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字数10812，预计阅读时间32分钟 来源：转载自《人文论丛》2020年第2期，注释从略，引用请遵照原文 【摘要】：明代医案的普及极大地补充了医疗中的社会信息，为深入解析女性疾痛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支撑。以疾痛“隐喻化”为切入点，将女性医疗置于性别文化框架内考察，通过对疾痛中性别隐喻的剖析，可知男权社会从礼教、德行和生育角度对女性身心及行为的性别权力规训。与此同时，医疗叙事内亦含有女性的意识和策略，她们遵从性别规训的要求，又从“地位”“身份”和“性别”等社会因素中争取话语权，甚至补充自身形象与角色，进而带有“反规训”的意味。这种规训与“反规训”现象揭示出疾痛与性别间的交织和互动。 【关键词】：女性医案；疾痛；性别隐喻；医疗社会史 一、问题的提出 疾痛是病人对疾病引起的身体异常和不适反应的切身感受，也包括患者自己对如何尽力对付困苦，解决由此造成的实际生活问题的态度和看法。疾痛及其疗愈过程不单是患者的身体经验，更指涉其生活环境、家庭关系和医患问题等多方面内容，因而具有明显的社会特性。在医疗社会史领域中，围绕女性疾痛展开的性别议题，赋予女性身体更多的文化意涵。借此参照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之概念，视疾病为一种修辞手法或隐喻，探索疾病在社会演绎中逐渐“隐喻化”的过程，即如何由身体的不适转换为道德或价值评判，被看作丰富的情感表达。基于疾痛“隐喻化”之研究路径，再介人社会性别视角，对女性疾痛展开多重分析，有助于进一步挖掘女性身体的文化意涵，及其背后错综复杂之性别关系。 疾痛与性别相关的议题，学界历来研究颇多。道格拉斯、费侠莉谈及经血对男性健康、社会秩序的污染和威胁，指出女性疾病背后的性别意义。李贞德从生育与照护入手，论及女性的生产经验、产育禁忌和医护活动中的男女有别等，探究传统生育文化下女性的弱者形象和女性生育行为之规范。白馥兰将生育纳人社会性别的讨论框架，提到男医对女性生育力的重视及女性验孕、堕胎等生育选择。此外又如陈秀芬、金仕起对女性邪祟症、乳痈病的探讨。可见既有研究多在性别框架下，聚焦于某种女性疾病，阐释疾痛与性别的可能联系。而较少以女性疾痛现象为研究载体，探究疾痛“隐喻化”中的性别文化内涵。 明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出版业之兴盛使医案成为流行的医书体裁，相较以往围绕症状、诊断展开的记录方式，明代医案注重载录病患的疼痛、情绪和意识等细节，尤其在“男女有别”的医疗场域内，更能还原医者、病人及病人家属等的互动交流，内含医患双方对女性疾痛的态度和认知，为解读疾痛中的性别隐喻提供材料支撑，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有鉴于此，本文拟以明代女性医案为分析材料，结合疾痛中的性别隐喻视角，探寻传统医疗语境下礼教之防、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规训，兼及女性群体的意识和策略。据此围绕女性疾痛信息，逐层剖析疾痛中的多重性别隐喻，揭示医疗场域中的性别权力规训及女性作为弱者的“反规训”，深化对疾痛与性别关系的认识。 