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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东部地区，与伪满洲国接壤。日本关东军利用内蒙王公德穆楚克栋鲁普（简称德王）等人要求内蒙自治的意向，暗中策动他们搞内蒙独立，企图把内蒙地区变成第二个“满洲国”。尽管这些阴谋活动屡遭失败，但关东军始终没有放弃向内蒙扩张的野心。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关东军向东京方面提出，依靠行使武力，从根本上解决华北问题。其目标是：为准备对苏作战，要在华北、蒙疆建立地方政权，并确立日、满、华北经济同盟的基础。1937年8月9日，关东军接到日本陆军总部关于配合华北日军向察哈尔发动进攻的命令后，立即进行政治动员，于8月中旬先后制订《察哈尔方面政治工作紧急处理纲要》和《察哈尔方面政治工作紧急处理纲要具体措施案》，主要内容如下： （一）在张家口建立管辖察南、察北的统一政权（暂称察哈尔政权）； （二）在张家口设置直属关东军司令官指挥的大特务机关，以监督察哈尔政权的军事、外交、经济方面的主要事务； （三）派遣具有独创性和统制能力的日本人担任察哈尔政权的顾问； （四）接管察哈尔银行，无论如何要建立独立的币制。关东军一面召回时任伪满洲国间岛省省长的金井章次，作为未来新政权的首席顾问； 一面以情况紧急为由，让张家口特务机关要员与作战部队同行，以便实施既定方策。 8月27日日军占领张家口后，当地特务机关随即组织治安维持会。9月4日又设立察南自治政府，以原察哈尔省政府委员杜运宇和商务会长于品卿为最高委员，下设总务处及民生、财政、保安、民政四厅，管辖万全、宣化等察南十余县。稍后，日本陆军中央在《察蒙处理纲要》中决定：由“关东军政务指导的范围以察北、察南为范围，必要的情况下负责张家口以西平绥沿线的工作”。 此后，关东军的攻势迅速向内蒙古中西部推进，于9月13日攻陷大同，10月14日占领归绥（今呼和浩特），10月17日攻占包头。蒙古自治军政府总裁德王也跟随日军西犯，在日军占领区内召集各旗保安队组织联合军，以备东山再起。关东军希望通过德王，在新占领区内建立统一的伪政权。10月1日，关东军在《蒙疆方面政治工作指导大纲》中决定：改组内蒙政府为自治政府；确定晋北自治政府的组织要领；由察南、晋北、蒙疆三自治政府派出委员，在张家口成立“蒙疆联合委员会”。根据这一方案，建立包括绥远、晋北在内的蒙疆政权已成为关东军新的目标。  10月4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又训令蒙疆各特务机关遵照执行该《指导大纲》。如在向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发出的训令称：“一、贵官对蒙疆方面政治工作，应遵照附件指导大纲统辖有关机关，担任领导工作。二、关于蒙疆方面的领导，应统辖有关特务机关长处理工作。”具体的“指导大纲”由关东军参谋长拟订，主要内容包括：“晋北自治政府，在当地居民自发趋势形成时，即应迅速成立政府”；“蒙古自治政府，应尽力促其早日成立”；“三政权联合委员会应与各有关特务机关长紧密联系，以期使之尽快设立”；平绥铁路，“目前应由满铁华北支局在张家口设立铁道局管理其业务”；“在确定鸦片、盐务政策时，应特别注意筹划蒙疆方面的财源”；“其他矿山资源的开发，目前龙烟铁矿应以兴中公司为中心”。 根据训令，蒙疆各日本特务机关迅速着手拼凑伪政权。10月15日“晋北自治政府”在大同成立，由夏恭任主席，日本人前岛升为顾问，下设民生、教育、财政三厅，辖晋北13县。与此同时，德王由百灵庙赶赴被日军占领下的绥远省城归绥，以“蒙古各盟旗联军”总司令名义任命各县县长，并开始与日军共商成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事宜。 经反复商讨，德王以“蒙古军政府”名义通知各地于10月27日在归绥市召开“第二次蒙古大会”，讨论建立新政府问题。应邀与会的除“蒙古军政府”、“蒙古军总司令部”等部门负责人和内蒙西部地区各盟、旗王公外，还有原绥远省所属各市、县指派的人员。