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曲——中国油画颜料创制人黄菊森​（二）/ 作者：黄文心 李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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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上海老底子事  忆上海老底子人

诉上海老底子情

——中国油画颜料创制人黄菊森

黄文心  李文华

黄菊森先生

被誉为中国油画颜料制造第一人黄菊森，他是我父亲。

美就是生活，人人都想有个美好人生，可偏偏命运多舛，毫无定数，却又无法诠释。

每个人的命运，有着各自的轨迹，然，时悲时喜，时苦时甜，时起时伏，时顺时逆，捉摸不定的境遇不期相似，期间自然也有飞黄腾达、窦娥沉冤截然相反的极端。纵然也有人明白许多道理，也深谙佛家“命由己造”的禅义，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

主宰命运之手，由不得自己，还是决定于自我呢。

哲学家苏格拉底曾说过：“不被审视的人生不值得度过”。

穿越时光隧道，芸芸众生中寻觅父亲——黄菊森的足迹，“审视”他的一生，纵然解不开命运之谜，但愿能见其端倪，给出一些启迪。

命运，究竟由谁定？

前文回读：

（一）

（二）

相亲

父亲走出青浦到泗泾，是他人生道路的转折；越过江河勇进上海创办金城工艺社，是他事业发展的起点；国货油画颜料制造成功，所获虽不如所望，但也“慰情良胜无”。也许是日夜兼程，马不停蹄一路辛苦，也许是成功后的喜悦，使父亲一直紧绷的心弦瞬间松弛，也许......

父亲病了，病得很重。

父亲身体一直很好，即便偶有不舒，休息过后也就恢复。后来有段时间父亲总觉得特别疲惫，起先以为是前期劳累过度的缘故，也就不把它当回事。过些日子，仍不见好，还出现了低热，热度虽不高，却持续几天不退，并伴有咳嗽。那时，父亲身边只有理中爷叔同住一起。在理中爷叔催促下，才去就医。服了几贴中药，仍不见好转，反而不思饮食，精神一天不如一天。后来索性起不了床，发烧了。

高烧不退，时而头痛欲裂，时而昏睡，有时冷得盖了被子还在颤抖。好几次，在他全身难受的时候，双手拼命抓住床边垂挂的帐子撕扯，嘴里哼哼不绝，急得理中爷叔站在床边发呆，一时不知所措。

疾病折磨着父亲的肉体，心灵在受着拷问，刚起步的事业就此止步？病魔难道就无法降伏？

“侬爹爹那时病得真吓人。”理中爷叔这样对我说。

前来看望他的亲朋好友都为他担忧，然而又无可奈何。不知是谁说了句：“呃要（是否）请张聋甏来看看伐。”

一经提醒，方觉并非山穷水尽，绝望中获得了一丝希望。

张聋甏本名是张骧云，出身上海中医名门张氏世家，以擅治伤寒闻名沪上。中年患病，两耳失聪，以医术精深而诊病不计报酬，口碑载道，出于敬仰，呼为张聋甏。是后，后裔名医，民间街坊皆称“张聋甏”，真名反而鲜为人知。解放后，常听长辈说起药到病除的“张聋甏”，那已是张氏第十二代传人张镜人。给父亲诊治的是张君益，张镜人的父亲。

有了主意，商量停当，毫无耽搁，派人去请。

经张医师诊断，父亲患的是伤寒症。

确定了病症，大家才松了口气，按照张医师的医嘱服了药。喝完第一帖药，父亲的病情就稍见平稳。接着高烧渐渐退去，精神也慢慢地恢复，再经张医师调理又静养了些日子，父亲康复如初。

大病愈后，父亲曾无不感慨地说过：“精湛的科技可以强国，高超的医术可以救人命啊！”

这是在生死线上徘徊过的父亲，在颜料制造事业上能精益求精，不断刻苦奋进最质朴的理由和动力。

一场大病过后，改变了父亲生活轨迹。

在父亲眼里工厂原本就是家，进卧室如同到自己办公室，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写字台换成了可以躺下的床；到车间如同进了房间，只不过人多了些，地方大了一点，家具杂物换成机器、颜料而已，仿佛自己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家。

