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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最不缺的便是文人，无论是朝堂还是江湖，无论诗、词还是文，都有无数颗熠熠生辉的明星。 但就有这么一位神人，一生只留下了五首词，后人盘点大宋词人时他总是因为数量而被忽视。但其中两首不仅成了千古传诵的经典名篇，其中名句更是后辈文人模仿与化用的热门。 他也写得一手好文章，虽也因为数量太少而未被后人列入“唐宋八大家”，但一篇《岳阳楼记》足以力压众人，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至今仍是许多人的座右铭。 没错，他就是无论为人、为官、为政、为文，均是大宋顶配的范仲淹。  范仲淹的谥号是“文正”。 浩荡数千年的中国史上，只有27位谥号为文正的人，宋代得到这个谥号的仅9位。 司马光曾说过，“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他认为文是道德博文，正是靖共其位，文正是文人道德的极致。 “正”这个字给到范仲淹这位北宋文坛上最刚直、最无私的长者，可谓是恰当其位。 他一生兢兢业业、为国为民，正如元好问所说，“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其才其量其忠，一身而备数器”，是孔子书中梦寐以求的“贤臣典范”。  大概由于正直过头，范仲淹一生都“爱管闲事”，真正做到了自己文中所说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 在江苏收盐税时，看到堤坝年久失修风险极大，便写信给当地官府让他们兴修水利，结果刚开始修没多久，暴雨突至，民夫们纷纷逃走。天降黑锅，范仲淹差点因此丢官，幸好有那位后来“谪守巴陵郡”的滕子京与他一起担起了责任。 回到朝堂也不闲着，身为一个小小的秘阁校理，一个类似皇家图书管理员的身份，就胆敢借着皇帝率领百官给太后祝寿时“挑刺儿”。他明着指责皇帝在内殿给太后祝寿不合礼仪，实则剑指垂帘听政的刘太后，要求她还政于皇帝。 刘太后去世后，范仲淹被召回京，受到仁宗的重视，给了他“谏官”的职务，让他发挥刚直无畏的精神。但范仲淹并没有跟风助力皇帝清理“太后党”，而是实事求是地维护太后。  正因为他是站在大宋战略全局的高度，为大宋的长足发展而发声，为生民谋福祉，从不囿于私利与人情，所以哪怕是一力主张并主导了改革，也不曾像王安石、张居正等人一样毁誉参半。即使是排挤他的政敌，也无法在道德和人品上给他泼脏水，令他名节受损。 别说政敌了，就连真正战场上的敌人，对范仲淹也十分钦佩。他曾被派到与西夏战争的前线，排兵布阵颇有章法，连敌人看了都忍不住感叹“今小范夫子胸中自有百万雄兵”，然后悻悻而退。 而范仲淹最经典的两首词，正是写在与西夏对战之时。  公元1038年，原称臣于宋的西北党项首领李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史称西夏。 西夏地处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上，民风彪悍，又是良马的出产地。他们马快刀急，擅长游击战，如汉唐时的匈奴般难以歼灭。 为了逼迫宋朝承认西夏的地位，李元昊率兵进犯，于三川口之战大败宋军，集兵于延州城下，一时朝野震惊。 公元1040年，因边事吃紧，宋仁宗将范仲淹召回京师，知永兴军，后又兼知延州。 范仲淹到任后，更改军队旧制，分部训练，轮流御敌。在此后的三年时间里，已经五十多岁的范仲淹退则治理农桑、发展商业，开办书院、兴办教育，进则亲率军队筑城、打仗，将西夏军队杀得望风而逃。 公元1043年，李元昊被迫请求议和，向北宋称臣。可以说，范仲淹以一己之力，开了文官带兵打仗、战胜异族的先河，在北宋朝堂上更显绝尘。  也正是在陕西主持防御西夏的军事期间，范仲淹写下了著名的《苏幕遮·怀旧》：
塞上的秋天，碧蓝的天空高旷辽远，白云悠悠，黄叶翩翩。从蓝天到旷野再到遥接天地的秋水江波，都笼罩着一层翠色的寒烟。 夕阳西下，映照着天尽头的山峦，芳草萋萋，一直延伸到落日余晖都照不到的天边，沉入一片幽深的黑暗。 羁旅的乡愁，在无眠的夜里弥散，连好梦都不再光顾，只能为自己斟上一杯酒。 本想借酒浇去胸中块垒，不想酒入愁肠，却化作点点相思泪痕。 这首词笔力沉郁雄健，声情并茂，意境阔大深远。王实甫《西厢记》《长亭送别》一折，直接使用这首词的起首两句，衍为曲子，竟成千古绝唱。 这首词本为写乡愁，却被有心人弹劾，说范仲淹散播消极情绪。 或许是为了反击，范仲淹写下了另一首主题和情绪相似，笔调却更为悲壮慷慨的《渔家傲·秋思》：
