节制，则失在于贼害”；“《礼》主文物、恭俭、庄敬，若不能节制，则失在于烦苛”；“《春秋》习战争之事，若不能节制，失在于乱”⁽¹²⁾ 。如何方是深知六经者？《经解》云：

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絜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

任何真理都有其局限性，局部真理不能替代真理的全部，故必须客观分析利弊，既要明白真谛之所在，又要知晓其容易出现的偏颇。《经解》的“温柔敦厚而不愚”，“疏通知远而不诬”，“广博易良而不奢”，“絜静精微而不贼”，“恭俭庄敬而不烦”，“属辞比事而不乱”云云，与上举“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等并无二致，均是为了纠道德偏颇之失。《经解》孔颖达疏最后以《诗》教为例加以总括：“此一经以《诗》化民，虽用敦厚，能以义节之，欲使民虽敦厚不至于愚，则是在上深达于《诗》之义理，能以《诗》教民也，故云深于《诗》者也。”⁽¹³⁾

正是基于对德性的清醒认识，故孔子及其弟子，始终关注如何对人的良善本性进行规范的问题。如恭、慎、勇、直之类的德行，若无礼的约束，也会走向反面，孔子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 《论语·泰伯》)又如“勇”，流血牺牲，在所不惜，并非尽人皆能，但若不加调控，则极易走向鲁莽行事、犯上作乱之道。春秋乱世，其中不乏“勇”者的推助之力。血气之勇只有与礼结合，才能成为理性之勇。孔子说：“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 )如此，勇始有正确的道德指向，方是真勇。子路好勇，而孔子对子路的批评甚多，《论语》中时有所见。

由此足见，孔子关注的重点在于，如何使本能的善行克服过或不及的偏颇，成为理性的美德。从 20 世纪 90 年代出土的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等篇可知，孔子身后，子思学派对心性问题有极为细密的论述。《中庸》一篇，论人的喜怒哀乐之性，如何做到“发而皆中节”，无过无不及，始终保持中和状态，并以此为最高境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此篇可视为子思学派心性研究的结穴，《乐记》等论述音乐理论之作，无不受此影响。

三、乐教的学理

先哲既已洞知德性易入偏颇，又如何提出过解决之道？答案即在《尚书·舜典》之中：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舜帝命夔“典乐”，职责是“教胄子”，即教育国子(14)，使之具有“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等“四德”，马融依次解释为：正直而色温和；宽大而敬谨；刚毅而不害虐；简而无非奡嫚(15)。《舜典》“四德”均在前述《皋陶谟》“九德”之中，两者旨趣一致。“四德”为“九德”之要，乃胄子道德达标的基本要求，故舜帝特出言之。养成胄子“四德”之责，由“典乐”之官承担，亦即通过乐教来完成。以今人之观点视之，简直不可思议。然《皋陶谟》所说，绝非空穴来风，乐官教胄子之制度，确乎见存于先秦教育体系之中。如《礼记·王制》载，乐官之长乐正，以诗、书、礼、乐“四术”来“造士”(从王太子到元士的嫡子等贵族子弟)：“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是为乐正必须顺从的先王之道。又如《礼记 · 内则》载：“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十五岁)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礼记·文王世子》贵族子弟所学科目，乐教所占比重尤大：

凡学世子及学士，必时。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龠，皆于东序。小乐正学干，大胥赞之；龠师学戈，龠师丞赞之。胥鼓《南》，春诵夏弦，大师诏之。瞽宗秋学礼，执礼者诏之。冬读《书》，典《书》者诏之。干戈是《万》舞的道具，羽龠是《龠》舞的道具。前者象武，后者象文。小乐正、大胥、龠师、龠师丞四者是乐官的下属。足见礼乐是先秦时期国子学习的主要课程。