他不感到寂寞、孤单，有亲人、同乡、朋友和职工朝夕相伴，看着身边的机器设备、原料、成品，会有一种莫名的满足和充实，尤其那些贴有五颜六色商标的罐盒，缤纷多彩，觉得这就是自己的生活，丰富且不单调。

近日弟弟理中的一句话，不知为什么使他心神不宁，打乱了他平时思维的维度和节奏。

“哥哥，侬可以成家啦！”

三十年代，35岁还没结婚算是晚了点，也不能算太晚，可是大病之后的父亲,想的不仅是“老大”身份，更是传宗接代的传统，是推不掉的责任。渐渐婚姻大事就寄居了他思海边隅,涟漪绵绵。

婚姻是个缘分。亲戚、同乡、朋友介绍的都相继无缘。合伙人、同乡刘哲明一次偶然地说起，说是要让女方先见过，姑娘满意才能算数，父亲却接受了这种“傲慢”的挑战。

那个年代自由恋爱虽有实例，但还得不到社会普遍认可，更不要说，婚姻选择权交由女性决定，可父亲就是答应了。不管父亲当时是作何思量，但他终究摆脱了封建男尊女卑的窠臼，走在接受社会新思想的前沿。

如何会面是个难题。公开场合，有碍习俗，家里更不合适。后来，不知谁出了这么个主意：要父亲在女方弄堂口走过，佯装有事，稍作停留，姑娘则在过街楼上面窥看。别出心裁，颇有老式相亲的味道，避免见面的尴尬，又满足了姑娘要求。

要先见过未来丈夫相貌才肯出嫁的小姐叫闵雅芳，小父亲十岁（1909年5月17日出生），祖籍南汇新场镇闵家湾人。她父亲学过医，师从曾是宫廷御医，虽不是画家，但能画一手好画。母亲，开过印刷厂，为人爽直干练。

女方住在金神父路打浦坊（今瑞金二路457弄，现已拆迁），离父亲住地很近，走去没有几分钟路程。过街楼、弄堂口的相亲，被安排好的一场戏，拉开了帷幕。

一个躲在过街楼上，一个徘徊在过街楼下，姑娘明知下面的男人知晓自己正帘窥壁听，但还得小心地目不转睛偷偷地看；父亲明知姑娘在上面偷看，但佯装毫不知情，落落大方，只当没这回事，在弄堂口晃悠。

父亲在过街楼下踱来走去，像似在寻找门牌地址，又像似等候朋友。站了一会，他向前走出几步像似离去，又突然止步，侧身回首，像要找回遗忘了的东西，又像是要再继续逗留，犹豫走得太早。就这刹那间，他抬眼一瞥，见窗牖闪烁明眸一双。

结局据说是以闵家小姐窥看时的嫣然一笑落下帷幕，算是接纳了父亲为闵家女婿。

她，就是我的母亲。

图9.黄菊森先生、闵雅芳小姐结婚照

邻居王烈帆

结婚第二年（1934年），大哥出生，取名濟青。大哥说，父亲曾对他讲起过取名缘由。青，青黄不接之时；濟，为接濟、扶助之意。或许这也是父亲取名的一层含义，教儿子为人之道。

理中爷叔住在我们对门，他隔壁的邻居，叫王烈帆。夫妻两人，有一男孩，和理中爷叔过从甚密，同住相邻二楼，探头隔墙就可交谈，有什么好吃的也在窗外传递，不必楼上楼下地跑。据理中爷叔儿子壮波回忆，“小时候爸爸经常提起王烈帆，讲了些什么，记不得了。”还说，有文字记录的，“曾提到过两个人，王中一和王纪华，都是共产党员（地下党），曾分别介绍爸爸参加战时里弄学校和民主建国会。”

王烈帆同父亲的关系更是十分微妙，捉摸不透。

后来，王烈帆虽然搬出新新里，但是与父亲仍保持着密切联系。

王烈帆的儿子应该比濟青哥稍大几岁，父亲跟我说起过，“侬阿哥的名字和王烈帆儿子的名字是排名的，他儿子叫濟昌。”