西北的气候寒冷，刚入了秋，大雁便迫不及待地向南飞去，丝毫不肯留恋这一方水土。 群山环抱，暮霭沉沉，长烟茫茫，城门紧闭，大风中传来凄凉的羌笛声、激昂的号角声和马嘶人喊的训练声。 许多无法入眠的夜晚中，想要借一杯浊酒，来解一解乡愁，回首望去，却还没能勒马燕然，又何谈归期呢？ 满地白霜衰草黄，多年驻守在边关的将士们早已白发苍苍，却只能远眺着故乡的方向，流下滚烫的眼泪。 范仲淹的《渔家傲》同样是写塞外秋色，同样写长夜无眠，同样写借酒消愁，却真实地记录了军营中的生活，描绘了边塞秋天的萧条与寂寥，直率地表达了边疆战士的心酸与无奈。 有凄凉，也有壮阔；有悲悯，也有豪情；有忧虑，也有激昂。正是通过这些直观的表达，才更将他的英雄气概显露无疑。 在此之前，词只是诗之余，是饮酒享乐的花间游戏。从未有人将国家、社会的重大问题反映到词里，范仲淹此举，可谓是一扫浮靡的大手笔。  回顾范仲淹的一生，可以用两个词来总结：逆光生长，向光而行。 他的父亲是唐代名臣之后，五代十国时期在吴越国为官。然而他的生母谢氏身份低微，只是一名小妾。 生父去世后，范家主母便将年仅2岁的范仲淹和他的生母赶出了门去。迫于生计，谢氏改嫁到了一个姓朱的人家，范仲淹也因此得名“朱说”。 随着逐渐长大懂事，范仲淹在兄弟们的风言风语中知道了自己的身世，感受到了寄人篱下、仰人鼻息的羞辱，便早早立下了读书改变命运的志向。  他毅然辞别母亲，前往南都应天府求学。五年苦读，他的生活极其贫困，但精神却极为专注。 他每天早上煮一锅稠粥，用筷子划分为四块，配上一点盐巴和两根咸菜，便是一天的口粮，因此还留下了“划粥断齑”的成语。 饿了只有白粥，困了就用冷水洗脸，就连睡觉时都不脱衣服，不浪费一丝一毫的时间。 据载，他在应天书院就读时，宋真宗曾到书院视察。所有的学子都一拥而上，想一睹天子的风采，最好还能在他面前刷刷脸。只有小范同学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看完热闹回来的同学问他为什么不想见皇帝，他说，“迟早有一天，皇帝会主动召见我的，到那时候再去觐见也不晚”。 他的努力没有白费，26岁时，范仲淹参加了科举考试，一举高中，如愿受到了皇帝的召见。  当然，被皇帝召见时的范仲淹，还是顶着“朱说”的名字。 他中了进士，被任为广德军司理参军，有了经济基础后便第一时间接母亲来奉养。 他想认祖归宗，将母亲归葬于老家，却被范家人阻止，担心他回来是要争夺家产的。 直到29岁时，在上书皇帝得到批准后，他才真正拿回属于自己的“范”姓。 “范”为姓，“仲”为排行，“淹”是什么意思呢？  为水所覆盖曰淹，长久滞留曰淹，这个由他亲自为自己选的字，很少用在人名中。 据王端来在《范仲淹问世-文正归宗更名考实》中考据，得出了一个结论： 宋代文人中尊崇隋末文人王通的比较多，范仲淹也是其中之一。王通，字仲淹，是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著名的启蒙读物《三字经》中，提出了诸子百家的五子的说法，“五子者，有荀、扬，文中子，及老、庄。”其中的“文中子”即是王通。 王通家学渊源，自幼受儒学熏染，十五岁便可为师。他首次提出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著名心学大家王阳明对他极为赞赏，认为他是远远超过韩愈等人的“贤儒”。 范仲淹同父异母的兄长名为范仲温，或许是敬仰王通的同时，发现他的字与自己按序排辈的取名规则十分契合，于是直接取了“仲淹”二字为名。  范仲淹一生曾三次被贬，都是因为坚持心中的正义和真理，锲而不舍地追寻理想之光。 在贬至饶州时，妻子都病死了，好友梅尧臣写信给他，送上了自己《啄木》和《灵鸟赋》，劝他学一学那些报喜的鸟儿，管好自己的舌头，不要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范仲淹却硬核地表示，自己“宁鸣而生，不默而死”。宁可做一匹四处奔波、劳累而死的千里马，也不愿做一匹安逸地老死在马厩中的废物马；宁可做一只日日为吃饭发愁却能翱翔云霄的大鹏鸟，也不肯做一只在草地中啄食草籽为生的麻雀，更别说笼中乞食献媚的鹦鹉了。  范仲淹做官只走直道，做人亦是如此。 他被贬官的三次风波中，两次都是因为与宰相吕夷简政见不同。多年以后，仁宗想让他们俩和解，亲自劝慰范仲淹，老范却说“臣乡论盖国家事，与夷简无憾也。”对公不对私，自己没有错，无论对方遭遇到什么，都不该向对方抱有歉疚。 他历来节俭，却“天性喜施与，人有急必济之，不计家用有无”，晚年还在家乡创办了著名的范氏义庄。 范氏义庄堪称中国第一个民间慈善组织，拥有科学严谨的制度体系。它的扶助范围也很广，不仅资助子弟读书，更兼顾养赡老人、弱女婚嫁等诸多方面。 虽饱经战乱与朝代更迭，义庄几度差点无法维持，但由于一辈又一辈范氏后人的努力，一直运作到了晚清时期。 这位无论在政坛还是文坛，都一生公正无私的大家去世后，庙堂和江湖都为之而悲。 仁宗皇帝亲自为范仲淹书写墓碑“褒贤之碑”，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等不同派系的官员都纷纷为他写下祭文，苏轼赞他“出为名相，处为名贤。乐在人后，忧在人先”，黄庭坚直言“范文正公，当时文武第一人”，就连偏远山村中的百姓都自愿为他戴孝。 即便到了多年以后，他依然受到无数人的敬仰。大儒朱熹称他为“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就连康熙皇帝也忍不住赞叹他是“济时良相”。 逆光生长、向光而行的少年，终于成为了照亮无数人的光，更成了照耀文坛千年的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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