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时期黄河三角洲的水患与社会应对措施：以黄河利津段为例

张小云

（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 经济管理与法律系，山东 东营257000）

一、光绪时期水患概述

黄河自夺大清河在利津入海以来，因清政府无力堵口，导致黄河水患严重泛滥。特别是光绪时期，黄河水患频繁发生。自清光绪九年至民国二十六年（1883－1937年），利津境内河段实际行水46年，有21年决口，其中仅光绪年间就有12年发生水患［1］148。

从表1中可见，光绪年间利津黄河段水患的特点有四方面的表现。一是水患频繁发生。光绪年间，黄河水患几乎是年年决口，岁岁漫溢，甚至在光绪九年（1883年）决口六次。二是水患时间具有连续性。在光绪统治三十年间，有三次连续三年发生水患，其中分别是光绪九年至光绪十一年（1883－1885年）、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1895－1897年）、光绪二十八年至光绪三十年（1902－1904年）。连年发生水灾在清朝历史上实属罕见。三是决口地点范围广。光绪年间黄河水患决口地点高达二十多处，比如南岭、北岭、韩家垣、王家庄等是水患频繁发生的地区，这些地区多次发生黄河决口。四是以伏汛、凌汛为主。从光绪期间黄河水患发生的时间看，主要以夏季和冬季为主。其中伏汛13次，凌汛8次。由此可见，夏末秋初是黄河水患多发季节，凌汛也不容忽视。

表1 光绪年间（1883－1904年）利津河段决溢年表①

续表

二、光绪时期应对黄河水患的社会措施

中国传统的农业抵抗自然灾害、在救能力一直很弱，在灾荒面前束手无策。如果在这个时候政府救灾措施不力，必然会导致一系列的社会动乱。因此救灾关乎到国计民生。清光绪期间采取了一些应对黄河水患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水患带来的损害。

（一）设置营汛制，加强对河务的管理

清代自顺治元年（1644年）开始设置河道总督一职，驻守山东济宁总理黄河河务。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改道后，山东河务先沿旧制由河东河道总督统辖，后改为巡抚监理。光绪十一年（1885年）在黄河两岸划分上、中、下三游设置分局五处，各设管带、游击、哨官、勇丁，另有炮船34只。因为光绪年间黄河水患不断，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二月，清政府加强对黄河河务的管理，山东河防总局将河防营由十一个扩充至十八个，有河定五营、河平三营、河安三营、成子河防营一营、建子河防营一营。就各营驻扎地点所在州、县之名编营定名，划定各营防守段落，固定人员与驻处。当时，黄河三角洲地区主要有齐南、蒲南、青南、利南、惠北、滨北、津北、利北等八营。共有勇丁两千余人，分驻两岸汛段一百七十八里（见表2）。

表2 晚清河防营概况表［2］

营汛制的设置成为后来历届民国政府管理黄河的制度依据。民国初期设置了专门的治河机构即黄河水利委员会，对于山东河务也是上、中、下三游河防局分别管理。利津段右岸属于下游南岸四营，左岸属于下游北岸三营。民国19年（1930年）三游局改为总段，设立分岸，利津段分属南岸第四分段、北岸第六分段防守。新中国成立后，成立了山东黄河河务局利津修防段。

（二）迁民避水，减免赈灾

光绪元年至光绪三十年（1875－1904年），黄河有29年发生决溢灾害。正如山东巡抚李秉衡奏称山东河患称：“黄河夺济四十年来，河身淤垫，日积日高，渐至水不能容，横溢溃决，自光绪八年（1882年）桃园决口以后，逐无岁不决，无岁不数决”［3］。

黄河频繁决口导致黄河尾闾不断变迁，在利津、沾化、广饶一代造就了大片新生土地，新淤积的滩地成为安置移民的区域。光绪十七年（1891年），知县钱榕禀请迁移灾民，抚院准将二十九村灾民迁于海滩高阜地点，安置界址为自割草窝以下顺旧河道以北至柳树林子而止；光绪十八年（1892年），钱榕领款承办利津的移民安置，每户发给屋价、口粮、牛具、籽种，共移四十一庄，分立新庄五十六处［4］。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十二月，杨士骧就任山东巡抚后，将薄庄口门以下16村四处，按照应迁户口，共盖新屋九千三百八十间［5］。但是，由于移民经费不足，利津等地大量灾民没有及时迁出。

光绪年间黄河水患不断，为安置灾民，清政府采取措施减免赈灾，缓解黄河水患带来的灾难。光绪十八年（1892年），山东巡抚福润复社迁民局三处，令民速迁，择高阜之区购地立庄，所需经费即在四成赈捐项下支拨应用［6］54。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利津等州县黄河漫溢成灾，山东巡抚周馥令“召集被水灾民以工代赈，并截留本年漕折银两以资工用”［7］。据史料统计，晚清72年间，有14个年份先后截留、调拨山东粮36万石、银126万两。山东重点沿黄运的菏泽、济宁、滨州等受灾州县放赈13次［8］21。赈灾范围小，灾区依然一片惨象。