父亲给大哥起名濟青，为啥要“排名”，当时我还小，没有问，父亲也没说。

起名，在我国传统文化里，除了含有寓意等讲究外，一般为男孩取名，结构上使用一字相同的方法（排名），通过名字就能明朗孩子间的关系及彰显父辈寄予的厚望。王烈帆同父亲本不是嫡亲弟兄，也没有血缘关系，只是邻居，为了孩子起名，父亲要与王烈帆儿子“濟昌”排名——“濟青”，光从这一点看，父亲和王烈帆之间的关系和情谊，绝非乡邻街坊简单，更似衿契伯仲。

既是排名，取名上一定会有某种特定关联的寓意。

濟，成功，“有君，其乃有濟。”（《尚书.君陈》）意思是人君要有所忍耐，事才能有成。昌，兴盛，“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尚书.《仲虺之诰》）意思是推翻行亡道之国，巩固行存道之邦。

青，比蓝色稍淡的颜色，出于蓝。

可见，王烈帆是期盼以制度建设创建新中国，父亲是寄予绘画颜料制造的突破，以科技发展，实业救国。

“排名”，显扬的是手足情谊，“取名”，洋溢着都是忧国情愫，殊途同归。他俩关系可见一斑。

时间约在一九四八年，王烈帆被捕入狱。父亲得到消息立刻赶去（那时王烈凡开了爿烟纸店）询问情况。说是他家里搜出红色书籍，是共产党。之后，父亲非但没有停止往来，反而常去他家看望，十分关心他们母子生活，主动在经济上帮助、照顾，竭尽弟兄情义。

上海刚解放，二哥曾见到王烈帆坐了汽车到西康路850号来看父亲，临走前还说了句，“你们屋里弄得清爽来。”王烈帆他什么时间出的狱；这是否是他出狱后与父亲的第一次见面；父亲什么时候知道他是地下党的，这些，在子女面前父亲从来只字不提。

上海解放，王烈帆任上海电业管理局副局长。

二哥怀白考取清华大学“压力加工专业”，去北京报到前，父亲跟他说，王烈帆儿子王濟昌在清华教书，你去看看他。巧的是，大学里王濟昌还曾给二哥上过课，可惜二哥没有主动联系。失之交臂，留有许多遗憾。

王烈帆在“文革”中，因为解释不了，被捕入狱，“别人都被枪杀了，为什么你没有死。”的质疑，他经受不起折磨，最后，以自杀作出了回答。

得知死讯，不知父亲是什么滋味！

直到二十世纪末，收到了堂弟壮波发来的资料才恍然大悟：

王中一（1913-1968），又名王烈帆，浙江宁波人。民国二十五年，王中一参加职业界救国会，并在法电车务部职员中成立救国会小组，宣传抗日救国。民国二十六年八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中共法电支部成立，任支部书记。民国三十三年八月，王中一担任中共上海工人运动委员会（工委)委员，参加组建工人地下军，发展抗日力量。

民国三十七年，王中一因进行策反工作，被国民党逮捕，在他家中搜出未按党的指示及时销毁的中共地下党员名单，致使一批中共地下党员被捕，部分中共地下组织遭到破坏。王中一被捕后，在狱中坚持共产党员立场和气节，鼓励难友坚定革命信念。上海解放后出狱，参加上海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工作。不久任中共杨浦区委书记。1953年起担任上海电业管理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1959年11月因历史上曾遭敌搜捕等问题，受到开除党、撤销原有职务的处分。分配到新中华刀剪厂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王中一受到残酷迫害，于1968年4月4日含冤而死。1980年2月得到平反昭雪，撤销对他的处分，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註：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

图10.王烈帆

原来王烈帆就是王中一，可想而知，父亲在我们子女面前，自始至终不肯透露王烈帆与他的关系，自有他的原因及苦衷。

被捕

二哥怀白，比大哥小一岁多，我小二哥四岁。我之前有两个姐姐，一个染上天花，一个得了肺炎，出生不久都夭折了。

“她俩长得漂亮，不像侬凹面冲额角。”父亲笑着还说，“幸亏有了盘尼西林，救了侬。”