乐何以能教人，其机理何在？一言以蔽之，在于乐能正面引导人的性情。人皆有喜怒哀乐之性，性存于内，外发则为情。外物感于心，心动则性起，性起则情发，故情由心出，音为心声。《礼记 ·乐记》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又云：“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乐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人之道也。”《乐记》对音乐发生的机理、功用以及社会影响，作了成体系的表述，而归宗于情。唐君毅先生说：“《礼记》之论礼乐之原，皆直在人文之始创处立根，以见此礼乐之文之始创，乃纯出于人情之自然。”⁽¹⁶⁾

人皆有情，音是其表露形式。但人情殊万，高下不一，“有节有侈，有正有淫”( 《吕氏春秋·古乐》) ，既有“正声”，亦有“奸声”，并非都合于道德理性。人是群居的动物，具有社会性，因此，音的外发不可简单视之为个人行为，必须顾及对周边人群的影响。不同的音产生不同的社会效应，或积极，或消极。《礼记 ·乐记》孔颖达疏：“乐声善恶，本由民心而生，所感善事则善声应，所感恶事则恶声起。”人心所感事物的善恶，决定应感者所出之声的善恶；万万不可忽视的是，乐又能“下感于人”，即反作用于人，“乐又下感于人，善乐感人，则人化之为善，恶乐感人，则人随之为恶。是乐出于人，而还感人，犹如雨出于山而还雨山，火出于木而还燔木”⁽¹⁷⁾。各色心声不断外发，闻者的心境难免受其左右，“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礼记·乐记》)。善倡则善和，恶倡则恶和，《乐记》说“倡和有应”，是之谓也。由此引发出“心术”的问题。

心术，术犹言道路。心路端正与否，对人生极端重要。正确的心术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与外物的交互感应中，渐次而成形。《乐记》云：“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人性的禀赋千差万别，良莠不齐；外物更是形形色色，善恶不等，若长期为淫荡奸邪的外物所感，必然招致恶果，“土弊则草木不长，水烦则鱼鳖不大，世浊则礼繁而乐淫。郑卫之声，桑间之音，此乱国之所好，衰德之所说。流辟越慆滥之音出，则滔荡之气、邪慢之心感矣。感则百奸众辟从此产矣”(《吕氏春秋 ·音初》 )。所以《乐记》说：“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于此矣。”心术的形成，与所感受的音乐的好坏直接有关，不可不慎重对待。

鉴于音乐品位的复杂性，《乐记》将今人所说的音乐分为声、音、乐三个层次，乐的层级最高，《乐记》说“德音之谓乐”。乐的作用是端正人情，使之及于中和之境。《乐记》说：“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其意义在于用道德理性管控人情。徐复观先生说：“性与情，是人生命中的一股强大力量，不能仅靠'制之于外’的礼的制约力，而须要由雅颂之声的功用，对性、情加以疏导、转化。”⁽¹⁸⁾最得乐旨。

乐之所以能管控人情，首先涉及乐的结构。在儒家音乐理论中，乐之为体有三：志、声、容，其表现形式则为诗、歌、舞。《乐记》云：“诗言其志，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皆本于心。”孔颖达疏：“容从声生，声从志起，志从心发，三者相因，原本从心而来，故云'本于心’。先心而后志，先志而后声，先声而后舞。声须合于宫商，舞须应于节奏，乃成于乐。”⁽¹⁹⁾甚是。

乐的三要素中，诗言志达情，是乐的灵魂。《尚书·舜典》孔颖达疏：“作诗者自言己志，则诗是言志之书，习之可以生长志意，故教其诗言志以导胄子之志，使开悟也。作诗者直言不足以申意，故长歌之，教令歌咏其诗之义以长其言，谓声长续之。”⁽²⁰⁾《诗》乃是“言志之书”，能令人“生长志意”，习之可以“导志”、“开悟”，端正心志。此外，诗旨深远，“直言不足以申意”，所以要“歌咏其诗之义以长其言”，诗与歌浑然一体，不能分离。诗之可贵，在于“思无邪”，表达的心志中正不偏。