二、医疗场域中的性别权力规训献 “男尊女卑、男主女从”是儒家性别差异文化中的核心思想，以女性“三从四德”、女性对男性强烈的依附性、女子规训书等为表现形式，本质上是一种男权文化。在此一社会背景下，以男性为主体的医者群体在书写女性医案之际，亦视疾痛为一种隐喻式的修辞手法，从礼教之防、德行规范和生育角色三方面，提出对女性患疾身心的性别权力规训。 （一）礼教之防 传统性别文化要求“男不入，女不出”（《礼记训纂·内则》），明代社会亦对妇女交往空间的限制相当严格，尤其重视“男女之大防”，将妇女活动空间严格限制在“闺门”之内。此一性别规范延伸至医疗场域，强调在闺阃、产房等女性私密空间中，医患双方需谨守礼教大防，“或证重而就床隔帐诊之，或证轻而就门隔帷诊之，亦必以薄纱罩手”。甚或一些病人家属“诊脉之际，帕拥其面，帛掩其容”，以遮挡患者面容的方式，减少诊疗中的男女接触。明代医籍亦要求男性医者注重医学礼仪，与女病患保持距离，“凡遇妇女及孀妇尼僧人等，必候侍者在旁，然后人房诊视”。面对寡妇、室女等身份特殊的女性时，更应注意避嫌，“寡妇室女，愈加敬谨，此非小节”。是以女性就诊中常有隔帐、隔帷或薄纱罩手等隔绝男女的做法。如小说《警世通言》描述，吴小员外为褚员外爱女看脉，“养娘将罗帷半揭，帷中但闻金钗索琅的一声，舒出削玉团冰的一只纤手来”，全程未见褚氏面容、神色等，仅能探知基本脉象。其中养娘实际地充当了区隔男女的角色，保证了医疗过程的礼仪性和规范化。这类性别区隔的就诊场景可谓礼教之防的医疗折射，且带有管控女性身体的道德意味。 鉴于疾痛常牵涉身体隐私，医患双方在恪守性别礼仪外，也需顾及两性禁忌，不宜过多交流女病患的疾病细节。“妇人常多讳疾之弊，虽问之未必尽吐”，男性医者亦不便追问“某事曾否有无、某处如何痛痒、某物若为色状？”等问题。两性层面的禁忌与约束导致医患间的沟通障碍，更影响女性疾痛的诊断及治疗。如明末清初《续名医类案》载喻昌诊治某女“邪祟”之疾： 喻嘉言治杨季登次女病，多汗，食减肌削，诊时手间筋掣肉颤，身倦气怯，曰：“此大惊大虚之候，宜从温补……且闺中处子素无家难，其神情浑似丧败之余，此曷故也？”忽悟曰：“此必邪祟之病，而其父何以不言？”往诊问其面色，曰：“时赤时黄。”因谓：“此症必有邪祟，吾有神药可以驱之。”季登才曰：“此女每夕睡去，口流白沫，战栗而绝，以姜汤安神药灌方苏，挑灯侍寝，防之亦不能止。因见用安神药甚当，兼恐婿家传闻，故不敢明告也。”  《续名医类案》书影 在传统中医话语中，“邪祟”病症为心虚惊惕，“如为邪鬼所附”，或“登高而歌，弃衣而走”，或有言行异常、不守礼教之可能。喻氏察觉女病患身倦气怯，实为沾染邪祟，而其父一度隐瞒病情，最终才告知其病症发作时“口流白沫，战栗而绝”的身体反应，显然有杜绝非议之考量。尤其是杨氏为未嫁之女，就诊时强烈的性别禁忌，揭示出礼教之防加诸女性的性别规训。一是虑及男女之防，由父亲代为沟通医者，二是父亲顾念女儿名节，不愿坦言患者的异常症状。可见两性禁忌的规训下，女性疾痛不仅是病痛之创，更有医疗场域内礼法、名节对女性道德行为要求的限定。 当然，区隔男女的诊疗方式更多针对的是社会中上层，底层社会女性实际并不完全恪守礼教之防。某些特殊情境下，病人家属还向男医展示女病患的疾病部位，如《孙氏医案》载，一染匠之妇腹痛不止，医者孙一奎诊脉后询问患处，“匠即为解衣露腹指其痛所，始知膏药粘牢之故”。