原来我小时候也曾患过的肺炎，咳嗽不止，高烧不退，进口的盘尼西林还刚有，一支要一石米钱，每天一针，打了一个礼拜。

“否则你就没有女儿啦！”我笑着对父亲说。

我还有五个弟弟，路光、启明、山城、海针、磐石。海针念初三时患脑膜炎病亡，磐石最小，和新中国同龄。

就在启明弟出生的那年，一九四三年的一天，突然两辆军用卡车开进新新里，停在厂门口，跳下一批身着军装的人，不由分说，进厂就把仓库里的原材料往卡车上搬。那天刚巧父亲不在，理中爷叔欲上前阻止交涉，一身武装的长官，一把推开了他。 

“私藏战略物资，统统充公。”似狼如虎地吼叫。

“这些都是做颜料的原料。”理中爷叔指着正在搬上车的锡块分辨道。

“什么原料不原料,是军用战略物资......你是谁?”

“这里的经理。”

全身武装的长官不容分说朝理中爷叔一记耳光。

“把他一起带走。”对身旁肩挂长枪的说了声，然后径直向门外走去。

这种情况下，没有人再敢阻拦。

不多久，仓库存放的锡、铅、油等原料全被装上了卡车，还拿走不少广告颜料制成品。理中爷叔也被押上卡车，一起带走。

日伪时期，社会动荡，物价日飞夜涨，铅、锡、油是做颜料的原料，当时便宜，父亲趁此机会，一有资金就买，原本跟战事毫无关系，而今被说成战略物资禁买。原料车走，影响生产，眼看要停工停产。

父亲没有想通白天发生的一切，眼前最要紧还是救人。

理中爷叔先前是在商务印书馆供职，工作繁重导致吐血，父亲这才叫他到自己厂里帮忙。当晚，婶娘张佩珠（理中爷叔妻子）也过来同父亲商量，如何搭救。

他们想到了同一个人，我的大娘舅——闵镇华。

大舅妈（闵镇华妻子）是婶娘佩珠的表姐，又是婶娘婚姻的介绍人，所以婶娘和父亲对大娘舅都比较了解，认为他或许还能有办法可以想想。

镇华娘舅是由他表姐夫黄炎培介绍进商务印书馆工作，经过几年的外语学习，他的日、英文口语翻译能力骤增，也结交了一些政界朋友。据其女儿闵有行说，那时黄炎培曾希望他父亲能参加革命工作，只因为胆小怕事而未加入。

父亲和婶娘都认为大娘舅至少可以打听到理中爷叔的消息，便商定由婶娘先与大舅妈讲，请大娘舅出面，设法搭救理中爷叔。

没过几天，消息来了。说“金城”有把广告颜料买给共产党的嫌疑。

既然能打探到消息，就有可能找到门路救出弟弟。于是父亲约请大娘舅来家里商谈。

那天大娘舅是坐了黄包车来的。

“救理中，办法有的，就是要钞票。”大娘舅直截了当对父亲说。

“要多少呢？”

“需要...好几根......”断断续续，似乎不好意思说出口生怕误解，又像是在试探着对方。

“倒不是我要......”

父亲没有回答。他心绪不再像先前那样担忧、焦急，估计人是有可能出得来，难在拿不出金条。他望着眼前的大阿舅，心理盘算着如何解开这个难题。

大娘舅有一个弟弟，结婚后分出去住了，他自己仍同母亲住一起，母亲原来开的印刷厂已经停工关门，父亲吸上了鸦片，自己还有五个孩子要靠他扶养；再说，托人办事，疏通关节总得花费钱财，酬谢人家。

“金条我拿不出。”父亲顿了一下，接着说：“要么，娘今后生活上所有开销，我来负担。”

日常时久，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大娘舅也明白，眼前不要说金条拿不出半根，就连铺铺路的钱，怕一时也难凑到。

“我去办办看。”最后，大娘舅默认了父亲的方案。

经过大娘舅帮忙周旋，理中爷叔终于释放回家，被车去的原料也装了回来，据说理中爷叔在里边吃了不少苦头。

图11.王理中（右）、张佩珠（左）

日后，父亲兑现了他的承诺，生活费按时由位汪姓的跑街先生送去，记得我也曾去送过一次。那天，父亲对我说：“侬外婆毛病蛮重，代侬娘去看看外婆，顺便把生活费送去。”