光绪年间动荡不安，社会经济脆弱不堪一击，使得黄河三角洲水患连年发生，尽管采取迁民避水、减免赈灾等措施，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河患给民众带来的灾难。

（三）修筑河堤，修防险工

咸丰五年（1855年）铜瓦厢决口黄河夺大清河初期，两岸并无堤防。沿河居民或经过政府劝谕，自发筑堰自卫。光绪统治时期黄河水患频繁，光绪九年（1883年）山东巡抚陈士杰奏请修筑长堤。南岸长堤由邹平上界至利津三里庄（今垦利梅家庄）；北岸长堤由惠民上界至利津大马家。两岸民堰接修至利津铁门关，筑成底宽四丈，顶宽一丈，高八尺。并将利城以下两岸民堰改为官守。光绪十一年（1885年），山东巡抚张曜将北岸遥堤（光绪十年即1884年修成，黄河的第二道防线）自利津大马家接修至灶堤（保护盐场滩池的堤埝）长96里，底帮宽一丈五尺，新收顶二丈五尺［9］95。两岸长堤修成后，不断地增培、修守。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修筑新堤自薄家庄至北岭子四百二十丈，南堤改为新河北堤；南堤从十六户以下至丝网口（今宋坨子）以上长七千丈［9］96。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南岸自薄家庄东七龙河至大牡蛎滩长二十六里；北岸自西盐窝护庄堤至沾化后马场十三里［8］97。毫无疑问，光绪时期的努力是有成效的。从铜瓦厢决口到利津海口一千多里长的河堤到光绪十年（1884年）逐步建成。因治河经费难以筹集，以至于无法安置堤埝之间的村民，要么劝民守堤，要么改为官堤。

光绪年间，黄河不断发生水患，河道展宽摆动。尽管修筑堤坝，但堤坝靠岸临水，堤身有塌入河中的危险。清代河工部采用临堤抛石，或用秸下埽的办法，修做抗御水流，保障堤坝的安全，称为险工。光绪期间修有宋家集、船王、孙家、大马家、三不赶、东关、庄科、大李夹河、十四户、盐窝十处险工，因河道滚动而淤闭，只剩下六处险工。光绪十年（1884年）修筑小李险工，光绪十七年（1891年）张家滩险工，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修筑了宫家险工和王庄险工，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修筑了綦家嘴险工［1］158。这些险工的修建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堤坝的安全，但不能从根本上防治黄河水患。

（四）整治利用河滩

清代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重新由利津境内入海，开始了新的造陆活动。利津地处黄河尾闾，因为黄河河尾经常淤积、摆动、泛滥，形成了可耕的荒地。光绪十五年（1886年）韩垣村（今陈庄镇地）决口，经老鹄岭、四段、一千二、罗家屋子，由毛丝坨入海，形成了利津东北境荒洼。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西滩庄（今盐窝北岭地）决口，黄河改道经永阜村、双滩村，再次淤盖利津东北境荒洼。光绪三十年（1904年）薄庄决口，黄河流经青边岭、虎滩入沾化县境，经义合庄、大洋铺、太平镇汇入徒骇河尾闾入海，形成利津西北部荒洼。

为了对荒地有效管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首次在利津县盐窝镇设立专门垦务管理机构，名称为勘丈局。清代实行劝垦政策，对开垦的荒地，只征地价银，不征田赋。从咸丰五年到光绪二十七年（1855－1901年），无论当地群众还是外来民众，凡是报名垦荒者，均发给领单，验单，每亩有少量收费。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根据省垦务专局的规定，丈量发放垦地，押价分三等，上等田每亩钱二千文，中等田一千六百文，下等田八百文。缴价后，发给凭单承认开垦。凡是招募开垦的荒地，准许附近村民自领，不能多领转卖［1］180。

三、光绪年间应对水患措施的影响

（一）推动了黄河三角洲地区农业的发展

光绪年间频繁的河患，使无数居民丧失家园，为安置灾民，地方政府采取移民垦荒政策。嘉庆元年到光绪七年（1796－1881年）利津县总计新垦土地144 543亩［1］177。光绪十八年（1892年），山东巡抚张曜共迁出历城至利津滩区350村，33 297户［1］147。根据山东黄河南岸十三州县迁民图说统计，自光绪十五年至光绪二十年，共计从黄河大堤以内迁出旧村543个，迁出人口约67 000户。其中利津县迁旧村41个，立新村56个。如果将上述67 000户均分到543村中，每村平均120户［6］54。依此推算利津地区迁移41个村，应该有4 920户，每户平均5口统计，共计移民24 600人。移民的迁入加速了黄河三角洲新生土地的开发。