今人多将《诗》理解为单纯的文学作品，大失《诗》旨。在以德为本的上古中国，《诗》与《书》、《礼》、《乐》、《易》、《春秋》等都是德育教材，孔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此处的兴、观、群、怨，在《诗经》学上非常著名，可谓尽人皆知，朱熹《集注》分别解释为“感发志意，考见得失，和而不流，怨而不怒”，又释“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为“人伦之道，《诗》无不备，二者举重而言” ⁽²¹⁾，可见孔子以正性情、敦人伦为《诗》旨大要。

诗言志，为有感而发，为礼乐的先导。孔子云：“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礼记·孔子闲居》)《乐记》则云 “情见而义立，乐终而德尊”，唐君毅先生解释说：“其情之见于乐，亦即其义之由此以立，其德之由此以尊。此乃纯为将君子之乐，视为君子之性情、志气、德之直接表现之论。”⁽²²⁾

《诗》诉说情志的形式，往往衷肠百转，一唱而三叹，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诗》所包含的曲式，杨荫浏先生归纳为如下十种：一个曲调的重复，如《周南 ·桃夭》；一个曲调的后面用副歌，如《召南·殷其雷》；一个曲调的前面用副歌，如《豳风·东山》；在一个曲调的重复中间，对某几节音乐的开始部分，作一些局部的变化，如《小雅 ·苕之华》；在一个曲调的几次重复之前，用一个总的引子，如《召南 ·行露》；在一个曲调的几次重复之后，用一个总的尾声，如《召南 ·野有死麕》；两个曲调各自重复，联接起来，构成一个歌曲，如《郑风 ·丰》；两个曲调有规则地交互轮流，联成一个歌曲，如《大雅·大明》；两个曲调不规则地交互轮流，联成一个歌曲，如《小雅·斯干》；在一个曲调的几次重复之前，用一个总的引子，在其后，又用一个总的尾声，如《豳风·九罭》等⁽²³⁾。其表现手法，极富变化。

通过善声影响民心，树立良善的民风，离不开诗。《毛诗序》云：“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诗教能齐一天下的民声，是成本最低、收效最快的教化方式，所以《乐记》说：“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然“诗之感人，尤不如乐之直接”⁽²⁴⁾，故又以乐器、舞蹈烘托，“文以琴瑟，动以干戚，饰以羽旄，从以箫管。奋至德之光，动四气之和，以著万物之理” (《礼记·乐记》 )。以琴瑟美化其声音，以干戚振动其身体，以羽旄装饰其道具，以此奋动天地之至德，感动四时气序之和平，彰显亲疏、贵贱，长幼、男女等万物之道理。是以“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礼记 ·乐记》 )。其乐播行于世，则伦类清美、耳聪目明、血气和平，足以移易蛮风陋俗，使天下趋于安宁。

所有的艺术形式，都紧紧围绕“中和之德”的主题展开，不仅诗旨要中正，乐器的大小、音响的清浊，也要适度中正，不可对听觉造成不良刺激。乐器与乐器的配合，亦须协调，八音克谐。《吕氏春秋》认为“乐之务在于和心”，并论及乐器“适”人心的问题：“夫音亦有适”，“太钜、太小、太清、太浊，皆非适也。何谓适？衷音之适也。何谓衷？大不出钧，重不过石，小大轻重之衷也”(《吕氏春秋·适音》 )。

《乐记》云：“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孔颖达疏云，“德在于内，乐在于外，乐所以发扬其德，故乐为德之光华也”⁽²⁵⁾。唐君毅先生说，“诗之意义与韵律，与乐之节奏，固皆表现吾心之理”，“心之有所期、有所志，原于性，而性即性之理，故诗乐兼达情与显理”⁽²⁶⁾。乐的终极目标是善化人心，故《乐记》云：“致乐以治心。”

