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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人略定广东，迎广西来归之时，正是直、奉两军联合进攻冯玉祥国民军之秋。北方多事，蒋介石极力主张趁势北伐。而经过中山舰事件，蒋氏大权在握，苏俄仍将继续支持；广州国民政府正可借此向外发展，消弭内部矛盾。1926年7月，由蒋指挥的北伐军终于浩荡出师。这场军事行动，在苏俄的物质与专家协助下，以爱国和革命的要求，迅速蔓延至长江以南，“气势的雄壮，与意义的新颖，皆非辛亥革命可比”。 新兴的国民党力量，欲采取暴力革命手段，从北洋政府手中夺取政权，凭借的是党化军队。党化军队的组建，为中国过去历史所无。早年，国民党人如朱执信、戴季陶等，已留心军事改革。见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乃将目光投向北方，有意借鉴苏俄红军的经验。1920年，戴氏盼驻节闽南的陈炯明部队，能作“宣传者”和“革命军模范”，即隐然有师法苏俄红军的愿望。不过，随着孙中山与陈炯明的决裂，前述想法自然随之幻灭。其间国民党虽仍获得若干粤桂滇湘军队的效忠，但在政治、军事组织获致改善前，并不容易真正打开局面。 斯大林稍后向东方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语及，18和19世纪的欧洲革命，大多是缺乏武装的“人民”挺身反抗旧政权的武装；中国情况则不然，是“武装的革命军和武装的反革命军作战”。然而，建立“武装的革命军”谈何容易。1925年蒋介石尝言，十余年来南方军队名为“革命”，实则内容腐败，且未真正操于党人之手；“军规军制，更视北洋为不及”，盖其“兵无实额，枪非实数，队伍零落，系统紊乱，升降不均，赏罚无则，参谋无作战之备，经理无可稽之册”，用这样的部队推倒北洋政府，不啻是流于空想。  为了增进国民党军事力量，1923年，孙中山派遣以蒋介石为首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莫斯科洽谈国民党与苏俄的合作（主要为“西北军事计划”），学习俄式党军体制也是重点。是时，国民党人对“五四”以后的群众力量，已有一番新的察觉，乃特意强调民众运动之需要。而其“以党治国”的理念，除了有赖“宣传功夫”作为第一步，更需要党直接领导的军队之支持。基此想法，党人以为，俄式军队政工制度不仅可以监视官兵的政治忠诚，理想上还能保障士兵福利，凝聚部队向心力，甚至可肩负宣传、动员群众等职责。国民党以俄为师的建军计划，由是以定。 访俄期间，蒋介石认真考察俄国军队的党化制度，表露羡慕之心。返粤以后，他旋即投身国民党新军队的组建工作。新军队系以黄埔军校为基础，透过苏俄顾问协助，再逐步地扩大规模。1924年，蒋氏就任军校校长；同时，廖仲恺出任驻校之国民党代表，简称“党代表”。党代表一职，仿自苏俄红军政委，尤其重要；它代表党监察校务推行，一面领导政治部，对全校官生士兵进行政治训练。合党代表与政治部，为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制度之始。  廖仲恺接任黄埔军校党代表后，席不暇暖，实际校务主要由校长蒋介石为之。即使如此，廖氏筹措经费，居间协调军事教官、政治教官、俄国顾问，仍可说是鞠躬尽瘁。事实上，国民党由廖这样的文人监察军事事务，反映了文主武从的制度精神，亦属“以党治军”的重要基础。但党人很快会理解到，维持前揭的精神，殊非易事。军校政治部则是实际掌管政治教育、党务活动、宣传业务的机构，即所谓“权在党代表，事在政治部”的运作方式。第一任政治部主任是戴季陶。11月以后，以周恩来代理。 在黄埔军校渐上轨道的同时，国民党人着手党化军队的编组试验。1924年8月，蒋介石提出“革命军募练计划”，9月即成立军校教导第一团，12月又组建教导第二团；以军校毕业生分发各团，进行实地训练。这支部队团、营、连均派党代表，以示军队党化。各级党代表均直属于上级党代表，秉承校党代表之命，接受军校政治部的领导。这是国民党人在实际部队中，设有党代表之始。 党代表的权限极大，负责“对于士兵官长及经济上工作之是否进步，实行政治之监察”；“党代表与所属部队官长享同等权利”，“各部队官长所发之命令，同级党代表均应负责签字”，“党代表若查出官长明白表示其反叛之意志，军队中发出谋反及掠夺之暴动及其他个人或部队之不法行为时，应即在最短期间弹压之”。另外，“关于士兵、军官及人民中之政治教育工作，由政治部指导之”，“政治部之行动受同级党代表之指导”等。若战斗中部队主官阵亡或失去战斗能力，在新任长官未到之际，党代表还得指挥作战或指定资深军官代行（须实时呈报上级）。 