染匠不避忌为妻子解衣露腹，医者亦不回避患者的身体隐私，诊疗时医患双方忽视了男女界限，即以诊疗互动看待女患之身体。但女性罹患隐疾时面临的礼教困境却客观存在。妇人隐疾约为“阴闭生息肉，阴痒生疮，带下阴，子脏不正，阴门挺出，阴肿坚隐疾方”，是女性极具隐私、难以启齿的生殖方面的复杂疾病。故而迫于男女有别的礼教压力，大多数女性病者及其家人对治疗中的性别关系比较敏感，往往羞于讲述病情，乃至歪曲或避谈病情。如《孙氏医案》所载： 一吴氏妇，有隐疾，其夫访于予，三造门而三不言，忸怩而去。后又至，未言而面先赭。予因诘之曰：“诸来诣予者，皆谓予能为人决疑疗急也。今子来者四，必有疑于中。”……其夫乃俯首徐应曰：“言之无任主臣，先生长者，即言之，谅无哂。山妇子户中突生一物，初长可三寸，今则五寸许矣。状如坚筋，色赤，大可拱把。账而且痛，不便起止，憎寒壮热，寝食俱减。羞涩于言，每求自尽。闻先生能为人决疑疗怪，不啻扁华，特相访而祈一决。”予曰：“疾成几年？”对曰：“将百日。”予曰：“盖凡所谓怪者，耳目无所闻睹，书籍无所注载。今所言者，乃阴挺症也。书有所征，奚足言怪。” “阴挺症”关涉女性私密的下体，吴氏妇因隐疾痛苦不堪，却又羞于言明，其夫代为求诊时亦态度扭怩，碍于向男医披露细节。虽则在医者孙一奎的劝导下，病人丈夫愿意倾诉疾病情况，但从吴氏妇及其夫“羞涩于言”“未言而面先赭”种种表现中，可知隐疾为女性就诊带来的尴尬局面，以至于构成患者及家庭的礼教负担。相较于一般性疾病，隐疾集中反映了女性在医疗场域内的礼教困境，她们既希冀治愈疾病，又欲保护身体隐私。此一困境背后蕴含着男权社会对女性的礼教规训，同样强调维系妇女名节的重要性，有时甚至凌驾于女性的个体健康及生命之上。在礼教之防延伸出的性别规训下，女性患疾的身心无疑被赋予更多道德意涵，带有价值评判的色彩。 （二）德行规范 明代医籍中多有“妇人之病不易治”的观点，例如“疗妇人为难”，妇人之病“比男十倍难治”等医论颇多。此一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男权语境下所建构出的。具体而言，男性医者主张女性禀赋柔弱，疾病多于男子，如“男则气血俱足，女则气有余而血不足”。一些医者承认女子杂症同于男子，也坚持“妇人之病多于男子者，经脉愆期，淋、带、崩漏，孕育胎产，乳、阴诸患，及妊娠所挟之证，此为病之不同也”，即女性经血、胎产等生理构造是她们体弱多病的根源。与道格拉斯的“月经污秽”观点一致，传统文化对女性“月事”“经血”等也非常忌讳，视其为不洁和危险而羞于启齿。如《本草纲目》载，“女人人月，恶液腥秽，故君子远之，为其不洁，能损阳生病也”，道明月经属于污秽之物，会污染男性、损伤男性身体。上述观点断定女性经血、胎产等生理现象有别于男子，实为天生的缺陷与不足，显然意图贬抑女性身体，凸显男性的先天优势和主导地位。 男性医者虽留意到女性在情志方面的困扰，但多视情绪化为女性的本能，甚少体察其后的现实因素。在描述女性情志状态时，他们屡屡使用“性偏执”“忿怒妒忌”等具贬义性的词汇，勾勒出情绪偏激、心态极端的女性患者形象。然而女医谈允贤指出部分女性忧虑致疾在于夫妻不睦、生育不顺，清代女医曾懿也提到“女子幽囚于深闺之中，不能散闷于外，非但中怀郁结不舒，即空气亦不流通，多病之由”，意指生活抑郁是女性敏感多病的主要原因。有别于女医的客观态度，男医较少体谅女性患者的身心处境，主观判定女性情绪不稳兼性格极端，从心理角度弱化女性形象，印证“妇人之病不易治”的观点。 