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局说：今天讲一个“绍兴师爷”的故事。此事究竟是不是历史事实，现在已很难查考了。但类似的故事很多，足以说明绍兴师爷们的威力。也说明：无论职位多高的官员，都离不开吏的辅佐和指点；经验丰富、办事干练的吏，更不可或缺。
清人许仲元的《三异笔记》中记载了一位“王二先生”的故事。这位王先生是绍兴人，善于写奏折公文，不管是刑事还是财政方面的事都非常内行。他在云南的时间很久，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成为当地的首席幕僚。他的家就在省衙附近的一座花园里，亭榭戏台，奇花异草，样样齐备。总督、巡抚有事还可以批条子召见他，但道台、知府以下的官员就只能登门求见了。 云南的布政使是浙江德清人许祖京，按察使是湖北江夏人贺长庚，都是他的儿女亲家。省会所在的云南府知府是杭州人庄肇奎，与他的关系更加密切。平时他的左边一个皮包里放刑事方面的文书，右面一个皮包中放财政方面的文书，签订意见后就让仆人报到布政司和按察司衙门去，两位长官一般不会再有任何改动。各府、厅、州、县的官员到总督、巡抚衙门参见以后，中午必定要聚集到他家中，有的拜见上司和要人，有的会见朋友，审理案子的也跑到他家，消遣娱乐的更离不开他家。他家里常常是一个厅上在审讯，鞭打声和吆喝声一片喧哗；另一个厅上却是笙歌悦耳，舞姿婀娜；彼此互不干扰，各行其是。王先生每天晚上都要设宴请客，用具也与众不同，有专门设计的大方凳、宽茶几，每人用一套。送上菜单后可以各人自点，每人有一把酒壶、一个菜盘，各吃各的，专品一种还是每样都尝悉听尊便。王先生是位绍兴师爷，虽然是省里的首席幕僚，却是毫无官职的，当然属于吏，而不是官。但他的权势却远在省里绝大多数官员之上，除了总督、巡抚这两位最高首长，谁也不能不听他的。他的家俨然就是处理省内日常事务的衙门，也是实际上的行政中心。他的生活在省里也肯定是第一流，并且十分新潮，推出当时绝无仅有的高级自助宴会，不用说一般中下级官员，就是省中大员也未必能有如此排场。王先生这样的例子或许只是个别的，但吏的权力之大，并且往往在实际上操纵着官，却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朱克敬的《瞑庵杂识》里面记载了清朝末年一个吏所说的话，其坦率和自信的程度简直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 他说：“来办事的人就像乘客，政府各部门就像车子，我们这些人就像是车把式，各部门当官的就像是骡子，我们用鞭子抽着他们往哪儿走就行了。”本来应该高高在上、发号施令的官却会被名义上的下属和附庸的吏当成拉车的骡子，用鞭子抽着，爱往哪里赶就往哪里赶。这些吏居然还敢公开说这样的话，这不能不使我们考虑一下：官和吏，究竟谁管谁，谁服从谁？古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名实不符的怪事？ 要说官员们都心甘情愿，那当然不可能。哪一位当了官的人愿意做自己下属的傀儡？又有哪一位官员会主动让幕僚来摆布自己？但有时却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清朝雍正年间河南总督田文镜的故事就很说明问题。 据说当时有位绍兴师爷邬先生，本领极大，但脾气也不小。田文镜请他做自己的幕僚，专门给雍正皇帝拟奏折。邬先生提出的要求是，放手让他写，保证对田文镜有利，但写些什么不许田文镜看。田文镜同意了，邬先生就任幕僚，几道奏折呈上后，果然皇帝龙颜大悦，田文镜一下子成了宠臣。 
原来邬先生认准了，雍正一心要除掉了解他篡位隐私的顾命大臣隆科多，所以以田文镜名义接连上奏揭发，使雍正获得借口消除了这个隐患。但不久邬先生脾气越来越大，田文镜受不了，打发他回老家去了。从此以后，田文镜上的奏折无不受到雍正的批驳，弄得他胆战心惊，只得再次请邬先生出山，并且答应了他的苛刻条件。邬先生重新操起刀笔，果然身手不凡，为田文镜起草的一道请安折奏上，雍正居然认出了他的手笔，亲自用朱笔批上：“朕安。邬先生安否？” 田文镜对这位幕僚自然只能奉若神明了，哪里还敢说个“不”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