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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浙地》安昌古镇的师爷文化 社区为了亲民，时常组织小区居民到杭州附近地区“一日游”。正是桂花飘香的时节，跟随一大帮满头飘“雪”的银发族，兴味盎然地来到绍兴安昌古镇游览。安昌古镇是绍兴四大古镇之一，也是浙江省的历史文化名镇。始建于北宋时期，后因战乱，多次焚毁，于明清时期重建，其建筑风格传承了典型的江南水乡特色，一衣带水，古朴典雅。这里的特产安昌腊肠、扯白糖远近闻名，进入古镇随处可见。具有水乡风情的水上婚礼也是别具特色。这里也是绍兴师爷的故乡。最有特色的是安昌的小桥。每年的腊月风情节吸引了大量游人。 本没这个闲情逸致来游所谓的古镇，但我知道安昌是绍兴师爷的故乡，镇上还有一个全国独有的“师爷博物馆”，主要是冲这个题目而来，想好好看看绍兴的师爷博物馆。因为这个博物馆里有一段中国文化特别的时光，尘封在古镇的尘埃里。更有一段中国特殊的师爷文化历史镌刻在古镇的岁月里，需要我来这里进行淡淡的追逐。追逐那些散落在安昌镇青石板上的时光过往；追逐那些遗忘在寻常巷弄中的流光记忆。 走在古镇的小巷窄弄，似能听到一首悠扬的历史交响曲。一路走过，来往的人潮并没有想象中的熙熙嚷嚷，时光也在这一刻变得温凉。仿佛所有悲欢离合都可以淡淡遗忘；所有模糊的记忆都安然无恙；所有烟云往事都毫发无伤。都说世事无常，老去的年华早已平添了几许沧桑，远离而去的故人也已不知去向，可是这座古老的小镇还是旧日的模样。 青石板上，历经了千年风雨的桥。那些厚重的历史就这样被揭开，仿佛这里的每一寸光阴都浮动着莫名的气息。青砖绿瓦，遮住了流过指尖的光阴。仿佛所有时光来到这里，都可以静止，静止在小桥流水之中，就这样随波逐流，不问东西。 古镇岁月的老墙上，刻着斑驳的记忆，诉说着流传千年的故事。我相信，那是经历了无数风吹雨打而留下的痕迹。曾经的缠绵，有过的细语，就散落在巷口之中。当帷幕降落，也只能隔着天涯彼此相望。时光走到深处，岁月也会荒凉。古镇的山水总是以相同的姿态，迎接来往的过客。 走马观花、浮光掠影，是认识不了任何古镇的，只有细细观察、慢慢品味，或坐在流水清幽、乌蓬船轻摇的小河边，看河底光影斑驳、水草曼舞。远处天际上斜阳外的烟霞，总是不约而至，伴随着而来的，还有日光下浮动的莫名的幽香。我想到的，总是一段无声的岁月，和一段已经苍白的回忆。都说往事经过沉淀，越发的历久弥香。可是岁月与人总有一天，会两两相忘。 人世代代，红尘万里，其实，真正的人生经不起轰轰烈烈；也经不起平平淡淡。将那些刻骨铭心的过往，全都遗忘。遗忘在古镇的青石板上，遗忘在街道寻常巷弄里，遗忘在历史的青砖绿瓦中。然后觅一间无人的小桥流水人家，把所有的心事煮成一壶茶，将日子过成白璧无瑕。然后会想起曾经走过的古镇风情，还有古镇那段温润如玉的云水流光。 来到“绍兴师爷博物馆”，门前赫然挂着一块写着“绍兴师爷研究中心”的牌子，对着那块全国“唯一”的招牌，咸触良多。绍兴师爷博物馆，位于安昌镇西市新安桥西首清末绍兴师爷娄心田故居“斯干堂”，门厅狭促，可当你进入台门后，里边的建筑气派大方，三进四天井，屋宇深邃，馆内以大量资料、实物介绍绍兴师爷，国内的确尚无同类展馆。正如此，引起我的极大兴致，我将后来的时间全部用到了参观、研究师爷博物馆。 师爷又称幕友、幕宾、幕客等，是人们对于作幕之人的一种俗称。师爷虽然是政府部门的佐治人员，但一般并无官衔职称，也不在政府体制之内。师爷由幕主私人聘请，与幕主实属雇佣关系。幕主尊师爷为宾、为友，师爷称幕主为东翁、东家。师爷发源于周官幕人，历代都有发展。至明代，师爷作为一种特殊的幕业形态开始萌芽。到清代，师爷非常活跃，上自督抚，下自州县，都聘请师爷佐理政府事务。