继而男性医者借助神鬼之说，论证女性更易为“邪祟”侵袭，引人这一群体理应遵照的行为规范。“邪祟”不止是发作时伴有异常言行的一种病症，更事涉鬼神幽冥，关乎女性心思不纯、触犯禁忌的状态。明代医籍向来有“妇人梦与邪交”“妇人与鬼交通”之说，如“鬼胎”源于“或入神庙而兴云雨之思，或游山林而起交感之念，皆能召祟成胎”，即在神庙、山林等鬼神活动场所心存邪念，招致鬼祟凭附。明末清初学者陈确申明“新妇切不可人庙游山，及街上一切走马、走索、赛会等戏，俱不可出看”，强烈要求新妇避忌庙宇、山林等场所，似乎也可沿用至女性群体。关于女性误入禁地而招引鬼怪一事，以陈氏妇的鬼疰症为例： 韶州南七十里古田有富家妇陈氏抱异疾，常日无他苦，每遇微风吹拂，则股间一点奇痒，爬搔不定手，已而举体皆然，逮于发厥，凡三日醒。及坐，有声如咳，其身乍前乍后，若摇兀之状，率以百数。甫少定，又经日始困卧，不知人，累夕愈。至不敢出户，更十医不效。医刘大用视之曰：“吾得其证矣……”已觉微减。然后云是名鬼疰，因入神庙为邪所凭，致精气荡越。 “鬼疰”与鬼怪、魑魅等相关，“或因人死三年之外，魂神化作风尘，着人成病。或逢年月之厄，感魑魅之情，因而疠气流行身体，令人寒热交作，昏昏默默”，实因撞邪致病，出现精神萎靡、寒热交作等异常身体反应。陈氏妇“发厥”“摇兀之状”等怪异表现，契合“鬼疰”症状，也确乎由入神庙沾染邪气而起。该妇患病表面上源自体质虚弱、易受侵袭，但关键在于其进入神庙之举触犯禁忌，存在对其行为失常的价值判断。在鬼神活动的场所而被鬼神作祟一说，隐含着传统医学从整体的、多元的“生理－心理－场所”甚至兼顾鬼神因素的大、小宇宙观及生活世界来给予解释之模式。从这一角度切入，女性易被“邪祟”侵袭，乃至“妇人之病不易治”的观点，在贬抑、弱化女性身心的基础上，将女性疾痛与行为规范相勾连，以此约束女性并达至规训其言行之目的。 再者医籍中还着力塑造柔顺的理想女性形象，从而阐明对女性的道德规范。如医者龚廷贤提到，“妇人之病，有可治、有不可治者，皆由其心性善恶所关也”，性情柔顺、持家有道的女性必无灾病，即便患病也容易康复，反之天性嫉妒、不遵礼法的女性则会招致疾病乃至治愈无望。其中“心性善恶”的评判标准即为是否符合传统“三从四德”的道德规范。龚氏以外，明清之交的医者傅山也持有“妇人有怀抱素恶，不能生子者，人以为天心厌之”的观点，将女性的不孕症引向心怀恶念、天所厌弃的道德高度。如《菽园杂记》载，秋官屠郎中妻无子而妒，因惧怕丈夫纳妾假装妊娠，某日忽然怀孕，却为“一胞，为鸟卵者四十七。破之，中有血水而已”。该妇产下怪胎的结局背后，隐含作者对其嫉妒、假孕之举的不赞同态度。上述内容将女性疾痛引向“三从四德”之探讨，甚至归因于个人道德问题，以令女性的行为举止符合社会规范，加强对她们的身心规训。 （三）生育角色 传统中国多将家庭视为女性的主场，女性被更多赋予的是服务丈夫、回归家庭的形象。繁衍子嗣是女性在家庭事务中尤为关键的职能，明代医案里亦多番提及女性生育健康的重要性。面对生育相关的疾病，子嗣的诞生和存活是女性恢复健康、家庭获得幸福的唯一疗方。社会风习极其注重女性生育，视子嗣为家庭要务，甚至于明代宗谱、族谱中被视为“兴家道”之一举。日用类书亦将妇儿科独立成门，编有妊娠、保婴类的歌诀，如“四物汤中加减用，怀胎凉燥莫交逢”。明代医籍亦主张女性需调养气血且控制情绪，以维系充盈的生育力，甚则还建议若妇人无法繁育后嗣，“便当广置妾媵，择其气血充盛者代举”。