外婆已是八十多岁，中风卧床。我说要看看外婆，舅妈陪我下楼。进门，只见狭小的一间，一个衣柜，外婆躺在床上，除了我，舅妈只能站在门外。这是我见到外婆的最后一面，也是最难忘的一次。

母亲发病

山城弟出生第二年的年初，我刚上小学一年级。放学回家，走进新新里，就看到好多人围在我家门口，好像发生了什么事。走近才知道，说是我母亲从楼上窗口跳下来，幸亏被父亲抓着了她棉袍子的下摆，旗袍分叉也被撕开，直到袖筒，人悬在半空，邻居帮着拿来被单，在下面张开托住，才算把母亲救了下来（据有行姐说，下面帮忙用被单救人的几个是流氓，解放后被镇压。）我赶紧上楼，来到母亲房里，见她坐在床沿口，有的按住她，有的在劝慰她，母亲嘴里还在不断地嘟囔。我不懂为什么母亲会这样，听大人说，这是一种精神病。

父亲房内窗前置有一张坐榻，父亲说，他和母亲正在窗前，跪向苍天祈求平安。母亲突然站起来跨上坐榻，爬窗要跳楼，父亲及时起身才得救。

好端端怎会生这种病，没有一点症兆，突然得令人难以置信。

十多年来，我们全家一日三顿就餐，都是在厂里，跟工人一样的饭菜——“四菜一汤”，惟母亲偶尔自己再添烧一、两只菜。事业上他们守望相助，生活中情爱弥笃。刹那间，母亲却精神崩裂，究竟病起何因！

父亲颜料生意的快速发展，外面谣言也随之而起，说有人要绑架黄家的两个儿子。

有叫林郎的工人，给父亲暗通消息，说后弄堂黑社会的一流氓要他带“两孙子”交给他，绑架大哥和二哥。得此信息，父亲决定不让他俩再去学校上学，于是请了位老师，就在家里上课。大哥当时念小学四年级，二哥低他两级。林郎怕遭流氓报复，离开了金城工艺社，去了建筑工地。这样，有三年时间，大哥、二哥不出门，街上不露面。等大哥小学六年级读完，要上中学了，如果仍在家里继续请家教，父亲觉得总不是一回事，因此，由家教老师想方设法为大哥、二哥开了学籍证明，介绍进正规学校上学。

大哥、二哥走出家门重返学校，母亲肯定为此一直提心吊胆，每天担心着他俩的安危。这是否会是母亲发病的诱因呢。

听父亲说，母亲十分能干，还有一手好厨艺，她有时会加烧一两只菜，为父亲改善口味。个性也强，有点像外婆，外婆办工厂，她喜投资，却不很顺当。

一次，母亲带着我去了一家药店，那时还小，只记得母亲因为没有拿到投股的股息，与老板争了起来，很不开心，一路气鼓鼓回家。是否会经济方面原因，遭受挫折，使她心绪不宁，心烦意乱，诱发成病呢。

大舅妈也曾对我说起过，母亲十四、五岁时，有过一段时间，整日寡欢不语，外公请来他的先生御医诊治。愈后，御医说，今后她的婚姻，千万要由她自己看中。

原来过街楼下的相亲，还藏匿着这样的缘由，那么，它是否会是母亲发病的先兆呢。

导致母亲得病的原因，已经不再重要，往后将失去享受惟母爱能给予的一切，才是我和兄弟们的不幸和伤痛。

以后，母亲几次进出医院，时好时坏，日常有序的家庭生活被打乱了。

康定路632弄一处房产（康德浴室）是父亲一九四0年顶入，为金城工艺社新增的厂房（称一厂），离新新里较远，由奶奶（我祖母）和父亲最小弟弟黄寿年（小父亲二十岁，我们叫他小爷叔，由父亲供给毕业于国立高等机械学校）一起住在那里，小爷叔负责工厂日常管理，并设立实验室研制几种基础原料。同住的还有乃民哥。

