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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成立后，致力于军政、民政和财政的统一，而整顿财政又为诸政之要端。是时，国民政府仅辖广东一省，政府财政以广东财政为基础。而广东财政历经战乱，体制紊乱，财源枯竭。孙中山三度开府粤垣，财政困局未见转机，其最大症结缘于财权割裂于各属驻军之手。政府无统筹的军需，各军分别控制驻防区域的财政机关，就地筹饷，一时权宜，演成积习。复因连年征战，军费浩繁，各军借机扩充地盘，把持税收，巧立名目，抽捐取税，包烟包赌，各自为政。而省库枯竭，不得不另立新税，财政于是日趋恶化。  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政治虽渐萌新机，而财政紊乱如故。是年3月5日，大元帅严申统一财政，训令各军长官，以后不得擅行征收各种杂捐，违者严行治罪。但各军视若具文。同年9月，孙中山督师北伐，拟将各路骄兵悍将调离粤垣，借此彻底整理广东财政，统一财权，遂任命廖仲恺为军需总监兼财政部长。廖受命后，力谋整顿，吁请各军核实兵额，交还财权。电曰：“粤省虽号富裕，而军兴以来，财政久陷分裂，厘捐粮税，悉为各军截收；赌饷烟捐，亦由各军支配，是全省税收，业已瓜分豆剖，点滴无遗。……迄今两载，财部命令不出署门；财厅五易长官，亦都束手无策。”廖仲恺痛切要求各军共体时艰，上交财权，统一财政。但各军阳奉阴违，把持如故。廖仲恺无奈，任职十日即行辞职。 财权分裂既肇因于滇、桂军入粤，平定杨、刘，亦意味着扫除了统一财政之首要障碍。大元帅府整顿财政的转机，即始自杨、刘叛乱平定之后。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后，廖仲恺再度出任财政部长兼广东省财政厅长。廖接事后，逐步收回各征收机关，削减苛捐杂税，本着量入为出的原则，合理分配军费和行政开支。不幸，廖仲恺掌财部不久即遇刺身亡。廖去世后，中经古应芬、邓泽如的短暂过渡，政府特委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长，兼掌省财政厅。  宋子文就职后，继廖仲恺所立规制，厉行财权的统一。统一财政的措施分三方面进行：一是建立预算制度；二是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三是统一征收机关，将全省财政统辖于财政部。三者之中，属最后一项最切要，亦最困难。因为财权分掌于军队之手，统一财权，必须与整顿军队相配合。所幸国民革命军编成，各地骄兵悍将相继扫除。到1926年1月，宋子文发表谈话，称全省90%的征收已归财政部直接管理，完成财政绝对统一之期望，当不遥也。 在财政统一的同时，政府改进征收，采取整顿旧税、增辟税源等办法，增加政府收入。广东财政的整理，虽自1925年下半年即开始进行，实自1926年以后才全面推展。据统计，1926年下半年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较1925年增加了26倍。整顿财政卓有成效。 国民政府在整顿财政的同时，亦力谋军政的统一。  大元帅大本营时期，广东名为革命根据地，其实仍为军人割据的局面。当时广东共驻有11个省籍的20个军。各军来源不一，历史背景互异，各自保持其旧有的组织编制和番号，兵额枪械参差尤甚，战时难求统一步调，平时难免造成主客歧见，分裂防地，把持税收。孙中山有意改造这些旧军队，于1924年10月将各军统编为建国军，规定有地盘者，称建国军总司令；无地盘者，称建国军某省司令。但是此次统编仅是名义上的，各军仍维持原有的系统和旧习。 东江战事结束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25年5月 30日通过整饬军队方案，提出四项整军要求：（1）军令统一，严禁军队各自为政；（2）民政统一，严禁军队干涉用人行政；（3）财政统一及军需独立，严禁军队分割及霸占财政；（4）所有军队，悉须经政治训练，使成为有主义有纪律的革命军队。