在治疗生育方面的疾病时，男性医者关心患者是否恢复生育力，特意留下“次年生子”“育一子”等记录。以《孙氏医案》中马凤林妻的隐疾为例： 迪老之子凤林，见予起乃翁疾，乘间语曰：“内子包有隐疾，每月汛行，子户傍极生一肿毒，账而不痛，过三五日，以银簪烧红针破，出白脓盏余而消，不必贴膏药而生肉，无疤痕。初间用针刺，近只以指掏之，脓即出，但汛行即发，或上下左右而无定所，第不离子户也。于今八年，内外科历治不效，且致不孕，先生学博而思超，幸为筹之。”予沉思两日……未终剂而汛行不肿，次年生女。 马凤林妻所患为月经引起的外阴肿毒，内外科均医治无效，患者饱受身心折磨之余，也多年未能孕育，可谓极具隐私性且严重的疾病。马凤林主动向医者孙一奎求助，亦不避讳妻子的隐秘部位，突破了礼教对女性的身体规训。除治愈疾病的实际需求外，病人丈夫也在意恢复妻子的生育力，此医疗语境中礼教与生育相碰撞，终究让位于生育健康。孙氏以“生女”为医案结尾的行为，也从侧面佐证了女性生育角色的重要程度。该案例中女性在生育方面的疾病已不限于医疗范畴，而关乎其是否能履行生育职责，既折射出社会风习对女性繁衍后嗣的需要，又暗含男性权力对女性身体的功能界定。 治疗女性不孕症的同时，男性主导的医疗话语体系更有意推动“产男”的结局。诞育承继宗祧之子是女性生育价值的最终体现，明代医案中不乏有女性因不产男而忧郁成疾的事例，如“一妇生女不生子，多思所郁，小便秘而不通，胀闷不安者二日”，可见“生女不生子”并非社会理想的生育结果。医案叙事中也将生育与因果报应相连结，暗示“产男”为一种福报。以冯商求子之事为例，“其妻每劝置妾，商取一女，已成。闻其父因官纲运欠折，鬻女以偿之，商恻然不忍犯，更益以资装，送还其父。明年生冯京，后登状元”。冯商为求子嗣而置妾，出于对妾侍悲惨身世的同情，他主动放弃纳妾的念头，还出资送该女归家。冯氏的善举为其赢得福报，次年顺利诞下儿子冯京外，其子最终还考取功名。该案例没有明言冯商的妻子是否有生育障碍，也未提到求子类的疗治药方，重在突出冯商的善行和生子的因果关联，以彰显“产男”现象的福报效应。“产男”是社会期待的生育结果，体现出男性权力对女性身体的渗透和掌控，重申女性生育角色外，也增强了这一群体对丈夫及家庭的依附性。 合而观之，从“隐喻化”的分析视角看，女性疾痛已具有道德或价值评判的意味。其一，礼教之防申明医患间的性别区隔、两性禁忌，在医疗场域内对女性提出名节、礼法等规范，尤其女性罹患隐疾时的困境，更显现出性别规训带给这一群体的礼教桎梏。其二，男性医者以论证“妇人之病不易治”之方式，贬抑、弱化女性身心，并试图塑造柔顺女性形象，串联起女性疾痛与德行规范，藉此从身心层面规训女性的言行举止。其三，医疗叙事中重视女性的生育健康，热衷于达成“产男”的生育结果，这一现象既符合社会风习的子嗣需求，更是男性权力对女性身体的功能界定，亦增强了女性群体对丈夫及家庭的依附性。由此女性疾痛在礼教、德行和生育三层面的社会演绎中，由身体不适转化为道德上的评判与审视，凝结为男性对女性身心及行为的性别权力规训。 三、作为弱者的“反规训”？医疗叙事内的女性意识及策略 男性权力规训女性身心的同时，也留有其“反规训”的余地，即女性固然处于弱势地位，亦有自我意识及策略，尤其后者更能体现这一群体对性别规训的“背逆”。