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棵夹竹桃，从我记事起就长在那里。在我小的时候，它也很小，玲珑的一小丛，像刚刚出土不久的豆苗。随着岁月的迁延，我慢慢长大，它也越长越高。 我十岁的时候，原本在尚乡小学里读书，读完了四年级的那个暑假结束后，到学校里报到，在教室里坐不住，跟着小伙伴们东奔西窜，在悄悄经过校长办公室门口的时候，恰好听到老师们在讨论四年级升五年级的学生名单。校长说：“青言的学籍还在三年级，如果他升到五年级，明年就要上初中了，学籍跟不上。再说他的成绩中不溜秋，再读一年四年级，可以多打一年基础。”其他老师自然附和同意。 从那一刻起，我就告别了童年，瞬间长大了。童年的世界是多彩的，是跳动的，是开阔的，是无忧无虑的。童年之后的世界是僻仄的，是平静的，是单调的，是充满忧虑和抗争的。我像从一个世界穿越到另外一个世界，风云突变，景物全换，我看到的一切事物再也不是原来眼中的样子。 童年的我没心没肺，从来没有时间观念在家中被父母催促着吃晚饭，赶出家门，也就吊儿郎当的挎着书包，走出家门，缓缓地沿着羊肠小道绕过麦场，走过碎石斜坡，从池塘边缘的泥土坝上穿过，路过沙页岩黄土洞，以及绿油油的连片的麦苗，踩着成块的青石路，到那长满白杨树的学校。学校是开放式的校园，中间是数亩大的泥土平场，是孩子们课间玩游戏的场地。平场靠近教学楼的两侧，是两排丁字形的白杨树，都有成年人的腰粗细，笔直的干上耸入云，庇护着数十岁的瓦房教学楼。上房上下两层，中间是砖木的地板，每层两间教室，两间教室办公室。下房单层，只有一间教室和一间办公室。 有时我到得早了，校园里还空无一人。我百无聊赖，就攀上教室外的窗台，平躺上那水泥台面，而脚和腿只能高高翘起，放在窗户沿儿的青砖墙上。手中捏着像毛毛虫一样的杨毛蒲穗，左看右看，搓来搓去，打发时间。有时我到得晚了，在路上远远的就听到朗朗的读书声，心中也无所谓，依旧按照原来的步伐，一边踢着路上的小石子，一边蹦跳着往学校走去。 到了学校一看，原来是同学们的吵闹声，他们哪里会在没有老师的时候自觉读书呢？正像我的无所谓的态度和贪玩一样，他们有的在玩压指头、猜码的游戏，有的在争论、在吵架，有的在叠摔炮，有的在玩纸飞机。纸飞机在同学们的头顶飞来飞去，时不时落在房梁上，夹在屋椽中间掉不下来，就撕下作业本的纸，再叠一个接着玩。所以房顶上密布着“失事”的纸飞机。有时正在上课，微风吹进教室，摇下那些暂时停歇的纸飞机，他们便飘摇而下，在教室上空打着旋儿，引发一阵哄笑和尖叫，大家都在张望，看飞机落在谁的身上。 有时恰好老师背对同学们在黑板上写字，教室里格外安静，突然纸飞机直直的朝着老师砸去，“啪”的一声，正中老师的背。老师猛一回头，惊问：“是谁？”同学们全都低下头，使出吃奶的力气憋住笑，但时不时会有一两声忍不住的笑声逃逸出来，发出杀猪似的尖叫。 童年的我陶醉于这样的快乐，从来不关心自己的成绩是好是坏，只是在考试前惊叹一声：“怎么这么快又要考试了？”过后便再无波澜，即使是在考场上，也依然能找到各种各样的乐趣，匆匆忙忙写完试题，然后在洁白的演草纸上画昆虫，画狗，画猫，画牛，甚至画监考老师的样子，以及窗外的杨树叶。 杨树叶上也有许多好玩的东西，如那高一声、低一声、时断时续的蝉鸣，就能引起我好一阵研究。根据声音判断，知道它就在窗外正对着的那棵大杨树上，但要知道是在哪一根枝条下、哪一片叶子下，在要下一番功夫，不断地听声辨位，不断地观察入微，最终要是能够看到那只褐色的蝉趴在新长出的嫩枝上，会兴奋得把考试忘在九霄云外。或者偶然看到凑近窗台的树叶上，有一只红黄相间的毛毛虫，微微蠕动着进食，也能让我盯着看老半天。再不然看树枝上的蚂蚁，思考它们为什么掉不下去；看在墙外探头探脑的壁虎，思索它有没有足够的胆量，到窗前吃那只嗡嗡嗡的慵懒的苍蝇；看那两只上下飞舞忽左忽右的白蝴蝶，会不会飞进窗里来，落在我的课桌上。再不然趴在桌子上闭目睡上一会儿，打发那怎么也用不完的时间。 放学后，也从来不走寻常路回家，每一次都走没有走过的路，有时绕到东边的山坡上，有时爬上西边的山岭，有时从庄稼地里横穿，有时越沟跳涧从荆棘丛中开辟新路。路过棠梨树，春天摘花，秋天摘果，必定要攀爬一番。路过黄土洞，也总要壮着胆子，向那乌漆八黑看不见底的深处去探险。再不然，掏鸟蛋，捉青蛙，打蛤蟆，赶长虫，总能玩的不亦乐乎。 但是从听到校长决定让我留级的那一刻起，周围的一切全变了，以前说的有无穷魅力的事儿，全部都变得无比的幼稚。有几个就要上五年级的同学，还在一旁土坡上溜滑坡，屁股后面裤子上，全都糊着厚厚的黄土，他们还向我招手喊话：“快来快来，今天特别滑，一溜到底，特别好玩！” 我也懒得理他们，坐在操场边洁净的石头上，想心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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