未几，教导团演变为国民党的基本武力。1925年1月，广东革命政府颁令麾下各军“东征”，决定将教导团与军校第二期学生总队、炮兵营、工兵队、辎重队及第三期入伍生第一营组成“校军”，与许崇智部粤军合编为右翼军。4月，国民党复将校军扩编为“党军”一旅，任蒋介石为司令官。军校政治部亦随之扩大，分设前、后方政治部，随军作战者称“前方政治部”，以周恩来为主任；留校教育者称“后方政治部”，以包惠僧为主任，两人都是共产党员。旋以党军既非军校所属，政治工作不应隶于军校政治部，乃成立党军政治部，仍以周恩来为主任。  国民党人既建党军，亦有意整编麾下其他各军，惟因杨希闵、刘震寰滇桂军难以节制，遂不果行。直到1925年6月，蒋介石率党军、粤军回师广州，驱逐杨、刘，扫除军事整理的障碍。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旋由新设置的军事委员会负责将各军划一编制，实现军令统一。在俄国顾问协助下，国民政府积极改订军制，首先是取消各军袭用的省称，统一为“国民革命军”，分别是：党军与许崇智部粤军合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以蒋介石任军长（后易何应钦）；谭延闿部湘军为第二军，朱培德部滇军为第三军，李济深部粤军为第四军。嗣后再以李福林部粤军（福军）为第五军；以湘军（攻鄂军）、豫军、山陕军、赣军等零星部队，合吴铁城部1个师，合编为第六军，程潜任军长。国民政府下乃有正式部队六个军，各军依章制由国民政府财政部统一筹饷，也减轻了各军划地自行收取税捐的乱象。 国民革命军与北洋军队相较，有体制上的因袭，但也有创新之处。溯自民国肇建之初，陆军编制大体仍沿晚清之旧，有新式、旧式军队的分别。旧式军队即各省巡防营，承袭“练军”而来。新式军队则依1904年练兵处编定的营制，仅略易其名，分为师、旅、团、营、连、排、班，人数无变动。其余官阶、礼节等，大抵传承晚清制度。国民党人建军后，始进一步推行苏俄式“三三制”（3排为1连，3连为1营，3营为1团，3团为1师，3师为1军），并废除“旅”，以之区隔“北洋旧制”。国民革命军咸依“三三制”统一编成，每军辖3师，每师含特种兵科约5500人（兵员占4100人）；惟视实际情况，略有增减，实力较充者增编教导师、独立团等。但毋庸置疑的是，政治工作体系，仍是国民革命军与北洋军队最大区别的“特殊制度”。 至少在名义上，国民革命军各军都是为三民主义奋斗的队伍，陆续仿效第一军的模式，由廖仲恺兼任各军党代表，设置政治工作体系。1925年8月，廖遇刺身亡，由汪精卫继任。1926年1月，国民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军事决议案》，重申“注重政治训练，使革命军队完全受革命教育，并宜明定党代表职权”等原则。黄埔军校旋即更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加紧训练军事与政治合一的革命军官。随后数月间，国民党在各军陆续任命各级党代表。由于各军设立了党代表，旧有的“各军党代表”一职，便更名为“总党代表”，仍以汪精卫担任。在总党代表下，初期的国民革命军，在军级大多只设“副党代表”，理由是各军不易觅任与军长资格相等人才，故暂设副党代表，行使党代表职权。  正当此时，湖南方面的唐生智密派代表至粤，向广州国民政府接洽输诚。而广东、广西的统一谈判，亦接近成熟。1926年3月，李宗仁就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职；6月，唐生智就第八军军长职。北伐前夕的国民革命军八个军，遂告编组完成。惟至是以后，新附军队的党化，益加成为国民党人的难题。 桂系与广州国民政府的统一谈判，即因军队整编问题，一度陷于僵持。盖桂系起初欲得到两个军的番号，而国民政府不允。最后，桂系妥协仅编一个军（第七军），但军级以下，设七个旅（后增为九旅），而非三个师，以保存更多的实力。不惟如是，桂系对党代表制有所排斥，更不能接受国民党人插足第七军。广州中央允委桂系领导人黄绍竑为党代表，即出于羁縻的用意。耐人寻味的是，黄意识到，党代表的权力极大，可借此总揽广西党政军全权，对个人“很上算”，乃欣然同意这一安排。在军级以下，第七军已不设置党代表。不过，政治部最初在共产党人黄日葵的主持下，与其他军的情形相类似，部队的精神生活相当活泼，军民关系也有一定的改进。 直到北伐初期，国民革命军基本部队八个军的政治工作，仍算是非常活跃。各军普遍设立了特别党部；所谓特别党部，系因军队本身已有严密组织，与普通党部不同。军、师、团、连均设党部，营排不设。至1926年10月止，第一、二、三、五、六军皆已成立特别党部，第四军则成立了临时党部。