她们遵照礼教、德行和生育方面的要求，服膺于男权社会的身心规训，同时运用斯科特式的“弱者的武器”，从女性的身份优势、性别特征等处获得支持，将身体不适转换为于己有利的话语表达，隐约流露“反规训”的态势。但这种“反规训”若置于“地位”“身份”和“性别”等社会因素中考量，实际更趋近于女性应对性别规训的一种方式。 （一）身心规训下的女性意识 大多数情况下，明代女性谨遵礼教之防，甚少将隐秘的身心状况展露于人前。面对身心方面的不适感，她们的态度隐忍且克制，纵使借诗文抒发疾病体验时，也多使用“卧病”“病中”和“咳疾”等含糊描述。如明代才女邹赛贞作《春日述怀》时言“身病消容尤可恨”，便仅暗指患病时面容的憔悴感，非展示具体可见的疾病症状。涉及身体隐私的疾病时，出自礼教之防的考虑，一些女病患也不愿配合男医的疗治手法。如某妇胸部生脓、胀痛难忍，医者薛己认为急需针灸以控制毒性，“彼不从，又数日痛极，始针，涌出败脓三四碗，虚症蜂起几殆”。该妇起初拒绝针灸或许有讳疾忌医之可能，但也应有隐私层面的顾虑，所以直至病情恶化才同意施针。从上述情况看，这些女性遵守医疗场域内的性别区隔、两性禁忌，潜意识中相当认同礼教之防的身心规训。 针对“服三从之顺，谨内外之别”之类的德行规范，女性患者亦秉持相对认可的态度。更有甚者，有严守“男女之防”的贞节女子，虽然得病也拒绝男医生为她们号脉者，这种行为甚至还被推崇褒扬。《明史·列女传》载，会稽胡氏为夫守贞而常年居于室内，她在晚年时染疾也拒绝请医诊视，理由为“寡妇之手岂可令他人视”。胡氏常居室内并放弃治疗一事，必然出自守贞的现实需要，但也从侧面反映德行规范对女性疾痛观的影响。至于庙宇、山林等为女性禁地之说，女病患也颇能接受，并反思自身触犯禁忌的后果。比较典型的是杨天成女撞邪一事，该女未出嫁而腹部隆起，医者滑寿质疑其为鬼祟侵袭，“女不答，趋入卧内，密语其侍妪曰：我去夏追凉庙庑下，薄暮过黄衣神心动。是夕，梦一男子如暮间所见者，即我寝亲狎，由是感疾。我惭赧不敢以告人，医言诚是也”。杨天成女承认她曾误人神庙且对黄衣神心动，因羞于言明，请侍妪代为转述，这一曲折过程映射该女对禁地及“邪祟”的认知，即她意识到所患怪病为擅闯禁地、被“邪祟”侵扰的恶果，实属其举止不当、心思不纯的惩罚，此反面案例可推证出遵守德行规范的必要性。 传统社会历来看重生育一事，所谓“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礼记·昏义》）。明代律法亦规定“其民年四十以上无子者，方听娶妾”，即允许四十岁以上而无子的男性娶妾。在社会环境和世情风尚中，明代女性普遍接受其生育角色，视为重要的家庭责任和社会义务。但凡女性婚后多年不孕，或未能诞下子嗣，必然承受来自家庭及外界的多方压力。所以“无嗣”“无子”堪称广大家庭妇女烦恼与痛苦的一大根源，如《校注妇人良方》载： 西宾钱思习子室，年三十余，无嗣，月经淋沥无期，夫妇异处几年矣。思习欲为娶妾，以谋诸余。余意此郁怒伤肝，脾虚火动，而血不归经，乃肝不能藏，脾不能摄也，当清肝火，补脾气。遂与加味归脾、逍遥二药四剂，送至其家，仍告其姑曰：“服此病自愈，而当受胎，妾可无娶也。”果病愈，次年生子。  《妇人良方集要》书影 钱思习的儿媳年过三十未有子嗣，兼有月经不调、夫妻异地的困扰，家中长辈筹划为其夫娶妾，更加重其内心的郁怒之感，愈发身体失调、难以有孕。为缓解病人及家属的焦虑，医者薛己在开方送药时提到病愈后即能受胎怀孕，结果诚如其言。