光绪年间的垦荒政策，外地民众投“利津洼”谋生者纷沓而来，迁入人口日益增多。除周围各县无地贫民纷至沓来垦荒外，县内巨商大贾纷纷“下洼”围垦，少者几百亩，上千亩，多者上万亩。当时，利津城经营粮食的字号二十多家。其中一家字号中和堂在1937年秋每天用120条船运粮食，连续发送20多天。民国15年，韩复榘部五十九旅进三角洲屯垦［10］。迁出的灾民在黄河淤积的新开垦区进行种植，改变了利津原有的经济结构，推动了黄河三角洲地区农业的发展。

（二）奠定了利津东部行政区划的格局

明洪武二年到永乐二十一年（1369－1424年），利津县农户有21 200户，人口由3万增加到8万［10］。其中利津南部乡镇90%的自然村是明洪武和永乐年间的移民户，祖籍河北枣强县，建村148个。利津北部乡镇中，80%的村是明洪武和永乐年间的移民户，祖籍山西洪洞县，建村31个。而利津东部的行政区划是在光绪年间形成的。

光绪年间，黄河尾闾频繁地改道。光绪五年（1879年），牡蛎嘴已淤出七八里，遍生芦苇。光绪八年（1882年）六月，南北岭子河决，大量泥沙淤盖于昔日的退海荒滩之上，产生了大片肥沃土地，附近村民开始移民开垦；光绪十五年（1889年），黄河尾闾南移，旧河身数十里淤变良田数千顷［11］。随着黄河的决溢，利津东部成为安置灾民的重要区域，肥沃的新淤滩地成为安置移民的最佳选择。光绪十七年（1891年）知县钱镕将29村的灾民，安置到自割草窝以下到旧河道以北柳树林子。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武定知府将利津城南的罗家、石家、邱家、邓家、陈家、大庄、盖家、窑上盖家、张家、刘家十个村迁入汪二河，统称罗盖十庄；将崔家庄、毕家庄迁入汀河西［6］55。至民国27年（1938年），大量人口迁入定居，滩区已有50多个村落。利津东部村镇规划初具规模，奠定了利津行政区划的格局。至1983年，利津东部尚有坊子、佟家、董王、石门、单家、毕家庄、崔家庄、七二、七三、东坝、东方红、一千二、前进、新河北、新河南等24个村，11 296人。

（三）影响着黄河三角洲地区的民风民俗

黄河纵贯利津南北入海，对两岸人民的生活和地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临近黄河或因黄河流路变迁而出现的地名多带“河”字，如临河村、双河村、夹河村、二河、三河、套二河等。在滩地建村的地名则带“滩”字，如张家滩、南西滩、东西滩。因治现黄河有功绩者为治河村。

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夺大清河道入海后，连年决口成灾，永阜等盐场全部冲毁，淤为良田。此后，垦户争相来这里种地，建立了村庄，村名沿袭了盐滩的名字，于是便出现了虎滩、斗滩、毛家大滩、曹家大滩、平子滩、吉子滩等地名。在存盐的地方建村的，村名则带“坨”字、“盐”字，如盐窝、坨上。

在利津东北部，还有一些以数字为名的村庄，如十八户、二十一户，是以当时建村的户数多少为名；头段、二段、三段、四段，则是在分配土地上将地自西向东划分成段，移民居住在哪一段，立村时就以哪一段为村名；薄家扣子村，分地时按照每家人口的衣服扣子总数分，故名薄家扣子。六百步村、一千二村是以一方土地的长度为村名的。从村名的变迁可以看出，带有明显的移民特征，同时与当时政府的政策是密不可分的。

光绪期间，黄河发生水灾之后，政府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灾民的生命和财产，稳定了社会秩序，调整了社会关系。但是，“天下事莫难于治水，尤难于治今日四溃之河水”［11］。限于当时清政府日渐衰微的国力，动荡不安的局势和技术的落后，治理黄河的成效甚微。

［注释］

① 根据《利津县志》，东方出版社，1990年，第149－151页资料整理。

［1］山东省利津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利津县志［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0.

［2］利津修防段编纂办公室.利津县黄河志［M］.郑州：黄委勘测设计院印刷厂，1986：266.

［3］黄河水利委员会山东河务局.山东黄河志［M］.济南：黄河水利委员会山东河务局出版，1988：27.

［4］李靖莉.黄河三角洲移民的特征［J］.齐鲁学刊，2009（6）：60.

［5］李靖莉.光绪年间黄河三角洲的河患与移民［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4）：74.

［6］赵惠民.清末民初的黄河三角洲移民［J］.齐鲁学刊，2007（4）.

［7］宫勇勇.清末民初鲁北地区的黄河河患与社会应对［D］.昆明：云南大学人文学院，2010：18.

［8］高中华.黄运水灾与晚清山东社会［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历史与信息学系，2000：33.

［9］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河口管理局.东营市黄河志［M］.济南：齐鲁书社出版，1995.

［10］张小云.清代以来黄河改道与黄河三角洲生态环境变迁——以黄河利津段为例［J］.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学报，2013（4）：79.

［11］李燕，张吉山.东津神韵［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