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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俊先生首先是个画家。 他山水、人物、花卉、翎毛、虫鱼都画。我不懂画，但看他的画，有似曾相识的感觉，那种似曾相识，来于经典画家的经典作品，特别是八大山人的作品。他“北山人”的落款也很像“八大山人”，毫不避讳师法的渊源。他的画分明从经典作品而来，核心精神一以贯之，而率性的用笔、透亮的用墨、明艳的色彩，以及略有夸张的构图、生机盎然的意象，又从经典中蜕化出来，完成了现代转型。经典是他的支撑，也是引渡古今的舟楫，而他的归止处，是当代的精神、自家的风貌——从笔墨语言到形式构成，都分明带着王学俊的标志。所谓汲古出新，大抵就是这样吧。
当代中国画有很多流派，不同的技法、不同的观念，自然产生相应不同的作品，有许多画，已经不那么“中国”了。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来看，这当然是繁荣的表征，作为外行，我无从置喙。然而，就大写意中国画来说，我固执地认为，必须坚守中国精神、中国技术的核心，才无愧“中国”二字、“写意”二字。“写意”，要有高尚的“意”可写；“意”，必须以“写”的方式表达出来。
意是人生的境界，是人的本质力量，来于涵泳体察，涉事读书。王学俊曾说，画家应该懂得“养画”的道理。“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腹有诗书气自华。品高学富，胸中自然有意，笔下自然有意。“思想是智慧的结晶，是人生观与价值观、人生理想集中的体现”，画家塑造“坚韧不拨的性格、自立顽强的意志，正直不阿的人格品质”，笔下就会流露出“一股正气、一股清气、一股和气、一股雅气”。所以，画家必须加强艺术修养、文化修养和人生修养，“让德行变得端庄大方，让气质变得清高儒雅、让思想变得潇洒超脱、让境界变得朴素高尚、让智慧变得灵动敏锐、让心胸变得自信旷达，让友情变得真挚纯浩，让生活变得自然清淡”。养画其实在养人，人的境界，就是画的境界，就是意。
写意画称“写”而不称画，“写”字中丘壑万千。一画开天，石涛《画语录》开篇即云:“太古无法，太朴不散；太朴一散，而法立矣。法于何立？立于一画。一画者，众有之本， 万象之根；见用于神，藏用于人，而世人不知。所以一画之法，乃自我立。”柔毫宣纸，惟笔软则奇怪生焉，墨分五色，水墨淋漓；来于书法的起、行、收，自有轻重、向背、曲直、疾涩、方圆、藏露，包含阳舒阴惨，泄露造化之秘。来于书法的“写”，不但合乎生理、物理，而在“囊括万殊，裁成一相”中，获得了形而上之的跃迁。书法之于绘画，不仅是“骨法用笔”的要求，更是贯彻中国哲学、美学精神的必由途径。近年来，西画对中国画的影响无处不在，国画家擅书者越来越少，大概是中国画、写意画、文人画面临的最大危机。 王学俊先生的画，有笔有墨，有法有象，浑厚华滋，气韵生动的原因之一，在于他同时是一个书法家。
二 与画一样，王学俊先生书法涉猎也非常广泛，甲骨、金文、小篆、隶书、楷书、行书、草书，无所不学，也无所不能。与画一样，他的书法作品，也给人以似曾相识的感觉，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也来于经典书家的经典作品。然而他并不追求“逼古”，而是以画家的敏感，不断地攫取形式感，为我所用。也许在不太“深入”、不太“精到”中，反而流露出不衫不履的率意，他又能把这些率意罗织成整体，获得一种“画家字”特殊的情调，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
当然，对八大山人，则是例外的。 邵长蘅《青门旅稿》说：“山人工书法，行楷学大令、鲁公，能自成家，狂草颇狂伟。”“狂伟”二字，可以概括八大山人草书的特征。八大山人初学欧阳询，书法瘦削冷峻；应该受沈周的影响学过黄庭坚，得其奇宕张扬；又学锺繇、王宠，得其宽裕古朴；又学董其昌，功力最深。在骨子里，八大山人是清新劲健的风格。然而，作为明宗室之后，国破家亡之后，安危难卜，先是喑哑不再说话，既而出家为僧，又“蓄发谋妻子”，再出家为道，叫号痛哭，混舞于市，徉狂自保，书亦随之，以狂伟示人。八大山人晚年取法之广，罕见其匹。他临写张芝、锺繇、索靖、王羲之、王献之、王僧虔、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孙过庭、李邕、张旭、怀素、颜真卿、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宋克、王宠等，在他的书作中，一一有其消息，融会贯通，脱然形成了迥不与人同的“八大体”。 “八大者，四方四隅，皆我为大，而无大于我也。”
从绘画到书法，王学俊先生可谓对八大山人拳拳服膺，他所书“八大体”行书、草书，与八大山人相比，皆有“似与不似之间”之妙。
三 王学俊先生最擅草书，《竹颂》长卷，可谓其代表作。 《竹颂》是高治军先生所作古风长诗。梅兰竹菊四君子，例来为文人雅士所喜爱、称颂。竹以虚心有节，更称谦谦君子。“绿竹猗猗”，见于《诗经》。王子猷谓“不可一日无此君”。苏东坡曰：“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高志军以“十爱”颂竹，罗列竹之美德，可谓详备，是盖托物言志也。
王学俊先生一定是受诗的感染，以草书书之。通观全卷，浩浩荡荡，苍苍茫茫，如千里阵云，如一片竹海，引人浮想联翩，心潮起伏。
也许，我们不妨以八大山人书法为参照，来欣赏王学俊先生的这件作品，才能更好地体会其渊源和新意。
其用笔，一曰率意，二曰劲挺。八大山人草书多用圆笔，溯源篆籀，藏头护尾，婉通开张，营造了简古、洗练的效果。王学俊先生则方圆并用，不甚在意圆转鼓荡。但是，他的点画并不疲弱，而是富于弹性。长锋健毫带来的变化，不时显现出孙过庭、王羲之的影子。八大山人用笔是含蓄的，王学俊则是张扬的，前者简净、准确而后者华丽、率性。
