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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北京城下找到的最早的蓟城遗迹是战国时期的。所以，战国、两汉时期蓟城的调查和考古就成为研究早期北京城的重要依据。我们将这一时期的蓟城，称为早期蓟城，将汉以后缩小了的蓟城，称为晚期蓟城。  广益大厦工地上随处可见的陶井残片 岳升阳供图 早期蓟城的位置是根据出土文物以及晚期蓟城的位置推测出来的。在这方面，考古工作者曾根据古陶井的出土位置推测过早期蓟城的位置，他们把蓟城城址的范围定在南新华街至广安门外一带。这是一个东西长形的区域，而考古工作者设想的蓟城是方形的，如何解释这个矛盾呢？他们推测，蓟城曾有过由东向西的移动。移动的时间大约在汉代，移动的原因是古高梁河的洪水冲毁了早期蓟城的东部，迫使早期蓟城西移至广安门内外的区域。 在调查中发现，汉代蓟城的西部也遭受过洪水的灾害。在枣林前街的汉代地层中就夹有一层洪水遗迹，可是城址并未因此而迁移。所以，我们不必拘泥于方形城池的假设，而应该根据遗址的实际分布设想城池的形态。在战国时期，许多诸侯国都城是由两三个城池组成的，这些城池可能不是同时所建，但它们却并存于同一时代，构成双城或多城的城池结构。例如，兴建于战国时期的河北易县的燕下都，就是由东西并列的二城组成的，形成东西长、南北窄，中部向南突出的不规则矩形城池。燕下都兴建的时间晚于蓟城，有可能参考了蓟城的形制。我们可以设想，蓟城的形制与燕下都相似，也是东西长的不规则矩形，这样就可以解释遗址的分布区域为什么东西宽、南北窄了。 要确定早期蓟城的具体范围，需要进行大量的地层调查和考古发掘。由于近期的考古成果不多，在此也只能根据人们20世纪70、80年代的研究成果，参照野外调查做些推测。  烂缦胡同出土的陶井 岳升阳供图 早期蓟城的东城垣只能依据考古工作者的推测，假定其在南新华街一带。数年前在扩展南新华街时，曾出土大量绳文陶片，或许与早期蓟城有关。 南城垣位置可能在南横街与白纸坊路之间，南横街以南地势降低，已没有连片的战国、汉代文化层。尽管还有陶井分布，但同时期的墓葬也多起来，似乎已经到了城池边缘或城外。 西城垣位于广安门外小马厂南北向铁路一带。数年前在原带钢厂院内，出土多口陶井，并伴有含绳文陶片的地层，出土有绳纹筒瓦，应属于早期蓟城范围。 在蓟城西部城址方面，有一个关于蓟丘的讨论。《水经注》记载，蓟城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早年间在白云观西今白云路西侧，确有一座直径百米的土丘。20世纪70年代初，在土丘上发现一处城垣西北角遗址，下面压着三座东汉墓。有的研究者由此认为，那座土丘就是蓟丘，因为它恰好处在城的西北隅。虽然发现的城垣遗址是东汉以后的，但当时并没有挖到生土层，下面还应有时代更早的遗址。也有的研究者认为，城址是汉代以后的，土丘不是早期蓟城时代的蓟丘，而是北朝时代的蓟丘。争论至今也没有得出公认的结论。 近些年，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在原土丘旁的白云路下也有东汉墓的随葬陶器出土，它们应与此前出土的三座东汉墓属于同一墓群。东汉墓虽然埋在“生土”之中，但它不能证明此地没有比东汉更早的文化地层。墓葬坑是向下挖的，它有可能打破更早的文化层，进入“生土”层。几十年前，在原土丘西面的公安大学东墙一带施工中，就出土了含绳纹陶片的地层，时代应不晚于西汉，或与早期蓟城有关。 早期蓟城的北城垣位置似乎与晚期蓟城，乃至金中都北城垣位置相同。在西城区闹市口街改造时笔者做了调查，在前老菜街以北，没有战国、汉代的城市堆积地层，那里出土的战国、汉代遗物都是墓葬。例如，在前老菜街东口北侧，出土了一个战国时期的细绳纹灰陶瓮棺葬；在新文化街北侧，出土了一组汉代陪葬陶器。而在前老菜街以南，则出土了多口陶井，反映出城池内外的差异。当然，对于先秦甚至汉代城市来说，墓葬不是辨别当地是否是城池的标识，因为城池内外都有可能埋有墓葬，只有通过综合比较，才可以做出推断。 文章出处：《北京文史》——《战国两汉时期的蓟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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