图12.康定路632弄平面图及金城工艺社康定路632弄（分厂）平面图

乃民哥是父亲大弟黄寅生的儿子，八个月大时父亲病故。在一次奶奶去北桥看望他们母子俩时，见到乃民坐在桥头栏杆上，双脚荡空，嬉笑玩耍，看了着实危险，因母亲忙于田间农活，也只能仿佯于野。奶奶回来跟父亲一讲，父亲就说，“只要弟妹愿意，就拿小囡领出来。”

乃民哥大我两岁，到了上海，父亲安排他住在康定路，由小爷叔照管。

新新里这边，父亲忙于厂里事务，无暇顾及照看我们几个孩子。母亲也因孩子多，照顾不周，脾气变得急躁易怒。路光弟记得，一次母亲对他说，她要睡会儿，不要弄出声响。小孩子怎么做得到长时间静坐，总要走动，再微弱的声音，对难以入睡的人，总是一种揪心的声响，结果被母亲打骂了一顿。

路光以后就被放在三楼晒台搭建的厨房间，由饭师傅带看，饭烧好，师傅会赏他一块锅巴。吓人的是那次，他看到两只淘米洗菜的大水缸，水龙头在淌水，爬上去想关龙头，水缸的边很窄，重心一不稳，跌进了缸里。亏得饭师傅发觉，及时把他抱出来。

母亲病情时有好坏，年幼不懂事的弟弟，影响着母亲的休养，父亲就把路光、启明送到康定路632弄一厂住。济青哥是奶奶喜欢的长房长孙，所以在他读初中时，就和奶奶住在一起，读高中才住到西康路850号厂里，山城寄养到画家钱鼎家里，如此安排，一直维持到上海解放。

迎接解放

父亲从赚钱养家为目的，到梦想拥有自己耕耘的一份田地，实现自我价值。之后，升华为欲以实业强国，具有改变更多人命运的观念，这同他长期接受进步思想，早期受中华职业教育社江恒源先生的影响紧密相关。以后，王烈帆与父亲长时间地交往，不经意地促膝欢谈，结下弟兄情谊，潜移教化了父亲，使他能够逐步成为一名爱国的实业家。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在重庆成立。创始人为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等。成员主要是爱国的民族工商企业家与他们有联系的知识分子。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二月十日，父亲由著名爱国人士沈文肃和王纪华（共产党员）介绍，加入“民主建国会”（会员编号：54号）。

图13.民主建国会入会志愿书

一九四八年五月民主建国会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号召，派代表赴解放区参加筹备工作。可见，父亲是满腔热情、真诚期盼共产党领导，建立新中国，让如他那般原本穷苦的广大劳动民众，都能享有美好的生活。

父亲弟弟黄理中，也在同年加入了民主建国会。

临近解放的几年，上海百业凋敝。对政治前景的各种猜测，纷杂信息的流传，影响着工商界。不是所有的工商企业主，都像父亲一样，坚信一个目标，义无反顾，没有一丝撤离的念头，反而信心百倍揎袖攘臂准备再显身手。父亲是犹如当年初进上海，意气风发，信心满满。

一九四七年年底，父亲购进西康路850号房产，占地面积1427平方米，准备在花园里建造四层楼房，作为生产油画颜料的基地。

图14.西康路850号（总厂）示意图

过了年，我和二哥随同父母一起先住进西康路850号新厂房。

此时，突然发生两件出于父亲意料不到的事情。

粹华里妈妈向父亲提出，退出股份。理由是伯伯去世后，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希望多些经济收入。父亲自然爽快应允，况且股份也不多。

另一桩是，大股东刘哲明提出，要查看厂里的账目，父亲自然允应。查账后，提出要撤出全部股份，这是父亲始料未及的。厂的唯一最大股东，他的退出，不仅会影响其他股东情绪，更会对经营造成极大的影响。况且时局动荡，经济不景气的档口，刘哲明的举动，犹如一锅刚要煮开的水，被釜底抽薪。