诗、歌、舞一体的乐，既有性情中正的主旨，又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听者浸润其中，反复涵泳，陶然欲醉，自身心情不能不与之和同，感化的效果最为直接。《乐记》在纵论音乐的功用之后，感慨地说：“乐观其深矣！”意思是说，“乐为道，人观之益大深”，孔颖达疏引皇侃之言称，“乐观其深”是“古语”。可见古人皆知乐之机理精致博厚，妙理湛深，可运之无穷。大雅之乐，可令人倾倒，季札观《韶》，为舜的大德之乐而由衷感叹：“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韶》以其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令孔子“三月不知肉味”，感慨“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赞扬其 “尽美矣，又尽善也”(《论语·八佾》)。

乐与治道、风俗的关系，《吕氏春秋》亦多所论及，如“欲观至乐，必于至治。其治厚者其乐治厚，其治薄者其乐治薄。乱世则慢以乐矣”(《吕氏春秋·制乐》 )，“凡音乐通乎政，而移风平俗者也。俗定而音乐化之矣。故有道之世，观其音而知其俗矣，观其政而知其主矣。故先王必托于音乐以论其教”(《吕氏春秋·适音》)等，皆是。

惟其如此，故听乐可以知政。季札聘鲁观周乐⁽²⁷⁾，乐工为之歌二《南》，季札赞其“勤而不怨”，不愧为王化之基；为之歌《邶》、《?{》、《卫》，赞其“忧而不困”，而知康叔、武公德化深远；为之歌《王》，赞其“思而不惧”，犹有先王之遗风；为之歌《豳》，而赞其“乐而不淫”，猜测为周公之东所作；为之歌《齐》，赞其有泱泱大国之风，为东海表式，或将复兴；为之歌?《唐》，赞其忧思深远，有尧之遗风。这些是较为正面的评论，季札也有较为负面的评价，如为之歌《郑》，感叹虽有治政之音，但为政琐细，民弗能堪，不久将亡；为之歌《陈》，而觉淫声放荡，无所畏忌，如国之无主，其亡不远(《左传 ·襄公二十九年》)。

夔教胄子，因其作为未来的治平之才，最初级的任务是修养自身的心性；终极目标则是成为一国或者天下的道德表率，提振万民的习俗与风气，而诗是贯通这一切的最直接的枢纽。为此，贵胄必须从接受诗教开始，从自身做起，而着眼于风教。《毛诗序》云： “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是以诸侯风化天下的政教，必始于乐。

四、中西乐教思想异同

将音乐用于教化，并非中国所特有。在古希腊，约略与孔子同时的杰出哲人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亦提出过类似的学说。毕达哥拉斯在音乐理论上有开创之功，可惜其著作多已亡佚，仅有零星片段散存于亚里士多德等学者的引述中。现将两者作一粗略的比较，以期引起学界对中西音乐理论异同的关注。

首先，关于音乐的起源。亚里士多德指出，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看来，“数在整个自然中看来是居于第一位的东西“，所以“数的元素就是万物的元素”，“整个天就是一个和音，也是数”⁽²⁸⁾，由此提出“万物皆数”的理论，认为整个宇宙是数及其关系的和谐的体系，万物背后都有数的法则在起作用，数决定了自然、神、心灵和宇宙的关系，上帝通过数来统治宇宙。他们进而用数学研究乐律，产生了“和谐”的概念。他们发现音的高低和振动的弦长之间存在比例关系，体现了数的和谐与均衡美，认为音乐源于数。

如前所述，以《乐记》为代表的中国音乐理论，更为强调音乐与人心的关系，关注音乐对人情的影响，与古希腊贤哲所见有明显差异。

其次，关于音乐的教育功能。毕达哥拉斯提出了节奏和旋律的概念，认为它们能对人的情绪产生不同影响，“他是第一个凭借节奏和旋律确立音乐教育的人。因为音乐能医治人类坏的品性，使人的心灵恢复到原来质朴的正常状态”⁽²⁹⁾。毕达哥拉斯认为，节奏和旋律可以抑止不良情绪，有益于人的精神健康，因而提出了音乐治疗的理念。