晚清，曾国藩幕府人才鼎盛，形成近代军阀幕府，影响一直延续到民国。民国幕僚是清代师爷的尾声和惯性延续。 由于师爷并不是朝廷认可的官僚，所以在清朝晚期，著名的洋务派官员张之洞向皇帝上奏，呼吁改革师爷制度，被采纳，师爷的历史就此终结。如此，可以说，张之洞是中国师爷制度的终结者。 绍兴师爷是封建官场的一种现象，其宦海生涯充满传奇色彩。历史上绍兴出的师爷最多，有“无绍不成衙”之说。 清代官署中的幕僚，由于绍兴籍人比较多，所以就有绍兴师爷的说法。幕友和书吏所以多绍兴人，与绍兴人文化素养高、苛细精干、善治案牍等特点有关，这些特点皆适宜作幕为胥。绍兴人所以不远千里入都为胥，又与绍兴人不恋乡土的乡风和当地人多地少的经济状况有关。到了后来，绍兴师爷又引申成了谋士的代称。 博物馆的介绍里面有这样一段话让“绍兴多出师爷”有其特定的地域人文背景：历史上，绍兴素为文化之邦，人文荟萃而仕进有限，在乡地狭人稠，谋生农艰商轻，故于读书无成者，学幕为其一大出路；绍兴人处世精明，治事审慎，工于心计，善于辞令，尤适于做师爷；做师爷的“专业知识”近于家传手艺，绍兴人家族观念重，同乡情谊浓，外出做官为幕者，出于亲情乡谊你引我荐，遂使绍兴师爷群体蔚为大观。参观过程中，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绍兴师爷脑子聪明，口风紧，主意多，善于出谋划策，懂得审时度势。但是命运不济，虽有作官之才却无作官之命。 现在很多的文学艺术作品对绍兴师爷赋予一种贬义，但其实这并不是它的本义。就像有时候人们说到律师也会有一种强词夺理，为虎作伥的感觉一样。晚清重臣李鸿章年青时也曾做过师爷。 师爷在中国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从绍兴师爷博物馆的资料中，可以看出，至汉代幕府业已发展成熟，不过是以另一种形态出现，那就是刀笔吏。史载，大将军卫青对长史下了一道命令，催促李广到幕府去回答军队迷失道路之事。李广到幕府后，对他的手下人说：“我今年六十多岁了，终究是不能再次面对刀笔之吏。”于是引刀自刎。看来李广对幕府刀笔吏的厉害深为知晓。这有前车之鉴。汉景帝时有人诬告周亚夫谋反，周亚夫辩解他买的兵器是“葬器”，是为了陪葬之用，吏簿则说：“你即使不在地上反，也会在地下反。”这种刀笔吏手法，在后代师爷故事中屡见不鲜。而“幕府”一词也首见于《史记》。 如果说汉代幕僚制度已基本成型，则中国的这种幕僚制度始之更早，具体到何时，无据可考。史料记载，汉代公卿、郡守都有权聘用僚属，光武中兴之后辟召之风尤其兴盛。光武帝曾征召过故人严子陵，但严子陵却宁愿在富春江钓鱼。东汉末，各派豪族军阀，拥兵割据，为确保各自发展，争将天下名士罗致幕下，以壮势力，这导致了幕僚制度进一步发展。 西晋永嘉之乱以后，中原战乱不断，北方大批士人南下，他们失去了原有的土地田宅，流落江表，一些地方实力派纷纷招引他们为宾客，以壮势力。另有一些挟一技之长的奇人异士，或者名声很高的“隐士”，身处乱世，也依附豪门望族为幕宾。 东晋时期权臣桓温图谋篡夺天下，参军郗超为他谋划。谢安与王坦之曾经去拜访桓温，谈论国家大事，桓温就让郗超藏在幕帐之后偷听。没想到一阵风来，吹开了帘帐，郗超露了出来，谢安笑道：“郗生可谓入幕之宾矣。”这是历史上首次出现幕宾一说。 以后经历代的发展，至明代，师爷这一称谓和职业开始萌芽和酝酿，但在明代政府文件中尚未提及幕友在政务上的作用，明末小说、戏曲里也没有“师爷”的形象。师爷作为一个独立的行业在明代尚未兴起，但体形已具。 清代是师爷的全盛时代，也是师爷活动的主要时代。来自草原的马背民族，要想统治中国，必须要有懂汉文化的人协助，清代地方主管官吏，上自总督、巡抚，下至知州、知县，一般都要聘请若干位师爷帮助自己处理政务。所以，清代师爷极为活跃，在清代官场和社会中的作用极为重要。