此外，还邀请了晋北、察南两个伪政权代表，以及日本顾问、特务机关长等。由于日伪双方在政权名称、人员安排等方面意见不一，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亲自与会进行协调，并作出最后裁定。  10月28日，“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宣告成立，政府所在地归绥改名为“厚和”。云端旺楚克（云王）被推为主席，德王为副主席兼政务院院长，李守信为总军司令。政府下设政务、财政、保安三部，另有参议会及政务委员会；管辖范围为锡林郭勒、乌兰察布、察哈尔等五盟及厚和、包头两个特别市。 此时，日军在察哈尔、绥远、山西北部的军事行动取得很大进展，当地伪政权先后建立。关东军对内蒙地区的统治策略因此也发生显著变化。10月1日，关东军司令部制定《满蒙方面政治工作指导要纲》，规定：内蒙军政府改组为自治政府后，由蒙古、察南、晋北三政权各派遣委员，在张家口设置蒙疆联合委员会，以协调处理有关三政权的重大事项；联合委员会以金井章次为最高顾问，并代理总务委员长；三政权范围内的煤矿、铁矿等地下资源和电力等重要产业均由联合委员会统制。关东军控制下的蒙疆政权统治范围，因此扩大到包括察哈尔、绥远、晋北等地的广大区域。 金井章次曾这样解释关东军的这个计划：“对晋北的经济与物资流通等进行调查，发现通过北京、包头间的京包铁路经营的占八成多，通过晋北的大同与山西省会太原之间而进行的交易，只占全部的二成弱。因此，晋北的经济实体与晋南（太原）分离，同张家口、绥远、包头合为一体的做法是很自然的。” 大同地处交通要冲，是山西省财政收入的重镇。当时绥远以西的鸦片从张家口运往北平，须经过大同，其过境税相当可观，阎锡山历来重视晋北，关东军亦不例外。另外关东军对察南、晋北等地丰富的煤铁资源觊觎已久，他们急于将察南、晋北两地都划入蒙疆伪政权的范围。 在关东军的安排下，三个伪政权的代表卓特巴扎普、于品卿、夏恭等七人于1937年11月22日齐聚张家口，商议蒙疆联合委员会的筹备事宜。筹备会议由金井章次主持，并在“为促进蒙疆三政权的相互善邻关系，加强相互关联的产业、金融、交通等重要事项的联络”等名义下，达成了三政权之间紧密联合、共同防共的协议，最后缔结了《蒙疆联合委员会成立协定》，其主要内容有：“本联合委员会称'蒙疆联合委员会’，处理有关产业、金融、交通及其他重大事项，各政权将原有权力的一部分，委交本会行使之”；“联合委员会设总务委员会及产业、金融、交通各专门委员会，其委员由各政权的特派员及其他必要职员组成之”；“总务委员会为联合委员会之代表，并总理本委员会之会务”；“联合委员会设日本最高顾问一名，顾问、参议若干名”；“联合委员会的决议，须得关系委员、最高顾问及关系顾问之同意，始为有效”；“联合委员会发布有关指导、统制，均以命令行之，各政权为援助执行，得分担义务”；“非经各政权之同意，不得脱离本委员会”。 关东军强使这三个伪政权合流，除为掠夺该地区的资源提供便利之外，也意欲增强对平绥铁路沿线的军事控制。为调和各政权之间的矛盾，增强日本顾问的地位，联合委员会不设委员长或其他最高长官，仅以委员会名义组合各政权，而由日本最高顾问金井章次掌控着“蒙疆联合委员会”的实权。  “联合委员会”成立当天，出席会议的伪政权代表向关东军司令官呈送函件称：“一、蒙疆地方的本委员会应处理的一切命令及执行的政务、须适应贵军占领地的军事要求，因此，请求贵军给以大力协助，特请贵司令官在幕后指导方面给予深切的关怀。二、本委员会的最高顾问、参议、顾问及委员会职员中的主要成员，请由贵司令官推荐日满两国人员充任。三、本委员会所管理及统辖的重要交通和重要产业，根据需要，可委托贵司令官指定日满机关分别经营，或合并经营，对此请给以方便。” 接到上述“请求”后，关东军司令官于11月25日复函表示：“拟在我方可能范围内，尽力给以协助。”与蒙疆联合委员会完成秘密换文手续后，关东军和驻蒙日军最终确立了对该组织的领导权。 对关东军擅自扩大蒙疆伪政权统治地域的行动，日本陆军中央颇为不满。尽管如此，关东军仍态度强硬，不断活动，造成既成事实，同时又向上呈报，强调蒙疆必须与华北分开进行指导。