亚里士多德进而提出求德性之中的理念：“人之品质有三：(一)情感，(二)本能，(三)德态。然则三者之中，道德必居一焉。”严群先生解释说：“情感为何？喜怒哀乐爱恶欲之谓也。何谓本能？所以发生情感之天然能力也。德态云者，乃吾人对于情感之趋向。”情感趋向，有适中及太过不及之分，亚里士多德认为，“成德之难，其有故哉！盖中最难求”，“夫怒之态度，对象，时会，与久暂，其适当处至为难定。应怒而不怒，人或以为温和；不应怒而怒，人或以为刚直”⁽³⁰⁾。

儒家贤哲的音乐理论旨在求性情之中，追求道德的圆融。唐君毅先生说，《礼记》论礼乐，以《礼运》与《乐记》最为重要，“故《乐记》一方以人情必表现为乐，一方亦以唯君子为能知乐，圣人方能作礼乐。《礼运》溯礼之原于人情，而又以唯圣人能知人之喜怒哀乐爱恶欲之人情，而'礼义以为纪，人情以为田’，故曰'人情者，圣王之田也’”⁽³¹⁾ 。在这一层面，中西大哲的见解大致相近。

再次，关于礼乐关系。中西都有礼与乐，但在对两者关系的处理上有明显不同。毕达哥拉斯、亚里士多德论音乐至多而论礼绝少，两者不相侔，与儒家“礼外乐内”之说大相径庭。礼乐相将，不可分离之说，在《礼记》中可谓触目皆是，殊难枚陈。近年出土的郭店楚简《六德》篇也有“观诸礼，乐则亦在矣”，“仁，内也。义，外也。礼乐，共也”⁽³²⁾等语。钱穆先生说，“西方人生亦礼，亦有乐，但礼与乐必互相分别。中国人生贵和合，礼乐亦相和合”，中国人“礼中必有乐，乐中亦必有礼。和合凝成，融为一体。一分一合，此亦中西文化一大分别所在”⁽³³⁾ ，至确。

再次，关于乐在文化中的地位。毕达哥拉斯高度重视音乐教育，认为“向感官灌输音乐，对于人类来讲，是头等重要的事情”⁽³⁴⁾，欧洲政府与民众普遍重视音乐教育的作用，以之作为人格养成的重要手段，与毕达哥拉斯有直接关系。时至今日，西方中小学的学生都必须接受严格而完整的古典音乐的教育，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儒家将乐教视为德性教育的最高境界。先王之乐完美纯熟，是为最好的教材，《乐记》云，“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以化万民。《乐记》屡屡用天地喻礼乐，视为至高至重之道。唐君毅先生说：“《易传》以乾坤为天地之道，而《乐记》则以天地之道即礼乐之道。盖即谓此天地所表现之序别而分，即天地之大礼，其所表现之合同而化，即天地之大乐也。此就自然之天地，而视为人文之礼乐所弥沦，实为一儒家之礼乐思想之一最高之发展。”⁽³⁵⁾

儒家又以乐为人生修养的最高境界。徐复观先生说： “乐的规范性则表现为陶镕、陶冶。”认为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论语·泰伯》)，“把乐安放在礼的上位，认定乐才是一个人格完成的境界，这是孔子立教的宗旨”；“到了孔子，才有对于音乐的最高艺术价值的自觉；而在最高艺术价值的自觉中，建立了'为人生而艺术’的典型”⁽³⁶⁾ 。其说甚得乐理之旨。

在儒家学说中，成就完美的人格，离不开礼乐。《论语·宪问》中子路问成人，孔子回答说：“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钱穆先生诠释此语说：

孔子理想中之完人，则须于技能、智慧、德行之上，更有礼乐一项。唯有礼乐人生，始是经过文化教育文化陶冶的人生中之最高境界。礼乐，非技能，非智慧，亦非品德。乃在三者之上，而亦在三者之内。若使人类日常生活没有了礼乐，纵使各人都具备才艺、智慧与品德，仍不理想。未经礼乐陶冶的个人，不得为成人。无礼乐的社会，将是一个不安的社会。无礼乐的天下，将是一个不安的天下。 ⁽³⁷⁾在孔子看来，技能、智慧、德行三者备具，尚不能称为完人，三者之上还应加上礼乐一项，“唯有礼乐人生，始是经过文化教育文化陶冶的人生中之最高境界”，“未经礼乐陶冶的个人，不得为成人”⁽³⁸⁾。