钱氏妇的身心不适与子嗣问题相交叉，面临健康和生育的双重压力之际，患者还需应对丈夫娶妾的家庭危机，“生子”可谓其稳固、提升家庭地位的主要砝码。此案例揭示女性比较接受男权社会对其的功能界定，并以生育力为获取家庭认可、迎合身心规训的有效手段。 （二）“反规训”中的女性策略 在家庭医疗活动中，明代女性能利用伦理体系赋予的身份优势，掌握部分医疗资源。在父系家庭中，女性亲属如母、妻、女、姊妹，可因己身的尊卑长幼伦序，获得一定的权力与地位。因而一些女性长辈便能倚仗家庭中的地位，表达个人医疗述求，选择是否治病、采取何种诊疗方式，如《程茂先医案》载： 方叔年尊堂时学孺人，年六十三岁，素孱弱清癯，气血两虚。平时六脉极微细，即感风寒而脉亦不甚鼓大。今年六月初旬，缘稍食瓜桃，其夜遂成霍乱，吐泄十余度，腹中作痛……孺人知用人参，便疑胸膈不宽乃补塞所致。因而年日人参加至一钱五分，竟不与知，服后胸膈顿宽，滞下顿减。一日孺人谓叔年曰：“此数日来，膈中方块，再勿用参。”叔年唯唯应命，然而私与不佞加参无异往日。 方叔年之母体质虚弱，又略知药理，以为胸膈不宽是服用人参、滋补过度所致，嘱咐停止用参，其子为母亲的健康着想，私下与医者继续加参。患者明确提出治疗要求，态度相当强硬，虽则方叔年违背其指示，但他“唯唯应命”、私下加参的行为，亦暗示了母亲的话语力量。该案例里方叔年之母透过疾痛传达对药理、病情的认知，有着强烈的主导意识，一改性别规训中的弱势形象，略有“反规训”的意味。但这种话语权源自病人的母亲角色和家庭地位，应视为传统伦理体系给予女性的一种身份优势。 少数女性更以疾痛为“弱者的武器”，做出诈病、堕胎等举动，以达到于己有利的医疗结果。如《景岳全书》载，某妇妒忌妾侍、辱骂丈夫，“因而病剧，则咬牙瞪眼，僵厥不苏若命在呼吸间者”，情形岌岌可危，其夫惊慌失措，该妾侍也连遭不堪，医者张介宾察觉为假病，但未刻意揭穿真相。该妇妒忌的言行不符“三从四德”，又诈病以恐吓丈夫、打压妾侍，其中疾痛症状更是她发泄不满、修复夫妻关系的身体武器。鉴于疾痛属于个人及内部的私密性，某些意外怀孕的女性还以破瘀通经之名，购买下胎药来终止妊娠。如杨孺人怀孕已两月，适逢丈夫北上科考，“不欲乱其意，潜买堕胎药下之。医误，过投毒品，饮即仓猝腹溃死”。杨孺人私下买药堕胎之举，虽非蓄意控制生育，但也展露出她为丈夫前程，不惜牺牲自我的意图。诚然诈病、堕胎等做法不能与女性自强、能动性一概等同，而是她们应对病危或社会性危机的紧急干涉手段。但这些女性或许意识到，疾痛的私密性提供了界定身体状态的间隙，可将身心不适的症状转化为“弱者的武器”，获得掌控身体的可能。然则女性对身体的掌控始终有限，且多基于维持家庭关系、个人名节等目的，非真正意义上的“反规训”意识。 尤为关键的是，女性医护者对待女性疾痛的态度，既有别于男性医者的主观界定，又部分地构成对性别规训的正面回应。前揭男性医者普遍认定女性柔弱、情绪化，缺乏对其身心处境的深入考量，同为女性的医护者则更愿探查女性疾痛的内在根源。如小说《醒世恒言》载，周胜仙爱慕范二郎而相思成疾，医婆王氏诊出“头疼浑身痛，觉得恹恹地恶心”为心病所致，再引导她说出实情，“我与你作个道理，救了你性命”，随后周胜仙告知患病缘由，还在王婆的帮助下与范二郎定亲。王婆未将周胜仙之疾归咎于其禀赋柔弱的体质，敏感地捕捉到疾痛背后的患者思绪。 再以女医谈允贤为例，她在《女医杂言》中再三提及女性患者勤于家务、夫妻不睦和怀胎艰难等状态，以疾痛为中心，展现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与贡献。