他们是幕主的亲信、智囊、私人助理，幕主将他们倚为左右手，委以重任，不可或缺。他们本身虽然不是官，但是所办的都是重要的官府公事。他们手中掌握了相当一部分官府的实际权力，虽说是佐官以治，实际却在很大程度上是代官出治。 随着中西交流的日益频繁和加深，传统的师爷体制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新兴的洋务运动就对师爷体制形成了致命打击，肇始者就是前文提到的洋务运动的著名领袖张之洞。清朝末年，中国社会受到欧风美雨的强烈刺激，相应地起了各种变化，整个时代迅速走向崩溃，师爷体制也走向崩溃。 师爷肇始于明代中晚期，兴盛于清朝一代，没落、衰亡于清末民初，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活跃了大约三百年的时间。 现在的好多影视作品、书本里往往把“绍兴师爷”演绎成丑角，这是一种误解。其实所谓“师爷”，就是老辈手里那种为出征将帅和军政大员所延揽帮办各类事务的文人学士，是老底子的人对旧社会政府衙门里文职人员的一种称呼。“师爷”的工作是为主人或出谋划策，或参与机要；或起草文告，或代拟奏疏；或处理案卷，或裁行批复；或奉命出使，或联络官场。其中，刑名是最重要的一类师爷，说白了就是管打官司断案的。古代县官开门三件事：断案、钱粮、修县志。“师爷”的作用也就是围绕这三样工作，分作了刑名师爷、钱粮师爷、书启师爷三大类。“师爷”无官衔职称，仅受聘于主人而并非行政委任。“师爷”的崛起，并非凭借个别师爷的功绩名望，而是反映了当时封建统治阶层出于政治目的网罗特殊人才的需要。 绍兴师爷博物馆里展出了很多出自于绍兴的师爷事迹。博物馆里重点展出的有一个叫王春龄的师爷，我也只能重点观看并记载王师爷的事迹。王师爷先后在浙江省内不少县衙做过多年的“绍兴师爷”。一生游幕，虽名不见传，但为后世遗留近十多万字信稿、公交稿、布告稿、禀稿、账册和收费规目等，还有几件游幕时使用过的随身物品，为研究绍兴游幕人的活动及其政治影响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其所留文稿和物品多在“文革”时被焚，仅少部分被保存了下来。残存的遗稿中，最早一份是清光绪二年。最晚一份是宣统二年，游幕地点在浙江省宁波、乐清、嘉兴、海盐、诸暨和德清等地，文稿内容主要涉及县级政治运作、财政收支和游幕人生活等。 王春龄，字惠庭，上虞县百官镇人。生于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卒于民国二年（1913年）。他既不是名人、官人，也非出身望族，平平的一生，一个不起眼的“小吏”而已。他一生三十余年在外为吏，既未留下自传，也不曾向家人述说过为官情况，但从其家藏的遗留文稿中可知，他从清光绪二年（1876年）到宣统二年（1910年）任职，时间跨度长达30余年。任职地区，有鄞县、乐清、秀水、海盐、诸暨、德清等县衙。 王春龄在衙门做事，十分仔细，也非常节俭。事无巨细都有记录，做到有凭有据。如庚子年仲秋（公元1900年）的《日记》详细地记录了每天衙门进出的文稿。从记录的内容看，这本日记是在德清县衙门任职时留下的。当时师爷的办公用纸都十分粗糙，本子也是他们自己装订的。数张“公文套封”也当作文件夹而保存下来。许多文稿的纸张，有的是纸头、纸尾，大小不一。如“请牙帖新章减半账”是记在一张仅宽十余公分、长二十余公分的毛边纸上。而且这些纸片，竟是利用发票上裁下来的边纸书写的。王春龄在衙门做事，也非常谨慎，决不马虎。他起草的文稿，必有一稿、二稿。每稿都有改正字迹，一俟定稿，即送知县审阅，再画押，然后抄录存查。为了常常提醒自己，还特地用象牙制作了一枚“闲章”，请人刻了“谨慎”两字。这样的闲章不只一枚，还有“慎思”、“专心”、“实事求是”等数枚。