12月24日，日本内阁在决定的《处理中国事变纲要》中明确规定：华北临时政府管辖的范围，“大致定为河北、山东、山西三省与察哈尔省的一部分”；“察南及晋北两自治政府，则待机与新政权合并”。26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亲自致电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再次强调：“现在，如把察南、晋北合并到华北，不仅无视既成事实，有失皇军信誉，而且从根本上破坏了以前艰难经营的各项工作。……因此，本军坚决不同意这一决定。”28日，陆军次长梅津美治郎出面答复称：“蒙疆之现状，虽暂且承认内蒙与察南、晋北之关系，但从它们与华北各政权进而与全中国的关系上看，给对华经营埋下了祸根。所以，在将来适当的时期，换言之，在华北政权发展到能够与蒙疆各政权确立关系的时候，再考虑调整与察南、晋北两政权的关系。” 由此可见，日本陆军中央既不想强令关东军执行内阁方针，但又不完全容忍关东军独断独行。这一立场在此后编组驻蒙兵团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早在10月日军攻占大同时，陆军中央见关东军对华北的行动超越了中央指令，即考虑让其撤退，另派军队担任该方面工作。但因察南、晋北地区连接中、苏两国，为避免关东军和华北方面军发生矛盾，最后决定成立“驻蒙兵团”，直属天皇管辖。1938年1月4日，“驻蒙兵团”正式编成，其任务是：“担任内蒙及察南、晋北主要地区的治安”；与关东军作战地区的分界，“为满洲国与内蒙、察哈尔省的交界线”；与华北方面军的分界，“为内长城线及绥远、陕西省境的长城一线，但涞源县属于华北方面军”。 上述安排表面上平息了关东军与华北方面军的矛盾，但由于驻蒙兵团的要员大都来自关东军，关东军对该军仍有很大影响力。1938年元旦，关东军司令官与参谋长分别邀请新任驻蒙兵团司令官和参谋长进行恳谈，要求他们在政策、作战、谍报谋略等各方面不要改变现状。同时，又致函蒙疆三个自治政府，通知他们将秘密换文中的“关东军司令官”改为“驻蒙兵团司令官”，并希望早日“与满洲国缔结有关防共、通商、经济、金融及其他必要的协定，特别希望将贵地重要物资为满洲国优先利用和开发提供方便”。1月14日，关东军司令官又给德王、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及驻蒙兵团司令官发出公函，宣布“把蒙古军的统帅权委托给在蒙疆日本军最高指挥官”。  进入1938年之后，日军进一步对其占领地区内的各伪政权加强控制。同年7月，日本政府制订《从内部指导中国政权的大纲》，明确规定：“在联合委员会或新中央政府之下，在华北、华中、蒙疆等各地，各自组织适应其特殊性的地方政权，给予广泛的自治权，进行分治合作”；“各个政权首脑以下的官吏，由中国人担任……在关键的位置上配置少数日本顾问，或招聘日本人担任官吏，便于从内部进行指导”。据此，驻蒙日军决定扩大蒙疆联合委员会的组织，以增强其统治权。8月1日，日本顾问金井章次操纵蒙疆联合委员会以通过决议的方式，将原来的三个专门委员会扩大为总务、产业、财政等六个部，各部设部长、日本顾问和理事官，部长由三政权代表担任，理事官则由中日人士出任。改组后的联合委员会，从原先单纯协商性质的机构，变为高踞各伪政权之上发号施令的机关，并直接掌管整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 德王是个政治野心很大的蒙古王公，在成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时，他将年老多病的云王推为主席，自己只担任副主席兼政务院院长，因云王不来视事，政府实权就稳操手中。1938年4月云王病逝后，德王继任主席兼政务院长。自治政府虽有日本特务机关长和日本顾问的监督，但在内部事务的处理问题上，他仍有裁决权。蒙疆联合委员会改组后，德王越发感到自己的地位受损，开始表现出抵制的态度。对此，日本当局采取恩威并施的策略，一面以强制手段令其服从联合委员会的领导，同时又邀请他去日本访问。同年秋天，德王利用访日机会积极活动，向日本陆军中央提出建立蒙古国的主张，但未获赞同。随同访日的金井章次也只准他称“蒙疆”，不准他称“蒙古”。