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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荀彧，字文若，颍川颍阴人，东汉末年著名政治家、战略家。尽管并不如郭奉孝、司马仲达等人般为众所知，但他几乎可以被称作曹操平定北方、统一天下的首席谋臣。 文若一生中几乎没有跟随曹操出征过，大多是在为曹操保守后方，也就是曹操的“根据地”。他也因此不如奋斗在前线出谋划策的谋士闻名，但这并不能削弱他之于曹操的重要性。 首先，文若所守之处即为曹操的立身之本。倘若不能安守该处，休提平定北方，就是不颠沛流离，亦不容易。况且曹操率大军出征时，不知会有多少割据势力觊觎着他的地盘？也不知有多少次逢上近乎于孔明弹琴退仲达时的空城？因而此时必需一位极受信任且足智多谋之人，便是文若。 其次，“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草对于一个军队来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居于后方者还需要做什么？自然是筹措粮草。这样的事萧何也做过，萧何就一直在为打仗的刘邦做着后勤工作。结果最后刘邦统一天下论功行赏时，功劳最大的，不是那些战斗于疆场的谋臣武将，而是萧何。由此，文若的功劳也是不言而喻了。 第三，文若眼光长远、大局观强，被曹操称为“吾之子房”，具有雄才大略。曹操常与他共议国家大事，讨论战略部署，并把几乎所有政事都托付于文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官渡之战曹、袁二军相持之时，曹操几欲放弃，写信给文若问策。文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写信说明二军优劣，言曹军应当坚守，战争形势即将有变——后来就发生了乌巢劫粮之事。试问，倘若没有文若的远见，曹操究竟还能不能胜官渡之战？ 二 “玄德曰：'何颍川之多贤乎！’（司马）徽曰：'昔有殷馗善观天文，常谓群星聚于颍分，其地必多贤士。’”——《三国演义》 三国时期，颍川多出贤士：譬如孔明，譬如文若。官渡之战的一封信足显文若目光长远，而他自然也不止于此。 一次曹操出征陶谦，吕布、张邈借机偷袭兖州，却假称前来协助曹操战陶谦。众人犹疑间只有文若看清事实，急召夏侯惇来协防，诛杀谋反者，人心方安。但刺史郭贡听得煽动，也引兵而来。文若料定郭贡并无战意，只要显出己方之镇定，郭贡必不战自退，便只身赴会，使郭贡引兵而退。——关云长尚且单刀赴宴，文若之遇事不惊、机敏勇敢、沉着冷静，着实令人叹服。 既然被比作张子房，文若在镇静的同时自然也不乏足智多谋，在“二虎竞食”“驱虎吞狼”二计之中足以显现。而且，曹操手下的几众谋士有许多是文若所荐，荀公达、程仲德、郭奉孝、钟元常、司马仲达等等，皆为曹魏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可见其唯才是举、知人善用。 三 文若之死是一个未解的谜团，他究竟是被曹操杀死，还是被逼自杀，亦或是忧虑而死，已经不得而知了。《三国演义》中的说法是曹操欲称魏公、加九锡，而文若力阻，因而被曹操记恨，在征途中寄一空食盒，文若解其意，服毒自杀而死。 但是，不论文若究竟死因为何，不可否认的是当时的他已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局面：一方面他清楚在这样一个兵荒马乱的时代，匡扶汉室、力挽狂澜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只有协助一人打下江山，平定天下，百姓才能和乐；但另一方面，传统的封建礼教束缚着他，使他成为忠心耿耿的汉臣，不愿看到曹操的野心逐渐膨胀。他因而痛苦、忧郁，最终选择死亡来解脱。 这是来自时代的局限性，就连被司马光认为胜于管仲、被曹操认为堪比子房的文若也受其限制，以致进退两难。他所受的正统教育，所处的封建社会，和他的高尚品行，都迫使他“正直”地一心忠于汉室，限制着他，令他无法参透这时代更迭、改朝换代的必然性——假使他明白了，又能如何呢？他也无力去行动，不过只是让他更受着矛盾的煎熬罢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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