如某三十六岁妇人连续三胎流产，其夫深忧无子，欲意娶妾，“其妇与某商议，无计阻当，忧忿太过，家事颇繁，愈加不能成胎”，经治愈后“次年五月，遂生一子”。谈允贤关注患者焦虑忧忿、操劳过度的多重病因，同情其艰辛处境外，亦以“生一子”为结尾，直指患者在家庭的劳务和生育方面的贡献。上述事例表明，女性医护者留意女病患的身心处境，能体察女性疾痛与家庭、社会关系间的关联，这种迥异于男医的处理方式，既回应了性别规训对女性形象及职能之界定，也补充了这一群体在家庭和社会中的性别角色。这些医护者之所以能从疾痛中丰富性别规训以外的女性形象和角色，原因在于其处于社会性别中的“女性”身份，便于接近女性患者并为其发声。  《女医杂言》书影 概言之，疾痛“隐喻化”的过程中，医疗叙事中的女性意识及策略亦是不容忽视的部分。在疾病处理及疾痛观上，整体上女性恪守礼教之防、德行规范和生育职责的要求，服从于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身心规训。不过女性也尝试借助传统伦理秩序、疾痛的私密性等，争取医疗事务中的话语权，同时女性医护者对疾痛根源的挖掘，亦补充了女性形象和角色。然则这些话语表达，非“反规训”的成果，而是基于性别规训赋予的“地位”“身份”及“性别”等有利因素，不能一概视为女性自强、能动性的表现，或可理解为她们应对这一规训的方式。 四、结 语 从性别文化视角出发，女性疾痛绝非限于个体身心健康，实则包含医疗场域中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规训、女性患者的意识和策略等丰富内容，可概括为两性间的规训与“反规训”关系。所谓性别权力规训，在医疗场域内的存在形式为礼教、德行及生育三层面。礼教之防划定医患间的性别界限，逐步对女性加强名节、礼法等要求。继而男性医者贬抑、弱化女性身心，更塑造柔顺女性形象，藉此规范女性的德行。再则男性主导的医疗话语体系亦看重女性生育力，希冀达成“产男”的理想结果，以界定女性的生育角色。 与此相应，女性并非全是医学权威被动的牺牲品，医疗叙事内亦多有女性意识和策略。她们在疾病应对及疾痛观上服膺于男权社会的身心规训，又运用“弱者的武器”，从身份优势、性别特征中取得医疗话语权，乃至补充自身形象和角色，略有“反规训”的表露。但是这种“反规训”基于“地位”“身份”和“性别”等社会因素，仍在性别规训的范畴内产生及发展，并非女性自强、能动性的表现，实则趋近于女性群体应对性别规训的一种方式。 职是之故，以“隐喻化”为研究路径，探索女性疾痛在社会演绎中的多样转化，并非着力于从性别对立中窥视男权对女性的宰制、女性的主观能动性等，而是在传统社会的运作机制内，探讨疾痛与性别间的交织与互动，即性别权力对疾痛过程的渗透，疾痛过程折射且放大了性别权力的作用，从而演化为规训与“反规训”的形态，某种程度上丰富了疾痛的性别文化内涵。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 轮值主编：王俊 排版：周令仪 刘禹璇 审核：杨国安 洪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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