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史稿.张之洞列传》评价张之洞，“莅官所至，必有兴作。务宏大，不问费多寡”。似褒中有贬，但却真实地体现了张之洞的个性和作派。 张之洞督鄂大兴实业，开矿山、办工厂、建铁路，招招皆为大手笔。从其修筑的芦汉铁路来看，其困难之多，工程之浩，耗资之巨，用时之长，时至今日也会令人咋舌。
1903年汉口大智门站 芦汉铁路的修建最早并不是张之洞的提议。清末，经几次与夷洋的过招，大清终处下风，清廷上层方始将目光放眼海外，洋务之风渐起。 1880年12月，直隶提督刘铭传曾上折请求大修铁路：由北京向北修至沈阳，向西修向陕西，东南修至江苏，而向南则提到修至汉口。当然这还仅只是一个设想，但马上遭到顽固派的反对，有提“不可行者八”者；有提“九不利”者……其中除了修铁路“扰民”、“靡费”外，可笑的是还有一条：“资敌”——万一打起仗来，洋人顺着铁路跑到北京来怎么办？ 1889年2月14日，皇太后慈禧就是否修铁路，和准备修津通（通州）铁路的事，令沿海督抚大员发表意见。 4月2日，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上了一篇4000余字的《请缓造津通铁路改建腹省干路折》。张之洞先述建造铁路之利；又述东北、西北、东南三线“回环何止万里，防不胜防，费不胜费”，（自此以下引文均出自1998年河北版《张之洞全集》）故不可取；再述津通铁路规模太小作用不大，而且为了防止敌人入侵，铁路沿线还要“中途多设坚台巨炮以为之备，则所费必在百万以外”，因此建议缓建。 张之洞最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臣愚以为宜自京城外之卢沟桥起，经行河南达于湖北之汉口镇，此则铁路之枢纽，干路之始基，而中国大利之所萃也。”并讲述了铁路途经的主要城镇及黄河大桥的位置。称以芦汉铁路为主干，连通黄河、淮河、长江等流域，则“三晋”、“关陇”、“淮吴”、“湘蜀”皆可受益。
张之洞还列举了修筑卢汉铁路的“八利”（实为七利，缺利五。原文如此）： “内处腹地，不近海口，无引敌之虑，利一。 南北二千余里，原野广莫，编户散处，不如近郊之稠密，一屋一坟易于勘避，利二。 干路袤远，厂盛站多，经路生理即繁，纬路枝流必旺，执鞭之徒，列肆之贾，生计甚宽，舍旧谋新，决无失所，利三。 以一路控八九省之冲，人货辐辏，贸易必旺，将来汴、洛、荆、襄、济、东、淮、泗经纬纵横，各省旁通，四达不悖，岂惟有养路之资费，实可裕无穷之饷源，利四。 近畿有事，三楚旧部，两淮精兵，电檄一传，不崇朝而云集，都下或内陆偶有土寇窃发，发兵征讨，旬日立可荡平，征兵之道，莫此为便，利六。 中国矿利惟煤铁最有把握，太行以北煤铁最旺而最精，然质最重，路最艰，既有铁路，则辇机器以开采，用西法以煎熔，矿产日多，大开三晋之利源，永塞中华之卮漏，利七。 海上用兵，首虑梗漕，东南漕米百余万石，由镇江轮船溯江而上，三日而抵汉口，又二日而达京城，由卢沟桥运赴京仓，道里与通州相等，足可备河海之不虞，辟飞輓之坦道，而又省挑河剥运之浮縻，较之东道王家营一路，碍于黄河下流者办理最有把握，利八。” 张之洞当时建议，整个铁路分作四段施工，八年完成。其资金来源除招股外，还可向商家借款。还估计“每年筹二百万之款，似尚不致无策”（即八年共筹款1200万。事实证明，此造价估计过低）。张对修路前景甚表乐观。 光绪、慈禧见折大喜：光绪朱批：“留中。钦此”；慈禧也作了两百多字的朱批，称赞张之洞“划作四段作八年造办等语，尤为详尽”，并“著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即就张之洞所奏所节，详细核议奏明请旨……”经该衙门“详细核议”并报清廷批准决定：调张之洞为湖广总督，与直隶总督李鸿章共同修筑芦汉铁路，张、李分别从南北两端修起。初步规划铁路全长3000里，需款3000余万，要求10年完工。 如果说张之洞起初对芦汉铁路的修建持迫切、乐观的态度，此时张之洞反而谨慎了起来。 1889年10月4日，张曾上《遵旨筹办铁路谨呈管见折》，建议干线官办，支路留待商办。认为修铁路“需款需铁均属极巨，若取资洋债洋铁，则外耗太多”，而且当时已“金磅之价日贵……洋铁现亦骤涨……十年以后更不知涨至几何矣”。 张还担心在这期间可能还会发生不可预见的困难：“设数年中偶有水旱灾祲，军国要用……中作而辍，徒糜巨款”。因此提出先筹款、开矿、炼铁、训练工匠，暂缓开工。提出了“储铁宜急，勘路宜缓，开工宜迟，竣工宜速”的十六字方针。 