尽管受到天皇召见，德王仍很气愤，表现出强烈的不合作态度。 由于德王在内蒙古各盟旗中拥有较大影响力，日本因此没有把他抛弃，而是软硬并用，迫他就范。同年11月，蒙疆联合委员会举行成立周年大会，邀请华北日军和伪满洲国的一批有名人物出席，德王托故不去参加。金井章次焦急万分，派人连劝带吓，硬把他拉到会场。为诱使德王合作，当地日军和特务机关经反复研究，又于1939年4月将蒙疆联合委员会中权力最大的总务委员长一职让给德王担任。 1938年7月和1939年5月，日本关东军在中苏、中蒙边境与苏联红军发生武装冲突，结果均告失败。此后，日军对苏、蒙两国被迫采取防御战略。蒙疆北部地区，恰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毗连，日本将其划为“防共”特殊地域，急于要将蒙古、察南、晋北三个伪政权合而为一，以便统一发挥“防共前驱”的作用。5月8日，驻蒙日军拟订《蒙疆建设基本计划》，图谋“建设强有力防共特殊地带”，并以1941年基本完成为目标。6月11日，驻蒙日军司令官邀请德王、于品卿、夏恭等三个伪政权首脑，正式商谈三政权合并问题。当时，日军已在北平和南京成立了两个伪政权，因而考虑再成立一个类似“满洲国”的蒙古帝国或“蒙疆联合自治国”。  日本内阁兴亚院对此计划进行了专门研究，同意建立“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并于7月28日制定《设立蒙疆统一政权纲要》，其主要内容是：统一政权“采取高度的自治制”；“以亲日防共、提高民生为施政纲领”；“设最高顾问，作为主席的协议机关，以日本人充任之”；“设参议府，作为主席的咨询机关”等等，连使用年号、政府机关的名称都有具体规定。 1939年9月1日，“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正式宣告成立。根据日军内定，推选德王担任主席，于品卿、夏恭任副主席，金井章次为最高顾问。蒙疆伪政府成立当天，公布政府“组织大纲”、“施政纲领”和“成立宣言”；确定张家口为“首都”；采用成吉思汗纪元年号；使用黄、蓝、白、红四色七条旗。经过改组后的政府，增设了蒙古军总司令官、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院长等职。政务院下设置总务、民政、治安、司法、财政、产业、交通等七部，以及牧业总局、税务监督署、榷运清查总署等多个局署(50) 。新政府成立后，一批日本人开始以正式官吏的身份出现，分别担任新政府的秘书长、部长、次长、局长等要职。日本政府还专门设立“兴亚院联络部”，由酒井隆担任联络部部长，以加强对这个新政府的监督。 “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后，原察南、晋北自治政府改为政厅，直隶政务院管辖；原“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所辖的巴、察、锡、乌、伊五个盟，也直隶政务院。其所辖地域大致如下：察南政厅设张家口，辖张家口市及万全、宣化等10个县；晋北政厅设大同，辖大同市及朔县、应县等12个县；巴彦塔拉盟公署设归绥，辖归绥（厚和豪特）、包头二市与五旗十县；察哈尔盟公署设张北，辖八旗；锡林郭勒盟公署设贝子庙，辖九旗；乌兰察布盟公署设百灵庙，辖六旗；伊克昭盟公署设伊金霍洛，辖七旗四县。实际上，当时蒙疆伪政权的势力仅能达到黄河以东的准噶尔、达拉特旗的部分地区。 与其他伪政权相比，“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建立在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因而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即使在汪伪政府建立后，仍能保持相对独立的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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