凡复信稿、布告稿等稿件末尾，多用“专心”章，而案件的批，多用“慎思”章。这些“闲章”至今只有“谨慎”一枚还留着。他的谨慎、周到还表现在对日常事务的处理方面。 做师爷，不仅要有才智，更要博学具有多方面的知识。王春龄书读古今，事通中外，至今家藏书籍有：《纲鉴易知录》、《五大洲政治统考》、《英语读本》等。他书法俊秀，文字通达，能写奏、禀、启、示、告、信等文体，还精习会计。做师爷，有时也得“雅”一下。从留存诗稿的《自叙》中说：“幕中诸君子，皆风雅士，得子公余之暇，联文字交，因出旧作就质乃谬，诸君忻然乐任其役，为之参酌，校订，择其稍可……”这就是说，师爷还得帮助知县修改、抄缮诗作，然后去刻印。这本诗稿全为“歌功颂德”的旧体律诗，但抄写的“台阁体”文字却十分清秀。诗稿留藏家中，王春龄定然参与“修订”、“缮写”。 从王春龄做“绍兴师爷”留下的资料看,“绍兴师爷”按官场性质，大体可分为奏折师爷、书启师爷、刑名师爷和钱谷师爷数类。奏折师爷负责起草上奏皇帝的疏折。奏折事关尹令升黜，必须熟知经史、舆地、政制、兵法、民情，精通文笔，表述严谨，风格别具，要求较高；书启师爷专管书函应酬，逢年过节，喜庆丧伤，贺唁文字，冠冕堂皇，千篇一律；刑名师爷专门办理刑事案件和民事纠纷，掌管刑律，兼行司法事务。判案事关官吏前程和百姓切身利益，其重要地位可想而知；钱谷师爷经管财政、赋税事务，直接掌握地方财政命脉，其作用亦不可小视。 “绍兴师爷”在旧时衙门，虽属幕僚，但因其所处的特殊地位，府尹、县令每每受其约束、牵制，因此其作用和影响实在不可低估。众多师爷中也不乏有识之士，他们有忧国忧民的传统思想，想做点有益百姓的事。王春龄家藏的一份“禀”，实际上是揭发乐清县差役横行乡里的公文稿，站在老百姓一边说话，立场非常鲜明。又如光绪二十二年一份书办状告民妇打死他家家猫案，师爷批云：“尔系衙门书吏，应知理法，乃以养猫细枝，辄与妇女计较，已属不合。又敢来案妄渎，更属荒谬。着记过一次，以示薄惩。原章掷还。”读到这个批，真让人拍手称快。 “绍兴师爷”的启用或废黜，一般须经同僚推荐，有的跟随府尹、县令一起赴任或离任，他们仰人鼻息，看别人眼色行事，谨小慎微，不少人过着比较清苦的生活。王春龄遗存的不少《移交清单》说明，凡进出衙门，借用钱财，都必须立出清单移交。绍兴师爷作为官衙里的一个特殊人群，遍布于全国各省、道、府、州、县，形成了上下左右、纵横捭阖的关系网，他们之间，大都是亲朋、师生、旧交、故知，往往意气相投，性情相通，公私交往，通过亲戚故旧情谊办事，一般比较顺畅，而其中也确有一些人利用关系、把持政务、弄权纳贿，颠倒是非、为非作歹、坑害百姓，搞坏了许多人和事，无形中给绍兴师爷加上了圆滑刁钻、八面玲珑等恶名。显然，这是一种世俗偏见，从总体看有失公允。历史将给绍兴师爷正名。 据博物馆展品介绍，“绍兴师爷”早在明朝嘉靖年间，有著名的绍兴师爷徐文长，他在进入总督胡宗宪幕府后，为抗御倭寇，屡出奇计，从而受到胡的赏识和器重。清雍正、乾隆年间，绍兴师爷逐渐形成一个地域性的幕僚组织，处于鼎盛时期。特别到了晚清，山阴、会稽一带也包括浙江其他各县，当师爷的人数就更多了。清宣统年间，开始推行司法独立，北京设大理院，省设高等厅，府县设地方厅，各省纷纷开办法政学堂及速成班、养成所，并附设经济、财政、会计、统计等课系，民国时期又专设财经学校，原来的刑名、钱谷等师爷被这些校班的毕业生所取代，绍兴师爷渐趋衰落消亡，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绍兴师爷”这个群体的兴衰曾经见证了中国一个古老王朝现代化的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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