张之洞的顾虑真的不幸被言中了。当年北方沙俄即有犯境之态，急需资金修筑关东铁路。不但无分文付与鄂，而且还要求鄂省每年筹银5万两支持修筑关东铁路。至1894年甲午战局又起，结果又是中国推枰认负，除割台、澎外，另赔日本白银2.3亿两（原拟还割让辽东半岛，其中3000万两为赎回辽东半岛费）。修路资金无望。 1895年7月19日，张上《吁请修备储才折》，又提到了修筑芦汉铁路事：“中国应开铁路之地甚多，当以芦汉一路为先务。”并建议由“洋商垫款包办……限以三年必成，成后允其分利几成，年限满后，悉归中国”。并说已与“比国柯克里大铁厂议及此事，该厂极愿承办”。当然，请洋商垫款包办实属无奈，因为大清太差钱了。 清廷否定了张的建议并降旨：各省富商谁能拿出1000万两以上者，就可以成立公司“自行兴办”，但“不得有洋商入股为要”。下此旨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广东有几位官员、富商自称“股已集至700万两”。后来经张查知，此事实为骗局。 1896年9月2日，张之洞将此情奏报清廷，又建议由直隶海关道盛怀宣任铁路督办总理，一边筹款，一边施工，所需工程款三四千万可集华股、借洋款（不吸收洋股，因借款只需还钱，但吸收洋人入股“则路权倒持于彼”）。光绪同意了张的建议，并给了张之洞一个可开支4000万的权限：“即由公司招商股七百万两，借洋款二千万两，商借商还，并提拨借款一千万两，南北洋存款三百万两。” 在实际筹款中，由于外商多提出由自己出资“包造”，华商又无此巨款，“外商挟持，中商观望”，一时无款可筹。 1897年4月27日，张再次上折恳请朝廷先拨一部分款开工，并希望以此引起中外商家投资的兴趣 ，并“仰恳饬下户部”，将原答应的一千万两借款尽快拨下来，“以成分道开工之策。” 当年夏，户部拨款400万两，芦沟桥至保定，吴淞至上海（张时署理两江总督，又建了一小段铁路），汉口至滠口各段相继开工。但不久款即告罄。张一边不断地向清廷请款，一边令盛宣怀与比利时某公司商谈借款事宜。 1897年5月与比签订了《芦汉铁路借款合同》草约。顺值一提的是，张之洞一直不愿与大国、强国打交道，因为大国奉行强权外交，往往有些不讲道理。但是张愿意与比利时等小国打交道，因“比系小国……别无他志”。 然而比利时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后来比国称利息太低，借款中有些资金来自俄、法，因此在签订正式合同时提出要对原合同进行修改，并停止支付按合同所定的借款。盛宣怀据理力争，“亦将决裂”。张考虑“若与他国另商，权利仍与比无异”，拖延了半年后，诸列强又欲插手。 1898年6月，出于无奈只有与比签订正式合同，借比款11250万法郎，年利率由原商定4厘改成5厘，优先采购比国设备，允许比公司派人“代为调度经理，行车生利”，通车后提取一定的利润予比。 长话短说，为保铁路主权，张曾多次向清廷请款。据1899年10月4日张之洞《恳请饬拨各省欠款片》述，原清廷答应的1300万两（其中300万为南北洋存款）还欠89万余两未到位，这些款项是清廷分配到各省的，但有的省还未交齐。 烦心的事还不止此。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此战大清又赔银4.5亿两，大清国每人赔银一两），义和团为保京城，大扒铁路，已经竣工通车的芦沟桥至保定南的铁路也被扒掉，后来又只得重修。另外，铁路是经信阳还是经襄阳抵京；是修单线还是复线；过黄河是轮渡还是架桥；修路前的征地，修路中的军队“弹压”护卫……张之洞皆得一一决断、上报。不难想见张之洞在此期间所受磨难之多。
玉带门站 1906年4月1日，京汉铁路举行全线通车典礼。因北端又延至正阳门，南段延至玉带门，所以改芦汉铁路为京汉铁路。实际上各地早已分段通车，其中玉带门至滠口段1898年3月通车。铁路全长1200余公里，其耗资恐可抵十个汉阳铁厂（有文章说耗银43498787两，不知确否），从1897年铁路始建算起，总计历时9年。
芦汉铁路的修建，贬之者会认为张之洞未能量力而行，劳民伤财，是面子工程。但正如张之洞所言：铁路的修建“有形之利在商，无形之利在国，有限之利在路商，无限之利在四民”。经济账可以计算，但国家和百姓得到的利益和便利则是不可估量的。
打捞江城记忆 串起散落的珍珠 钩沉三镇往事 回眸过眼之烟云 转载请注明出处，勿侵犯知识产权！ 扫描二维码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