其结字，一曰宽博，二曰奇巧。董其昌、欧阳询都是瘦的，八大山人晚年书，从锺繇、王宠得宽博，以致于临欧阳询的字，也变成了宽博的结体。宽博的结体为王学俊所继承，但是，于其说他的宽博来于八大山人，还不如说来于王羲之。王羲之书，草书占十之六七，多为《十七帖》风格。其中或多或少，还有章草的影子，横撑的笔画，正透出古意。草书有此古意，才不会像米芾所说“草书不入晋人格，辄徒成下品”，这看似容易，实则不深入《阁帖》，难以达到。八大山人的结字，极能造险，又极能救失，这得益于他天才的造型能力。王学俊作为画家，当然也不乏经营位置的手段。不过，就像用笔，八大山人精谨而王学俊率意一样，王学俊的奇巧不是苦心经营后形成的“准确的”奇巧，而有更多恣肆真率的成分。就单字看，或许有不少字都不耐推敲，但在整体中，却并没有违和之感。
其章法，一曰连属，二曰奇崛。字密行密，八大山人也有这种章法，以准确的结字，上下字间营造空间呼应。王学俊则以“不太准确”的结字，上下字间多用笔势映带呼应。自二王、张旭、怀素，多用笔势映带的方法营造行气，《竹颂》中不少精彩的字组处理，令人赞叹。也就是说，八大山人的章法更强调空间性，而王学俊更强调时间性。章法要有字眼。用长竖线打破章法的沉闷是常见的方法，王学俊作品中也多次运用，难能更贵的是，他的每个长笔画都有所变化，虽频频出现，而无重复之感。另外，不少字取横势，既消除了局促之感，也与行的变化提供了可能性。
总之，乍看王学俊先生草书，可能会以“学八大”三个字概之，而忽视了他的用心处、独到处，那么，也将失去欣赏精彩处的快意，是十分遗憾的。王学俊学八大山人，绝不是谨守蕃篱，不越雷池一步，而是上溯下探，多有融会，斐然有成。如果结合王学俊先生论画的思想深度和书画的熟练技巧，可以预期，他的书法还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值得期待。
当然，作为同道，也许王学俊先生会允许我互道甘苦，倾心处也是偏狭处，得意处也是疏忽处，书画之道，正像王学俊先生所言，要“养画”，是一个永无止歇的旅程。 孟会祥：（河南省书协副主席、《书法导报》副总编辑）2021年12月16日
后记辛丑春，余作草书卷《竹颂》，源于挚友程慎先生推荐的一篇新古体诗文《竹颂》，此诗文出自被诗坛公认之新古体诗著名诗人高治军先生笔下，诗曰：“我爱竹子美，最爱有十谈。纵横九万里，上下五千年。谁不爱竹君，谁不绿猗恋。竹与寒三友，世之传美琰。诗经曾写竹，诗里放歌声。诗豪枝子词，清新民歌行。
板桥曾画竹，枝叶总关情。松梅兰三友，君子显高风。绿水与青山，就是连金银。安吉曾富竹，一根二千逢。而今我唱竹，竹君有十颂…。”诗文朗朗上口，诗韵荡涤读者心灵。宋代苏轼在《於潜僧绿筠轩》诗中以“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旁人笑此言，似高还似痴。若对此君仍大嚼，世间那有扬州鹤？”的表达极富哲理，其核心是人的品质就像竹子一样清芬，不畏严寒酷暑，高尚的情操像松柏一样孤直；卓然而立的思想品格和精神境界当凝聚成一种精神力量时，人的生命意义得到升华。前者与后者虽是两个不同时空卓者对竹子的赞美，其精神是相同的，故为此应叫好。
余画墨竹三十余载，以笔墨倾情于竹，正因如此，每每看到描写竹之诗词、表现竹之书画佳作必须要欣赏一番。观自然之竹、赏歌咏之竹、品书画之竹至咏竹、书竹、画竹已成为自己艺术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和嗜好。故今作草书《竹颂》也就在情理之中。此书法作品现由西泠印社出版社结集出版，实为幸事，能如期出版，首先感谢河南瑞臻投资有限公司 、河南助力教育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赵松茂先生鼎力支持！感谢河南省书协副主席《书法导报》副总编辑孟会祥先生为《竹颂》作序文。对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王学俊草书卷－竹颂》同时表示感谢！对于本书的出版给予帮助支持的书画界朋友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书分五体，源于汉字。新旧石器，点线成形。古有伏羲画卦，仓颉造字。书法端倪，源起结绳。奴隶建制，殷商立朝，字体初始，先秦雏形。祭祖田猎，凡事占卦，测其祸福，卜辞勒令。契刻龟甲，利刀如毫，书体古拙，庄重神凝。结体方正，意趣无穷。书以象形而始，法以点画规隆。《书林藻鉴》：“盖天下事物之象，人目见之，则心有意，意欲达之则口有声。意者，象乎事物而构之者也；声者，象乎意而宣之者也.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书之为文字。
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也。”余以为“书为文之迹，画为诗之象”。宋代黄山谷曰：“凡书要拙多于巧。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妇子妆梳，百种点缀，终无烈妇态也。学书须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余尝言，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山谷论书，彪炳千秋，传于后世，习书者当以铭记，游于书道者，应牢记于心焉。 辛丑冬墨客子于德道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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