总之，中西方古先贤哲关于音乐教育的体系不同，切入的角度有别，但都极言音乐的教化功能，淡化其娱乐功能，以之为成人教育必不可缺的重要环节，则完全相同。儒家说乐，体大思精，多格言警句，尤为缜密深刻，对于改革我们今天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极富启迪意义。

注释：

①钱穆：《周公》，《钱宾四先生全集》第 26 册，台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8 年， “弁言”第 4 页。

②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 1959 年，第 454 页。

③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 (修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340 页。

④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 (修订本)，第 359 页。

⑤赵光贤：《周代社会辨析》，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第 145 页。

⑥孔安国传，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 1980 年，第 138 页。

⑦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北京：中华书局， 1986 年，第80 页。

⑧刘钊：《郭店楚简校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第 69 页。

⑨金履祥：《尚书表注》，北京：中华书局， 1985 年，第 14 页。

⑩杜预注，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 2007－2008 页。

(11)郑玄注，孔颖达等正义：《礼记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 1609 页。

(12)郑玄注，孔颖达等正义：《礼记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 1609 －1610 页。

(13)郑玄注，孔颖达等正义：《礼记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 1610 页。

(14)参见王引之：《教胄子》，《经义述闻》，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第 74 页。

(15)后二句今本不见，惠栋所见古本有之。江声：《尚书集注音疏》，《清经解》，南京：凤凰出版社， 2005 年，第 2991 页。

(16)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年，第 54 页。

(17)郑玄注，孔颖达等正义：《礼记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 1535 页。

(18)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第 13 页。

(19)郑玄注，孔颖达等正义：《礼记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 1536 页。

(20)孔安国传，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 131 页。

(21)朱熹：《论语集注》，济南：齐鲁书社， 1992 年，第 177 页。

(22)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第 56 页。今所见《诗》三百，格调不一，是否都可以用于风教？历代学者持论不一。子夏批评说，“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 《礼记 ·乐记》 )。朱熹将《诗》分为两类，《雅》、《颂》“是当时朝廷作者”，《国风》“乃采之民间，以见四方民情之美恶，二《南》亦是采民言而被乐章耳”，而变风不然。林子武问：“《诗》者，中声之所止。”朱子回答说：“这只是正风雅颂是中声，那变风不是。„„若变风，又多是淫乱之诗。”(朱熹：《朱子语类》卷八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顾炎武认同朱子之说，并具体指出《国风》有入乐者、有不入乐者，《大雅》、《小雅》也有入乐者与不入乐者(顾炎武：《诗有入乐不入乐之分》，《原抄本日知录》卷三，台北：明伦出版社， 1970 年，第 59 页)马瑞辰持异说：“《诗》三百篇，未有不可入乐者。”(马瑞辰：《杂考各说 ·诗人乐说》，《毛诗传笺通释》卷一，北京：中华书局， 1989 年，第 1 页)

(23)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册，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0 年，第 57－61 页。

(24)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第 423 页。

(25)郑玄注，孔颖达等正义：《礼记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 1536 页。

(26)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第 420 页。

(27) 《礼记 · 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为有勋劳于天下，是以封周公于曲阜，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故鲁国得有周天子之乐。

(28)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 年， 985b，第 23－35 页。

(29)Guthrie, W · K ·C., A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 Vol.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349.

(30)严群：《亚里士多德之伦理思想》，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第 38、 37 、45 、46 页。

(31)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第 55 页。

(32)刘钊：《郭店楚简校释》，第 108－109 页。

(33)钱穆：《礼乐人生》，《新亚遗铎》，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2004 年，第 520 页。

(34)Guthrie, W · K ·C., A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 Vol. 1, p. 3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