刘哲明为什么要退股呢。论关系，算是多年的知交，无话不谈的同乡、朋友，父亲百思不解，问其原因，也得不到一个知心的交底，只是一味推说急需资金而已。

“倘然不是股东，目前他急需要资金，我也应该出手相助，何况他是取回自己的钱，更没有道理阻拦。再说，当年创建颜料厂的时候，毫不犹豫出资巨款支持，没有他的相助，哪有今天的发展。”父亲想到的是刘哲明的危急和对自己的恩惠，故不再追问退股原因，而是设法赶快凑足资金，帮他解决燃眉之急。尽管父亲心里明白，刘哲明撤股将会造成一时资金短缺，影响工厂生产，然而，父亲待人宽容的准则、厚植于心的“诚信”，始终融贯在他行为之中。

其实刘哲明担心的，不是父亲在商场上的拼杀能力，而是共产党来了，会不会对私有财产实施所谓“共产”。他对父亲从朋友处听来的消息存疑，他知道民主建国会和中华职业教育社是怎样性质的组织，他也知道黄理中和厂里原料被羁押的事情，耳闻“金城”同共产党做生意的事，也偶遇过王烈帆，所以对父亲的任何解释和说明，疑虑不消，没有父亲那样乐观。他的所见所闻，是人家都在收缩规模，抽离资金，甚至设法转移香港。被迷雾遮住的即便说是仙境，也要等到日出雾散时，眼见为实。

刘哲明不会在已经被涂抹过颜料的画布上再去作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他对父亲没有做任何解释和劝说，讲了也是枉然。

撤股风波终于有惊无险地过去。父亲说，“我成了大股东。”

西康路850号的造楼计划就此推迟。

也是在解放前夕，一天下午，大姨妈突然到来，这是次影响两位哥哥今后人生道路的造访。

姨夫原本在洋行工作，后来有一段时间，不知什么原因，经济陷入窘境，大姨妈就带了孩子住到新新里，依傍父亲克艰纾难。我只记得和他家最小的男孩裘弟玩得最好。过后，姨父在外籍朋友的协助下，移居了香港。

大姨妈十分了解父亲的思想，热爱自己开创的颜料事业，以致废寝忘食，亲戚中也都知道父亲思想进步，不满国民政府的腐败，深信共产党的主张和许诺，他不会做任何防范的准备。所以大姨妈不与父亲谈论变化不测的局势和可能发生的状况，只从亲属间的关爱表示了她的想法：

“你厂里的事情繁忙、辛苦，小囡又多，雅芳妹身体又不好，需要多休息，是否帮你带忒（走）一个小囡，老大或者老二，先去香港补读英文，以后再看。”

“还是让他们留在国内，为国家出力伐（吧）。”父亲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

我们从小耳染目濡父亲的践行，接受着他的“要有远大志向，志在四方”报效祖国的训言。对大姨妈的答复，是父亲肺腑之言，绝不是不领大姨妈情意的一句托辞。

大姨妈的一番话，父亲听着有点惊愕，简直不可思议，只有他的颜料产品包装上印有Made in China,从来就没有想过让孩子“出国”。父亲看到的是颜料事业日益发展的势头，原本洋货充斥的颜料市场，如今国货崛起，已经可以出口与洋货抗衡，他意气扬扬，信心十足，收纳别人离家抛售的房产和廉价原料，扩增厂房；在他面前还展示着，王烈帆给他绘述的，即将建立能为劳苦大众谋取福利的新政府远景，他日思梦牵的盼望，终将成为现实，国强民富指日可待，此时的父亲岂肯放走来日能为之出力的帮手。

父亲所想，到来的将是政通人和的新社会，应该尽力支持她的诞生。强烈的翻身感提升为精神层面的理想，要为建设未来的新中国而出力。

时移境迁，父亲原本赤手空拳，至今拥有了三处厂房，两处地产，占有一定生产资料的大股东，社会地位悄无声息地发生了变化，不再是革命依靠的对象。

这一切的变化，搞实业的父亲怎么会懂哦！

父亲正满腔热情，怀抱童真般的喜悦和憧憬，迎接上海解放、新中国的成立。

图15.金城工艺社同人庆祝上海解放一周年纪念合影照

【未完待续】

鸣谢：黄文心、李文华赐稿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