各军师（包括七、八两军）政治部亦先后成立，师已设党代表者，多兼师政治部主任；未设党代表者，则另委政治部主任。军师政治部，实质上成了军师党代表的办公机关。团以下不设政治部，仅设团党代表办公厅，置干事、书记、录事若干人。唯因人才缺乏，仅第一军各团下设各级党代表；其他各军、团以下设政治指导员，担任基层政治工作，政治工作遂普及于各军。  国民革命军实施政治工作制度以后，各部队均带程度不一的“主义兵”色彩，尽管多数可能止于表面。不过，国民党内部亦非毫无杂音。党代表制首先有造成指挥二元化之虞，而军官咸视党代表、政治部主任为“监军”，政工人员则不免对改进部队环境“操之过急”，遂致纠纷迭出。特别是，许多党代表是甫出校门的年轻军官，骤与部队指挥官平起平坐，自是难以服人。有鉴于此，蒋介石曾极力劝说各党代表“不可采干涉主义”，应多关心士兵生活、军纪的管理。蒋氏更一度有意取消党代表制，但在苏俄顾问加伦强力主张下，仍继续施行。1926年3月，《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颁布，广州中央乃要求党代表慎重其事，非到不得已时，不应干预纯军事问题；此外，党代表的短期工作目标，应是展开政治训练及接近士兵。 军制问题产生的矛盾，另涉及了党内路线的分歧。1926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设立常务委员会，由汪精卫、谭延闿、蒋介石任委员；汪为主席，谭负责军需，蒋承担军事行动、组织与训练。汪、谭俱为文人，汪另具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身份，仍不无体现“以党治军”、“以文人制裁武人”的制度精神。军事委员会另设政治训练部，由陈公博任主任，依规定秉承总党代表汪之指导，管辖各军师党代表及一切政工人员，掌理党务、政治及文化工作。与此相较，蒋氏依旧缺乏统率全军的权力。2月，国民政府任蒋为“国民革命军总监”，为“军权最高机关”；至于军队整理、编制改革、军官升长黜陟等，得会商军事委员会进行。蒋不愿就职。在国民革命军陆续编组完成之际，最高军政、军令系统的建置，事实上是延宕未决。 汪精卫以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身份，对国民革命军的未来发展，有可能发挥重大影响力。惟汪具“左派领袖”的地位，前揭体制实亦赖苏俄顾问、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的支持。据估计，当时国民革命军政治工作人员的75％，是国民党左派或共产党员。以第一军为例，最初3个师中，2个师的党代表为共产党人；在团级，有7个党代表是共产党人；在连、排、班及士兵中，共产党组织已经建立。苏俄总顾问鲍罗廷实亦有意借共产党籍政工人员之力，使国民革命军逐步质变。随着国共分歧的日益白热化，蒋介石对上述情况渐增戒心。  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爆发后，蒋介石迫共产党人离开第一军，主要是军队政工人员。惟蒋氏在事件中的举措，未经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汪精卫的副署，实属对党代表制威信的重大打击。4月2日，黄埔军校教育长邓演达向蒋质疑，此举“近于反革命行动”；蒋则坚称“总理之主张废除约法，与余之主张修正党代表制，如他人为之，则为反革命。而以总理与余为之，则无论何人应认为革命应取之态度”。隔日，蒋向国民党中执会提出“整军肃党准期北伐”建议，对军制问题颇多着墨，反映其修正党代表制的具体主张。蒋指出，党代表制在革命成功以前，不能取消，“惟党代表资格，应有相当限制，凡跨党党员，不宜任党代表之职，且须限入党在若干年月以上者”，“政治训练，为出征军首要之务。惟现在训练部条例，多不适用，应从速改正。且该部主任必须由军官出身，而明了党务与政治者为要”。 蒋介石对国民革命军党代表制的修正主张，并未全数获得接受。惟汪精卫既于5月悻然离粤出国，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一职从此失去了作用。党代表制在“还没有取消”的情况下，实已日渐窒碍难行。反之，在汪垮台以后，蒋氏却逐步跃居为更名副其实的国民党最高军事领袖。值此“军权”扶摇直上的局面，如何贯彻“以党治军”的理念，也开始成为党人争论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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