国民政府成立后，军事委员会于7月26日决定统一军队称号，取消以省为别的军队名称，悉称之为“国民革命军”。8月1日，许崇智率先通电解除粤军总司令职，将所辖军队统归于军事委员会。接着，湘军总司令谭延闿、滇军总司令朱培德、攻鄂军总司令程潜亦相继通电交出军权。8月26日，军事委员会议决蒋介石为第1军军长，谭延闿为第2军军长，朱培德为第3军军长，许崇智为第4军军长（旋改任李济深），分领原党军、湘军、滇军和粤军四支主力。9月，编李福林部为第5军。 1925年11月至北伐前夕，军事委员会又相继组建了国民革命军第6至第8军：第6军军长程潜，第7军军长李宗仁，第8军军长唐生智。  国民革命军的编成，标志着国民政府军事力量实现了整合。就各军地域性而言，第2军、第6军和第8军，代表湖南的革命武力；第4军和第5军，代表广东的革命武力；第7军代表广西的革命武力；第3军代表云南的革命武力。第1军以黄埔军校师生为骨干，排除了地域色彩而为全国性的革命武力。就各军关系而言，第1军与第4军关系颇为密切，因第1军军长蒋介石曾任粤军参谋长，而第4军军长李济深初任黄埔军校训练部主任，后任军校副校长。黄埔军校筹建之初，即有借才于粤军第1师者。 国民革命军编成后，军事委员会决定将黄埔军校和“党军”的一套政工制度推行于全军。因各军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但旧军队的积习未除，思想意志更是复杂纷繁。推行政工制度的目的，就是要改造这些旧军队，使之统一于党的领导之下，而不复为私人的军队。1926年1月19日，国民党二大通过军事工作案，要求各军注意政治训练，使革命军人完全接受革命教育，并明定党代表职权。军事委员会遂制定《政治训练部组织大纲》与《党代表条例》，由国民政府公布。这两大条例成为国民革命军政工制度的两大法规。《政治训练部组织大纲》规定：政治训练部受军事委员会指挥，以指导国民革命军之党务、政治、文化工作为职责，军队中之一切党务、政治工作人员和一切社会、政治组织，均受政治训练部及其所属政治机关之指挥。《党代表条例》规定：党代表为军队中党部的指导人，负责施行各种政治文化工作；党代表为所属军队之长官，所发命令与指挥官同；一切命令及发出之公文，凡未经党代表共同署名者，概不发生效力。党代表的任命，自团以下及与相当组织之党代表由政治训练部任命；自师以至更高级军事组织的党代表，由政治训练部提出，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由军事委员会任命。  初期国民革命军党代表为廖仲恺，1925年9月以后改称“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由汪精卫担任。1926年4月汪精卫出国后由陈公博代理。1926年2月，汪精卫向国民党中常会提议于各军中增设副党代表，代行党代表职权。政治训练部成立后，由陈公博任主任。在北伐以前，各军师政治部先后成立，师设党代表者，多兼任师政治部主任，未设师党代表者，则另委师政治部主任。团以下则不设政治部，仅设团党代表。除第1军团以下各级设党代表外，其他各军在团以下各级设政治指导员，担任政治训练。 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大部分由中共党人担任。曾担任各军政治部主任和军党代表（副党代表）的共产党员有周恩来、李富春、朱克靖、廖乾五、林伯渠、黄日葵、罗汉、张善铭等；曾担任师党代表和师政治部主任的共产党员有周恩来、鲁易、李富春、方维夏、肖劲光、廖乾五、李六如、吴少默、李笠侬、梅电龙、陈雁声、李隆建等；担任团党代表的共产党员有蒋先云、金佛庄、严凤仪、张际春、包慧僧、胡公冕、王逸常等。据称国民革命军中共有共产党员上千人，其中70%在黄埔军校和第1军中。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军队政工制度受到直接冲击。