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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藏寺碑》，全称《恒州刺史鄂国公为国劝造龙藏寺碑》，原石今在河北省正定县隆兴寺内。隋开皇六年(586)立。碑通高324厘米，宽90厘米，厚29厘米。碑阳正文30行，行50字。正书。碑阴及左侧有题名。碑额呈半圆形，浮雕六龙相交。 
龙藏寺碑拓 碑下原为长方形石座，1987年在原址将碑抬高并建碑亭，在清理过程中，发现碑身下长方形石座并非原座，同时在石座下又挖出缺首龟趺座，遂将碑身下部粘接17厘米后立于龟趺之上。据光绪元年《正定县志》载:"龙藏寺碑并阴，张公礼撰并书，开皇六年十二月立，今在隆兴寺。"《龙藏寺碑》用笔含蓄，结构峻整宽博，平正秀雅，有一种肃穆恬静的韵味，可谓融婉丽华美和古拙幽深于一体，具有独特的气韵风神。它是从魏晋南北朝至唐，在书学之递嬗上具有重要价值的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被称为“隋碑第一”。
《龙藏寺碑》是隋开皇六年首次扩建龙藏寺时所立。碑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首先从崇佛下笔，谈修行的途径，驳斥认为佛乃虚妄之说。而后笔锋一转，用一小段文字谈到古时的毁圣灭佛，由此引出大隋王朝的兴起为佛教带来了新生的描述。第三部分，描写了龙藏寺的地理位置、王孝仙的出众才能，以及龙藏寺改建后的华丽和宏伟。正文之后是颂词，用韵文的形式，对全文加以概括。碑文近1500字，采用了六朝骈文的形式，虽在叙事方面比较空洞，但词藻典丽华赡，结构严谨宏阔，具有较好的抒情性和形式美。
龙藏寺，今称隆兴寺，俗称大佛寺，位于今河北省正定县城内，西南距石家庄市约13公里，是我国现存时代较早、规模较大、保存较完整的佛教寺院之一。据《龙藏寺碑》碑文记载，龙藏寺于隋开皇六年之前已经草创，开皇六年，恒州刺史王孝仙到任后，“奉敕劝奖州内士庶壹万人等”捐资扩建，并立此碑。唐代，此寺更名为“龙兴寺”。北宋开宝初年，宋太祖赵匡胤征讨北汉，巡视至此，敕命在寺内铸造高达七十三尺（约今二十多米）的千手观音菩萨铜像一尊，并造大悲阁覆之，“大佛寺”之名由此而来。此后各代，寺阁及佛像又屡经重修。元代高僧胆巴大师曾在此寺任住持，赵孟頫所书《胆巴碑》即为此寺而作。另据清雍正《畿辅通志》卷五二正定府隆兴寺条记载，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此寺再次大规模重修，并定名为“隆兴寺”。康熙五十二年（1713），由康熙帝御制碑文并刻石，当时寺内有御书匾额达十九处之多。该寺现存除大铜佛外，还有宋代建筑摩尼殿、倒座观音、转轮藏、千佛墩等古代遗迹。
《龙藏寺碑》是正定大佛寺九绝之八 ，是我国隋代重要碑刻。它上承南北朝余风，下开初唐书法诸家先河，被康有为誉为"此六朝集成之碑，非独为隋碑第一也"。隋朝承袭了魏晋的余风和六朝的风格，理清了书法用笔与结体之理，作了一番大加工，篆、隶销声匿迹，惟独楷书盛行于世，楷书成为一种极其规范化的标准书体，它开创唐朝正书的先河，对唐朝写正楷的一派影响最深，其功劳也最大。有人说它为《九成宫》、《孔子庙堂碑》开了先河，有人说此碑为褚遂良、薛稷书法风格作了铺陈。可以说唐代书风在此已初露端倪。宋欧阳修《集古录》卷五评此碑云：“字画遒劲，有欧虞之体。”清包世臣《艺舟双楫》云：“《张猛龙》足继大令，《龙藏寺》足继右军，皆于平正通达之中，迷离变化，不可思议。”清杨守敬《平碑记》云：“细玩此碑，正平冲和处似永兴（虞世南），婉丽遒媚处似河南（褚遂良），亦无信本（欧阳询）险峭之态。”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称：“隋碑渐失古意，体我闿爽，绝少虚和高穆之风，一线之延，惟有《龙藏》。《龙藏》统合分隶，并《吊比干文》、《郑文公》、《敬使君》、《刘懿》、《李仲璇》诸派，荟萃为一，安静浑穆，骨鲠不减曲江，而风度端凝，此六朝集成之碑，非独为隋碑第一也。虞、褚、薛、陆，传其遗法，唐世惟有此耳。中唐以后，斯派渐泯，后世遂无嗣音者，此则颜、枊丑恶之风败之欤！观此碑真足当古今之变者矣。”
在欣赏和研习《龙藏寺碑》时，要掌握此碑的书风特点。1、用笔方圆兼施，藏露合一，动静结合。此碑在用笔上，不像北魏前期书风方正，也没有中期一些碑的纯圆笔。而是方圆结合，藏露合一，显得挺拔劲秀，，为初唐书风开了先河。2、结体疏朗端雅，方正宽博。字形较扁，长橫平稳，中正宽博，和穆凝重。3、书风质朴灵秀，蕴藉淡雅。此碑以北碑书风为基调，融入南方遒润的书风，寄灵秀于质朴，寓蕴藉于淡雅，温和宁静，翩翩有致，洒脱俊逸。是碑帖结合得很好的典范，对学习楷书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清 李鸿裔临作 
清 陶浚宣临作 
王冬龄临作
翁志飞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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