1926年4月1日，蒋介石建议国民党中央，在北伐未成功以前党代表制虽不能取消，但党代表的资格应加以相当的限制，凡跨党党员，不宜任党代表之职，党代表的党龄资格也必须加以规定。随即下令要第1军中的共产党员全部退出。这些共产党员大部分是团以下各级的党代表。  北伐前夕，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改组为总政治部，最初隶属于总司令部，不久改隶军事委员会，邓演达任主任。在改组成立总政治部的同时，国民党中央决定增设军人部，任命蒋介石为军人部部长。 政工制度的推行，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旧军队的改造，有利于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北伐时期，不管局内人还是局外人，都认为党军取胜的一大要因，缘自其军队政工制度。1926年12月，日本公使馆佐佐木中将在南游观察北伐军现状后发表感想说：“国民革命军最为特异之点，乃在设有监察军队之机关，此即以监察军队为职责之国民党之党代表制度。质言之，此实模仿俄国赤卫军之组织。消极的刺激军队之前进，使人人能为革命而努力，积极的则为身先士卒，给彼等以良善之模范。依余个人之观察，革命军之所以能达战无不利之效果，实原由该项制度之设立。”  张君劢在1926年11月考察南方后，也对南方军队的“政化”特色大加赞许，认为“主义之昭示”、“军队之政化”与“民众之合作”是南方军队取胜的几大因素。他比较南北军队之差异说：“北洋兵卒，问其何为而战，必曰为饷银也；北洋兵官，问其何为而战，必曰长官之命令也，个人之功名也。反之南军之中，自军部师部，以逮团部之中，无不有政治部，以为之宣传；故军士有正确之政治知识，立于党之指导之下，努力作战，其所以战者既早有明了之目标，则掳掠之行，不待告诫自不发生，此军队之得力于政治化导者也。” 但也不能过高估计政工制度在国民革命军中推行的实际效果。党代表虽在制度上具有与指挥官同等的地位和权力，但军队的实际指挥权仍完全控制在军事长官手中。政工人员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配角。由地方军阀改编而成的各军将领仍视军队为私人之工具，政工人员难以对他们实施有效的监督。人员的升迁去留，军费的调拨使用，一以指挥官旨意为准，派进去的政工人员难以置喙。各军虽然统一在“国民革命”的称号下，但其官兵由旧职业军官和雇佣士兵组成，军队中原有的地方主义、家长作风和效忠私人的旧习仍然根深蒂固。  国民政府在整顿统一军政的同时，还进行了两次大的军事行动：一是东征陈炯明；二是南征邓本殷。 陈炯明遭受第一次东征的打击后，率残部退至闽、赣，得到闽、赣督军和北京政府的接济，也借此得到喘息和复苏。1925年6月间，当东征军回师广州讨伐杨、刘时，将潮梅惠属各县让给投诚的陈炯明部下洪兆麟、林虎驻防，不料彼等利用粤局动荡之机，复行叛变，在陈炯明的指挥下，筹划进犯广州，再次对广东革命政府造成威胁。 邓本殷原是陈炯明的部属。1923年初，当孙中山驱逐陈炯明、重新开府广州时，邓本殷独树一帜，联合广东南路各军，组成所谓高、雷、罗、阳、钦、廉、琼、崖“八属联军”，宣布“自治”，并得到北京政府的认可和支持。邓本殷割据南路、琼崖地区，所占面积几达广东全省之半，自成为国民政府实现广东统一的严重障碍。 1925年9月，国民政府作出出兵东江、南路的决定。10月1日，东征军出发。历时一个多月，到11月中旬，陈炯明大部被剿灭。南征之役亦于10月下旬拉开战幕，至次年2月中旬将邓本殷全部肃清。 此次东征和南征，彻底解决了盘踞广东的地方军阀。民国以来一直扰攘分裂的粤局，至此方得以整合。自1917年孙中山南下“护法”以来就称为革命根据地的广东，至此才实现真正的统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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